作者｜袁一丹
箭弦文章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次年5月解至南京，關押於老虎橋監獄。獄中周氏作打油詩度日，後來結集為《老虎橋雜詩》。這批規模不小的獄中詩，大多心氣平和，或感懷往昔，或追憶兒童生活；但也有極辛辣怨毒，“缺少溫柔敦厚之致”的“箭弦文章”，透露出周作人身陷囹圄時的心緒起伏。
《老虎橋雜詩補遺》（即《忠舍雜詩》）題識寫道：“前錄雜詩多所遺棄，近日重閱，覺得亦是前塵夢影，遺棄亦屬可惜，因復加甄錄數首，其比較尖刻者仍在刪薙之列，唯首尾二章仍其舊，蓋所謂箭在弦上之勢也”。明知“尖刻”，有違詩教傳統，為何不忍捨棄？試看《忠舍雜詩》首章，題為《騎驢》，詩云：
倉促騎驢出北平，新潮餘響久銷沉。
憑君篋載登萊臘，西上巴山作義民。
值得注意的是詩後的一條自注：“騎驢系清朝狀元傅以漸故事，此乃謂傅斯年也。”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清朝開國狀元，因身形肥碩不便騎馬，常騎驢上朝。順治帝賜《狀元騎驢圖》並題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驢如飛”。周作人《騎驢》詩後兩句，則化用南宋筆記《雞肋篇》中登萊義民食人肉的故事，諷刺忠義之士的假面背後躲著野蠻的食人者。
這首不忍刪薙的“箭弦文章”，頗有“掐臂見血”的痛感，指向抗戰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主導教育復員工作的傅斯年。周作人對傅斯年的惡感，不止獄中這一兩首打油詩，詩中不得不發的怨氣直至建國後仍未消退。1950年6月作的《〈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斥傅氏為“偽君子”、“‘蔣二禿子’的幫兇”，說他“始終打著北大、蔡孑民、胡適之的旗號，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務的工作”。該年12月傅斯年以腦溢血猝死於臺灣，周作人還不依不饒，繼續作文揭他的老底：以黃侃門生的資格參入《新青年》陣營，痛罵秋水軒一派的文筆，枕頭底下卻藏著一本《秋水軒尺牘》云云，視其為舊文學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細。
風雨欲來
按理說傅斯年是周作人的學生輩，周氏為何對一後輩大動肝火，其怨氣由何而來？周、傅二人之交惡，起因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教育復員及接收偽北大的風波。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師生分批南遷，與清華、南開合併為西南聯大。與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相對的，是日偽扶植的“偽北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後，偽北大成為周作人最後的避風港。7月底周氏本已送還了偽北大的聘書，8月20日又同意就任文學院國文系主任一職。據鄧雲鄉回憶，其時重慶接收人員尚未北上，偽北大在8月末照常註冊開學，周作人為文學院開的課是“佛典文學”。9月13日周作人日記稱“上午九時往文院，十時上課一小時，收本月款”；9月27日仍“往文院上課”，10月19日“上佛教文學班”。但在鄧雲鄉記憶裡，9、10月間周作人雖每日仍坐著白銅飾件的自用洋車到沙灘紅樓來，卻並未上課，課是由老友許壽裳之子許世瑛代上的。
抗戰勝利、北平光復後，曾出任偽職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悔恨，還是忐忑不安？據留居北平的常風回憶，1945年9月15日《華北日報》頭版頭條登出國民政府任命的接收平津兩地各部門的大員的名單，二人閒談中，周作人提及《華北日報》上接收大員的名單，說：“（沈）兼士是文教部門的接收大員，如果能見到他，我倒想請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 常風注意到，周氏說這話時“還是和平時一樣微笑著，坦然自若”，彷彿“目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對他竟然毫無關係似的”。
