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經濟觀察報 羅小虎/文“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抗戰期間，在重慶南山萬松叢中，一盞油燈旁，父親愛給少年時的許倬雲讀名臣奏議，如這篇歐陽修的《瀧岡阡表》。
此時，許倬雲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歲的許倬雲經歷了一次次轟炸、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殘酷景象。在萬縣大轟炸後，從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許倬雲看到了電線上半具屍首、樹幹下一條大腿，一具無頭女屍還有嬰兒在哺奶……多年後，已成為一代歷史學家的許倬雲，依然無法忘懷少年時所看到的景象。
“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我對偉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說。
或許也正因為這一點，許倬雲關注歷史的時候，更感興趣的是與老百姓相關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傳統史書中通常記錄的有關政府、國家、戰爭等事情。在退休之後，許倬雲更是致力於大眾史學的著述，成為國內最為知名的大眾史學家之一。
1930年，許倬雲出生於福建廈門。許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間從福建搬到無錫，代代都有讀書人。許倬雲的父親許伯翔畢業於曾國藩在南京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十八歲一畢業便做了炮艇副長。許倬雲出生時因小兒麻痺無法行走，因此也無法上學，父親的書房成了他的課堂，直到抗戰結束回到無錫老家，許倬雲才直接讀了高中。
1949年，許倬雲考取臺灣大學，報的是外文系，不過他入校的國文、歷史成績引起閱卷老師的注意，便拿去給當時的校長傅斯年看，傅斯年說：“應該去讀歷史系。”一年後，許倬雲轉入歷史系，從此一生以歷史為志業。臺灣大學畢業後，在胡適先生的幫助下，許倬雲拿到一個獎學金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顧立雅。顧立雅是美國第一代漢學家，研究古代金文。
1962年，32歲的許倬雲回到臺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和臺灣大學任職。1970年，許倬雲又回到美國，在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之後就留在匹茲堡大學，致力於歷史研究。
許倬雲自道：“我的學術思考的框架是一個四面四角的立體型，四種三角關係。這種關係的結構說白了，就是一種系統分析，四個小系統：文化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政治系統，每個系統本身又可以分為幾個層次，所有這些小系統都是動態的。我的歷史理念關鍵在動態，歷史永遠在變。人間不變的事情就是變。”因此，許倬雲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比喻成“做時間線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這裡，下一段切面在這裡，上一個切面分分合合的圖像，和下個切面分分合合的圖像對比，你就曉得變化發生在哪裡。”
1999年，許倬雲在匹茲堡大學退休。此後，他便開始全力寫大眾史學。“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這便是他寫《萬古江河》的初衷：從文化的角度講“中國”的形成，也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一系列“說中國”、“說歷史”圖書的初衷——為老百姓寫史。
近日，許倬雲先生在匹茲堡家中接受了筆者的電話採訪。文字整理經過許倬雲先生審定。
“中國”是個文化共同體
問＝經濟觀察報
答＝許倬雲
問：2012年，您的外孫、歌手王力宏登上央視春晚演唱《龍的傳人》，其中歌詞改成：“多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我們全家人到了紐約，野火呀燒不盡在心間，每夜每天對家的思念，別人土地上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王力宏不是在中國出生，也沒有中國成長經歷，您是如何理解海外華人的這種中國認同或是民族認同呢？這種認同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有什麼特點？
答：王力宏的這首歌是從《龍的傳人》改過來的。《龍的傳人》這首歌是當時臺灣的校園歌曲。那時候，臺灣在在國際上形勢孤立，於是有些本地人想獨立，口號越來越大，但同時也有很多人不願意獨立，願意做中國人，於是就出現了這首歌。唱紅這首歌的歌手其實是我二姐的兒子，也就是王力宏的表叔李健復。因為是親戚關係，王力宏就自己改編了。王力宏本身沒有在臺灣居住，但海外華人的異鄉情緒是很難躲開的。你來美國可能不太久，黑匣子的經驗很痛苦，也許很難理解。
問：這些年，您出版的書，比如《說中國》、《萬古江河》，都在講“中國”這個問題。“中國”是如何形成的？在《萬古江河》中，您提到錢穆先生的中國觀對您的啟發，能否說一說？
