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至1946年間,由於戰事所迫，中國知識界的一次群體性南渡西遷，使寂寂無名的李莊一度成為與重慶、昆明、成都並列的四大抗戰文化中心。在此定居的學者中，有傅斯年、李濟、梁思成、童第周等現代學術史上泰山北斗似的一流人物。
李莊，一個在中國版圖上，用針尖都無法確指的彈丸之地，偏安於四川省南部的群山峻嶺之中，坐落在宜賓市郊的長江南岸。得益其便捷的水道交通，李莊歷經千年，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座繁盛的集鎮，由此得來“萬里長江第一鎮”的美譽。
在沒有公路、鐵路和飛機等現代化交通的古代，最興盛的莫過於河運交通。李莊的由來，即與此息息相關。據說，南朝蕭梁時期的長江水運，每60華里設有一個里程樁，航船者或岸邊拉縴者都用它來計算路程和工錢。
自南溪上溯60華里的里程樁就在李莊下游北岸約15華里的一個叫涼亭子的地方。此處前不挨村，後不著店,水流湍急而不便泊船，恰好有一巨型石筍屹立崖岸，為圖省事，人們便在上面刻字，用它代替本應人工設置的里程樁。久而久之，人們便將這天然的里程樁喚作“裡樁”。
漸漸地,李莊成為長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驛站：從宜賓經這裡，去瀘州、重慶，可直抵南京、上海。在李濟舊居，就有這麼一張老照片，上有一石筍，刻著“裡樁”二字。不知是因為它的存在才有了傳聞，還是因這傳說後人才刻上了文字。當年，學者們來李莊，還依託過水路運輸；而如今，這條長線航運已經終止了。
而李莊的存在，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這裡即為古僰人聚居地，屬古僰國。梁代置戎州，兼置六同郡，轄僰道、南廣兩縣，李莊屬南廣縣。北周時，南廣縣遷移到李莊鎮所在地（後因避諱隋煬帝，南廣更名為南溪）。至唐宋，戰亂不已，由於李莊地處坪壩，常受侵擾，南溪縣治便遷到長江北岸的奮戎城，即現在的南溪縣城。
轉眼又是數百年過去,李莊於明代設鎮，清代設裡。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從廣元入蜀赴任，一路行來，只見滿目瘡痍、人丁寥落，一幅百廢待興的光景。於是，他上書朝廷，請求川省招流反籍，移民復墾。“湖廣填四川”的浩然移民之行，就此拉開了序幕。南方移民多是順江而上，穿三峽，進重慶，而後分流至川西平原。作為岷江下游的重要碼頭，李莊一時成為重要的移民口岸。
明清時期的興建，基本奠定了李莊今日的人文風俗和建築格局。這裡有九宮十八廟，人文勝蹟星羅棋佈：明朝的旋螺殿，清代的奎星閣，精妙的白鶴窗，清幽的席子巷……斑駁舊跡，承載著李莊賢達薈萃的過往。一代學人傅斯年曾面之心嘆：“一邑中人文之盛，詩人輩出，先後相踵。”
從李莊鎮尾高高挑起的一座臨江樓閣奎星閣看去，這座全木結構的三層建築，曾被梁思成評價為長江上“從上海到宜賓二千公里中，建築最好的亭閣”。沿此一字排開，則建有東嶽廟、王爺廟、張爺廟、天上宮、慧光寺、禹王宮、巧聖宮、川祖寺等數十座寺廟。
得益於良好的地理經濟條件,而李莊這一當時不過三千人口的小鎮，其社區生活異常活躍，為此設立的公共設施和建築也尤其豐富。當時的人們，可曾會想到自己祭祖拜神燒香請願之所，有朝一日會挪作他用呢？
1939年7月，日本藉由盧溝橋事變打開了侵略中國的戰事。年底，國民政府遷址重慶，隨之帶動了一系列行政、學術機構的大規模內遷。
中央研究院是國民政府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早在“九一八”事變後就化整為零，以所建制，陸續遷徙。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也撤到長沙，在傅斯年的倡議下合組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的吳淞灣江灣校舍在淞滬會戰中夷為平地，驚恐的同濟人尚未打點好行裝便倉皇逃離。而收到“東亞共榮協會”請柬的梁思成，為了不當漢奸，只得離開北平，領著全家老小倉促上路。
隨著戰火硝煙的迫近,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機關也越來越多。然而四季如春的昆明已非久留之地，隨著戰事進一步迫及內地，其上空的轟炸也日趨繁密。那些西遷的學術逃亡者們，剛剛落定，便又不得不丟開手裡的工作，頻頻躲避空襲。同濟大學在昆明的建校計劃步履艱辛，不得不考慮再次遷址，並向四川校友發出協助尋找接收之地的函件。