周作人的這種鎮靜，或者說天真的樂觀，未必是人前的偽裝。抗戰時期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對1945年8、9月間的周作人日記很感興趣。因為8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戰盟國無條件投降之時，而9月底又是國民黨北平當局進行肅奸大規模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當然知道難逃此劫。這一個多月以待罪之身，他究竟做了什麼？在周黎庵看來，是很有意味的事。據周黎庵所見之《秋鐙瑣記》，在那四十多天的自由生活中，周作人還是照常逛琉璃廠舊書鋪，照常收購書畫古玩，表面上鎮靜自若，一點不露風雨欲來的恐懼情緒。這也可以與常風的觀察相印證。
讓周黎庵記憶猶新的一點是，周作人這一時期購置的書畫，多與“性”有關。有一篇日記中提到他買到了一幅《宋太宗強幸小周後圖》，實際上是一幅工筆精繪的春宮圖，畫四個宮女捉住小周後的手足，宋太宗襆頭紗袍，站在小周後身前。這則日記一反過去流水賬式的記法，周作人細寫了許多李後主與小周後偷情，以及入汴後小周後每次逢召入宋宮，出必唾後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為，周作人自是研究性心理的專家，在這幅春宮圖中，“性”指代的是“一旦歸為臣虜”的倫理困境。
不堪得說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日記謂“擬寄信諭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說，故且止也”。 “諭”字已端出上告下的姿態，但什麼事令周氏欲言又止，他為何要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上給遠在西南的傅斯年寫信？10月7日周作人日記稱“寫致傅書了，以稿示紹原，但仍不擬寄去也”。江紹原系苦雨齋四大弟子之一。向來寫文章不打草稿的周作人，為何要將寫給傅斯年的信稿先給身邊親近的弟子看。信既然已經寫好了，為何不打算寄出去，周作人到底在顧忌什麼？10月8日周氏“上午抄改傅書，擬仍託空郵寄去”。9日“上午抄致傅函”，寄給原北大校長蔣夢麟。10日“印抄致傅書一份，擬寄給朱騮先教部長一閱”。朱騮先即教育部長朱家驊。同日下午“又抄一份訖，擬存”。11日“寄朱騮先、傅斯年信”。從10月6日打算給傅斯年寫信，到11日正式寄信，周作人猶豫再三，可見信中所言之事確實“不堪得說”。此信除寄給傅斯年外，還先後抄送給原北大校長蔣夢麟、教育部長朱家驊，並自家存底一份，可謂慎重其事。而這封信正是周、傅二人戰後交惡的導火索。
從近年整理出版的《傅斯年遺札》三卷本中，筆者尚未發現與此信直接相關的線索。去年12月有機會赴臺灣“中央研究院”調閱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傅斯年檔案”，然而在傅斯年圖書館提供的紙本目錄中，也沒有找到這封信的蹤跡。但幸運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中，存有此信的一份撮述。這頁檔案被歸入“人才人事”系列，“周作人”名下僅有此頁材料，檔案號為77220/2880。“來文機關或姓名”一欄填的是周作人，“文到日期”為“卅四、十、廿六”，即1945年10月26日。此頁檔案上注有“原函特存”的字樣，表明周作人抄送給朱家驊的這封信“見特存卷”。雖然目前尚未見到“特存卷”中周作人致傅斯年的原函，但據朱家驊檔案，該信要點如下：
一、聞傅孟真君在教育復員會議中主張新定辦法，學校停閉，學生重行甄別分發，稍涉苛細，如能賜予救濟，萬眾感戴。
二、弟留滯北方，辱在泥途，唯自問對於中國略有所盡。
三、抄致傅函，請察閱。
信末註明寄信地址：“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這頁檔案貼在一張稍大的“教育部用箋”上，箋紙上印有“1946.8”。
李逵打先鋒
除了為自己“事偽”辯解，周作人信中首先批評傅斯年在教育復員會議上的主張“稍涉苛細”，這或許是促使他“寄信諭傅斯年”的動機。1945年秋傅斯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抗戰勝利後，文教界面臨著學校回遷、淪陷區與大後方的教育資源重新整合的難題。在這一非常時刻，傅斯年“貿然代理”北大校長一職，自知是“跳火坑”。他向友人訴苦道：“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帳，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是傅斯年掌校期間的基本“國策”。對於民族意識極強的傅斯年而言，使其“鬥志奮發”的北大之敵，無疑是打著“北大”招牌的偽北大，及盧溝橋事變後“留滯北方、辱在泥途”的偽北大教授。