答：我寫這幾本書與民族主義沒什麼關係，是我的專業讓我一步步走到這個方向的。我早期做的是專題論文，研究中國上古史，逐漸開展了全盤思考的通史方向，這是一步步走下來。後來，我發現我們傳統的教科書和我們傳統的史學講的幾乎都是國家政府、皇帝的事蹟，罕見老百姓的情形。近代最有影響力的通史，就是錢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主要也是國家、政治制度等上層思想史，我常常問，究竟什麼是中國？於是，我才逐漸走到這個大題目的。
《說中國》《萬古江河》和《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這三本書，都是我退休之後寫的，退休之前，我也是寫專論論文，沒有寫過通論。
問：在您看來，什麼構成了“中國”？是什麼讓普通老百姓認同“中國”這個共同體？在強調“世界公民”的今天，您為何突出強調“中國”？
答：我說的“中國”是指一個共同體，而不是指一個主權國家。這個共同體是一個文化體。這個文化體可以大於中國的邊界，是一個理念，這麼一群人生活在同一個理念之下，同一個取捨標準下。世界上，基本上就這麼幾個大的共同體：基督教的共同體是分國族的，伊斯蘭的共同體也是分國族的，印度的共同體是分階級的。就只有基督、回教、印度和中國這麼四個大共同體。日本是從中國這個共同體脫離後，完全擁抱西方，不過日本人文化分為兩截，白天上班是西方式的，六點鐘回來變成日本人，他們的精神和心態是分裂的。
我說的“中國”這個文化共同體，一百多年來，在傳統繼承與學習西方做抉擇的時候，經歷過困難，導致幾次革命。我們必須檢討這個共同體的傳統：哪些是可以永續留存的？哪些是不能的？這個共同體本身是多元複合的，內部多元互動，對外則曾經多次敞開門接受外來因素，加以整合。中國共同體的吸納能力，比那些一神宗教，如基督教、回教信仰，更為開闊——獨神信仰是排他的。如像美國現在，逐漸失去上帝，精神生活就不免空虛。
我是從這個角度來討論“中國”，這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化共同體內涵和結構，什麼樣的傳統，如何經歷其發展過程。《萬古江河》，論述的是內部各個區域的匯合，匯成“天下”，這麼一個宏大的觀念。《說中國》，論述的是匯合的過程。即將由廣西師範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書《中國文化的精神》，則陳述這一文化的內涵。中國文化，由中國的中原，彙集眾流，走向東亞，走向亞洲，最後就匯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類的大海，一直是中國人嚮往的目標。孔子所說的安人、安百姓：是這個共同體的最後的目標，不是指國界之內，而是走向全世界。西周的時候形成的“天下”觀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沒有國界的。所以，這個文化傳統，中國人認同的文化體本身，應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個大同之世的境界，雖然難以實現，卻永遠是一個值得嚮往的目標：尤其全球化的今天，應當是切合有用的理念。
問：1994年，三聯書店就出版了您的《從歷史看領導》，後又再版，20多年來暢銷不衰。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對“大眾史學”作出的闡釋是“以淺持薄”——用淺近的語言，把深奧而複雜的學術語言轉化為大眾易於理解的通俗語言。這些年，大陸也出版了一系列《許倬雲說歷史》等大眾史學，請問您如何理解“大眾史學”，作為歷史學家，您為何熱衷於為大眾寫史書？
答：中國大學課程設計是從西方學來，分科系教學。中國過去的“太學”，並不分科目，而是著重整體的人文修養。今天的大學訓練是分科專業，所以大學裡學到的歷史都是分科專業；史學專業是學做史學研究工作的基礎知識和研究方法。於是，歷史論文是給歷史學家閱讀，不是給一般人看的。我不贊成這一方式的教學觀念。我認為，歷史是人文學科裡，與人最有關聯的部分：文學、藝術和音樂，激發促進內心的感受，而歷史是認識自己，加強對自我的認知。人，必須知道過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來。所以，史學應該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礎知識。這麼多年來，尤其是退休以後，我沒有專業學科的職業壓力，才能努力用心寫大眾史學。在沒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經做過面對大眾的工作，為報刊撰寫社論。臺灣“改革開放”那段時期，我曾經努力投入新聞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將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提供一般人，瞭解社會大勢。
“天下”與“中國”
問：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您的《西周史》對他們影響甚大。西周與它取代的殷商，在政治體制上有何不同？禹改禪讓為世襲，您在書中強調了這有利於國家的統一；不過，從禪讓傳統轉向王朝世襲，是不是也是走向專制的開始呢？
答：我的古代歷史研究，有一個順序。第一部寫的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是研討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提出許多想法，為當時啟蒙，討論重要的課題。我注意到幾個特殊現象：社會階級崩潰，平民與貴族之間，出現流通與混同。同樣重要的，則是列國之間的戰爭以及經濟交流。總的說來，這個時候的中國就好像我們炒一個菜，各個材料都往鍋裡攪動，社會階級炒掉了，地方界限也炒掉了。這是封建的秩序過渡成為主權國家，又由主權國家轉向“天下”觀念，那一大共同體概念的時代。這一共同體形成以後，才有秦漢的統一。在中國統一後，出現了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規範：“車同軌，書同文”，度量衡一致，全國的政治體制劃一，全面溝通管道從此打通：這些都不僅僅是為了統治而已，而是為這個共同體的文化基礎、經濟基礎建立底子。