而偏安一隅的李莊,則依舊繼續著平和的生活，周遭的境遇時常被當地人拿做茶餘飯後的談資。次年某日，四川南溪縣李莊的士紳羅伯希、王雲伯在縣城吃茶。聽茶客們談起，日本人佔領了湘、鄂、桂，雲南也開始吃緊，逃難昆明的機構又要轉移，先遣人員來川選址；但南溪當地政要和一般士紳拱手婉言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然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兩位李莊人或許覺察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又或是憂國憂民之情頓起。他們謀劃著想接納這群落難的學者，於是回去與眾人商議。大家決計邀請同濟落戶李莊；並擬十六字電文：“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1940年秋，同濟大學率先遷入李莊。不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也沿著同濟大學的車轍相繼入川，幾經輾轉，於1940年冬抵達李莊。
只是羅、王兩人當時也未必能料想到,自己的決定將引來1.2萬“下江人”長駐於此，而這座小鎮才不過三千人口。面對著忽如其來的變化，李莊士紳們經過再三商討，毅然決定將廟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讓出，供學人們使用。一時間，古鎮李莊熱鬧的如同一座蜂房。真不知，是李莊發現了流離失所的中國學術，並賦予安身之所；還是中國學術發現了李莊，才將之帶進了學術史。
率先而來的同濟大學，搬進了位於鎮首的東嶽廟。東嶽廟坐南朝北，供奉著的東嶽大帝，是當地百姓心中很重要的一位神仙，每逢他的生日，鎮上都要舉辦東皇會。那時，人們為東嶽大帝穿上新龍袍，浩浩蕩蕩依次遊街一遭。
然而，隨著同濟師生的到來，李莊人也顧不得東嶽大帝了，士紳們將廟內的神像請下神壇，騰空大殿、偏殿和大小不一的套院，擺上簡易的課桌——同濟大學規模最大的工學院就此開課了。
在李莊的五年中，同濟大學不僅沒有沒落，反而迅速發展起來，增設法學院，工學院增辦了機械專修班，理學院的數理系擴大為數學和物理兩系……這一時期，同濟大學逐漸發展為綜合大學，到1945年，全校總人數已達2423人。
李濟的長女鳳徵最終長眠於李莊山坳之中。“開闢人類學派古史研究之蹊徑”的李濟教授，在李莊六年，是往返於張家祠和板栗坳之間次數最多、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既是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又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可謂身兼重任。
他白天幾乎從不離開張家祠那間昏暗的辦公室，持久艱苦的工作，固然能給李濟帶來事業上的榮光，然而卻無法掩蓋他在李莊生活的不幸。1942年的冬天，讀中學的大女兒鳳徵因缺醫少藥而死於風寒，當時年僅17歲。
雖然時運不濟，有人長眠於李莊，但更多的學人則在這裡度過了自己的學術生涯高峰期，即便是承受著疾病的折磨，抑或是貧瘠生活的困窘。異族入侵的戰爭環境，造成了殘酷的學術環境，同時也使深處李莊的學者們，在內心充滿抗擊的能量。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教科研，而揹負著民族振興的情結與救國救民的志向。
躺在病榻上，林徽因協助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撰的完整系統的《中國建築史》。深居板栗坳的傅斯年此時雖沒有在學術上留下皇皇鉅作，卻精心雕琢出在李莊的史語所。
1946年1月，在史語所告別李莊之前,在石印館印行了一套線裝集刊外編，名為《六同別錄》。這本高品質的學術文集，共收入學術論文28篇，涉及到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成為史語所留給李莊的最珍貴的學術凝練，亦是這群學者關於這段光陰不可忘卻的紀念。
隨著最後一批學者的離去,李莊的特殊使命也宣告結束了。當地的居民很快恢復起自己慣有的生活，往常的公共廟宇逐一恢復其本來功用，諸神被重新請進殿堂，得到崇敬與朝拜。租借給學者們的房舍也陸續收歸自用，很少有人刻意去保留學者們的物件，也沒有覺得他們住過的地方又有多麼不同尋常。
被漸漸淡忘的過去，在半個世紀過後，因一位學者的到訪，而得以重新梳理。就這樣，李莊不經意地撩開了一段湮沒的歷史，在沉寂幾十年後又一次走進了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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