傅斯年接手北大代理校長一職後，卻沒有即刻北上，9月上旬一直在重慶積極參與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的籌備工作。他向友人透露：“此間事，看來與北大無關，實皆息息相關，故教育會議不得不努力”。從周作人的反應可知，傅斯年在教育復員會議上的一番努力，確實關係到北大戰後之運命。9月20日教育復員會議揭幕，21、22日分組審查，第一組審議關於內遷教育機關之復員問題，傅斯年為召集人之一。會後他向夫人俞大綵倒苦水說，從20日正式開會到25日，“發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幫騮先（筆者注：朱家驊）忙，結果我捱許多罵”，“事實是，騮先好與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聽”，“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事由我負責，一次教育會，弄得我成眾矢之的。重慶再不可久居矣”。這封家書道出教育復員會議上傅斯年在臺前幕後的影響力，尤其是教育部長朱家驊對傅氏的倚賴。老友蔣廷黻調侃傅斯年大包大攬的辦事風格，戲封他為“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由這一長串封號，可知號稱“傅大炮”的傅斯年在戰後教育復員工作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在胡適回國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這個辦法，用傅斯年自己的話說，是“宋江出馬，李逵打先鋒”，一個唱紅臉，一個扮白臉，有利亦有弊。傅斯年明知是火坑，還要縱身跳下去，因為對戰後的北大而言“此時關鍵最大”。文教界對“黑旋風”反應不一：“校中同人，高興得要命，校外關切者，高興得要命。一般社會，未嘗沒有人以為來勢太猛，因而疑慮”。對於北大內部，特別是國文系的狀況，傅斯年的看法是：“孫子書、孫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節（三人似可擇聘）”，“此係絕對有辦法，但主任無人。”明顯把時任偽北大國文系主任的周作人排除在外。傅斯年去信催促胡適趕緊回來，他用半開玩笑，半是威脅的口吻說：“我這幾個月必然鬧得空氣很緊張。非先生早回來，有出大岔子之可能。”
又聞巷內驢鳴
北大回遷，矛盾重重；教育復員，前景亦不明朗。在這一過渡時期，身兼“太上教育部長、太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太上北大校長”三職的傅斯年，精神處於極度的不安與緊張中。傅斯年向胡適交底說：“騮先性情倔強，能支持到何時，全不可定。北大事騮先絕對支持”，“無論前途如何，我們抖起精神去幹，總可以比得過（outlive）這些妄人”。在北大的事情上，傅斯年自信能得到教育部長朱家驊的“絕對支持”，但教育復員不僅關涉到北大一家的利益。如何處置收復區的偽大學、偽教授、偽學生？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太上教育部長”便與教育部長存在分歧。
1945年11月教育部長朱家驊赴京滬平津等地視察教育復員情形，方才意識到“收復區學生眾多，就學問題確甚嚴重，尤以各地四鄉治安未復，失學青年日增，亟待安置救濟”。如何安置這些面臨失學的“偽學生”，據11月28日《申報》報道，北平各大學一律改稱“補習班”，如偽北大文學院改第二補習班，主任鄭天挺，待補習完畢，則與回遷各大學合併。對於教育部發明的“補習班”這一緩衝裝置，正統意識甚強的傅斯年大為光火，他在家書中抱怨：“北平方面，弄得極糟。騮先去，因環境空氣，軟化了。我欲去糾正之，他不讓我去。”可見在偽北大的處置上，朱、傅二人未必步調一致，傅斯年急於為北大爭正統，而朱家驊作為一部之長，為穩定大局不得不有所妥協。
以補習班的名義吸納偽學生、偽教員，無異於變相承認了偽大學的合理性，傅斯年即刻對朱家驊的態度“軟化”進行糾正。據北平各報載11月30日重慶專電，傅氏已由昆明返回重慶，準備飛赴北平，同時對記者重申了其對偽北大的處置辦法：
偽北大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至於偽北大之學生，應以其學業為重，已開始補習，俟補習期滿，教育部發給證書後，可以轉入北京大學各系科相當年級，學校將予收容。
傅斯年雖然態度強硬，但仍將偽教員與偽學生區別對待。12月7日傅斯年在重慶向《申報》記者更詳盡地闡述了自己在偽北大問題上的立場。他強調專科以上學校須要為下一代青年對於“禮義廉恥”四字，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並指出偽北大教授與北大毫無關係，因為七七事變後北大教員分批內遷，除周作人一二人外，留平的少數教員亦均轉入燕京、輔仁等教會大學任職。傅斯年以北大代理校長的身份公開聲明：
自大觀點言，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明春返國之胡適校長，以及北大教授團體，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本人意見，完全一致，無論現在將來，北大均不容偽校偽組織人士插足其間。
這篇談話最後，傅斯年再度以朱家驊作後盾，堅稱“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此點已獲朱部長同意”，其目的在“求確保北大幹乾淨淨之聲譽”。傅斯年這番表態徹底堵死了周作人的後路，難怪周氏日記稱：“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內驢鳴，正是恰好，因記之文末。”將傅斯年的談話比作“驢鳴”，是暗用明遺民傅山的典故：“此乃驢鳴犬吠，何益於國家？”
兩腳羊
傅斯年並沒有公開回應周作人的“求情信”，但從他對偽教員的處置辦法可知，絕不會念及往日的師生情分，在北大復員後為周作人留一席位。被“掃蕩”出北大，等待周作人的是大規模的漢奸搜捕及更嚴格的漢奸審判。1945年12月5日晚，北平首次搜捕漢奸，就逮者約二百四十名，包括王蔭泰、王克敏、王揖唐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首腦人物。北平當局此次逮捕漢奸的標準，為只問行為、不問動機。周作人被捕時據說堅決不承認自己是漢奸，或許如他致傅斯年信中所言，“自問對於中國略有所盡”。且不論“中國”之所指，周作人反覆剖白“吾所用心”，則是純粹的動機論。
12月7日傅斯年在偽北大問題上的公開聲明，有先斬後奏的嫌疑，未必得到教育部長朱家驊的“絕對支持”。12月13日傅斯年得知偽北大教員要求聘書，並得到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的同情，致朱家驊急電謂“如李主任對此輩偽校教員再讓步，以後各收復區教育政令皆不能實行，不特北平而已”。
1946年初北大可以說是“兩頭著火”。傅斯年家書稱，昆明這邊正鬧學潮，而北平方面辦補習班，“大妥協”，“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他決心“掃蕩”偽教員，決不為北大留下隱患。傅斯年坦言，在矛盾叢生尤其是人情與法理衝突的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接收偽北大，牽涉到偽教員的生計、偽學生的前途，再加之中央與地方的角力、教育部接收政策的反覆，勢必是場惡仗，這也就是為何宋江出馬前，要派李逵打先鋒。
1946年4月5日傅斯年跟同事湯用彤分析形勢說，西南聯大解體後，清華、南開可走、可不走，北大則沒有選擇的自由。因為北平有幾千學生，假如補習班不斷然結束，必然會“反客為主”。這些學生必要求掛起北大的牌子來，偽教員又必因繼續開班而留任，甚至要求正式聘請。眼下政府權威一落千丈，地方勢力已準備讓步；若沒有朱家驊的支持，教育部也極可能妥協。所以北大之存亡，在傅斯年看來，取決於能否儘早回遷。如果不趕在1946年暑假復員，恐怕偽北大借屍還魂，搖身一變，也許客氣些，叫“北京大學分班”，或更客氣些，叫“北平臨時大學”，無“補習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簡稱“北大”，“從此據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儀器，而以正統自居”！於是北大以偽教授為主體，“尚堪問乎”？
5月4日傅斯年由重慶飛抵北平，主持北大遷校事。7月胡適回國，9月接任北大校長，傅斯年終於跳出火坑，結束了“為人拉夫”的苦差。而此時周作人已在南京老虎橋獄中，只能靠打油詩發洩他的怨嗟：
哀哉兩腳羊，束身就鼎鼐。猶幸制燻臘，咀嚼化正氣。
食人大有福，終究成大器。講學稱賢良，聞達參政議。
千年誠旦暮，今古無二致。舊事儻重來，新潮徒欺世。
“兩腳羊”云云，仍是沿用南宋筆記《雞肋編》中義民吃人的故事，被食者中“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女少艾者名之為美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周作人《老虎橋雜詩》題記自稱“猶幸制燻臘，咀嚼化正氣”兩句，彷彿是神來之筆，“可以算是打油詩中之最高境界”。“食人大有福”至“新潮徒欺世”，均針對傅斯年而言。在自比於“兩腳羊”的周作人看來，昔日新文化運動的學生領袖、《新潮》月刊的發起者已躋身“食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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