後來我為什麼寫《漢代農業》？也是碰巧。美國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大型集體研究的計劃，打算編輯一套研究中國的叢書，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講漢代的農業，認為漢代的發展，使“中國”這個共同體得以堅實化。這個專題當時請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寫，但楊教授忽然身體違和，於是華大將這一任務，轉交給我。從春秋戰國到漢代，時代過渡，順理成章，我也就接受了。這部書中，我認為中國原本相當發達的城市手工業，在漢代卻轉向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這是以市場取向的農業，並不是農村自給自足的農業：在世界歷史上，可說是相當獨特的發展模式。秦始皇已經奠下的基礎：全國的交通路線網，春秋戰國已經發展的區間貿易，這一以市場取向的農業，就建構為龐大經濟網絡的基礎。經濟網絡再加上人才和觀念流通的文化網絡，凡此看得見的路與看不見的管道通路，終於建構了中國共同體的基礎。
接著我又回頭找，這個共同體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就是我的第三部書《西周史》。西周史中有“天下”的闡述，這可以是共同體的起端。“三代”的禪讓制，其實不是禪讓，而是部族聯盟的盟主的選舉，堯和舜都是部落聯盟的盟主，不是國君。夏人主盟後，疆域比較大，力量比較強，所以夏就不願意讓出部族聯盟盟主的地位。商人由渤海地區，以武力入主中原，建立皇權。周人則是將部族聯盟盟主和皇權之間，揉合而成“天命”，這樣才形成“天下”觀念。
研究西周史在中國國內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國內的考古學是非常發達的，當時發展考古學的緣故是希望考古學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性。考古學家的任務，基本上都在挖掘；他們取得很多成果，卻沒有在文獻方面，確立彼此配合。我的《西周史》，則盡力融合考古和文獻雙方的資料。我感謝大學時代的兩位恩師：考古學家李濟老師，和歷史學家李宗侗老師，經過他們二位的教導，我才有機會撰寫上述三本專著。
問：殷商與西周在文化上有何異同？周發展出的一套新哲學是什麼？這對此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有何意義？您在書中結尾寫到：“於是周人的世界，是一個‘天下’，不是一個‘大邑’；周人的政治權力，摶鑄了一個文化的共同體。周人克商，又承認商人曾克夏。這一串歷史性的遞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個文化秩序的延續。這是周人‘華夏’世界的本質。中國人從此不再是若干文化體系競爭的場合。中國的歷史，從此成為華夏世界求延續，華夏世界求擴張的長篇史詩。中國三千年來歷史的主旨是以華夏世界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夷必須逐漸進入這個主流，因為這個主流也同時代表了天下，開化的天下。”您的意思是，華夏文化主體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嗎？
答：商人是一個以武力征伐的民族，商人的權威是靠武力得到的，商王會率領軍隊，定期和不定期在其勢力範圍之內，既是顯示武力，也是索取資源。那不是作戰，是帶著部隊巡遊。商人在全國有幾個軍事據點，作為掌握它的大的王國一個架勢。商把在全國各個地區籠絡來的資源，在商代的首都建了那麼多大墓，建了那麼多今天已經看不見的建築物。
周人不一樣，周人是以殖民開展他們的勢力。周人是姬姓和姜姓合作的擴展，彼此婚姻，互相合作。他們殖民的策略，遵守一個原則：和當地人儘量合作。不僅姬姜通婚，他們也與其他姓族，互通婚姻。如此，姬姜等婚姻網絡，擴大為龐大的親戚網絡：所有姓族之間，無不成為甥舅。同姓的宗族與異姓之間的親戚，將所有族群，編織為一體；大家休慼相關，彼此合作，互相照顧，當然比仰仗武力的主從關係，更為自然，也更為持久。這一形態下，周人領導的封國集團，其內聚的向心力，當然遠比商人的武力劫持，和平而穩定。
姬姜集團擴展過程，大致的分工：姬姓在中原北半面，沿著黃河，東向發展；姜姓在南半邊，沿著漢水、淮河發展，他們與當地原居民部落，也以通婚，維持合作。周的封國幾乎都是混合體制，例如，魯國國內就有兩個地方保護神的祭祀：一個是魯國的“國社”，一個是原居民的“奄社”。魯國的統治階層裡面也包含當地古老部落首長的後代。又如晉國，周王賦予第一代晉候的使命，就是要尊重周、商、夏和戎人的傳統習慣與制度，協調四族文化，共同存在。周人選擇“宅茲中國”：“中國”是國中央的城邑，亦即定都於當時國土中心。這個新的首都，“成周”，當時周的正中央，就在少室山太室山附近。宅茲中國的宅，意思是選擇居住在這裡，可以顧及當時的天下，而不是從西面的老家“宗周”，統治天下。如此，周人的態度是宏闊的：周不要滅人之國，而是繼承所有族群的人的傳統，和平相處，建立一個諸族聯合的天下，持久八百年。
研究方法一直是二重證據法
問：1925年，由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強調，考古發現與古文獻記錄的相互印證。在研究西周歷史或是古代歷史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情況：新的考古發現出來，推翻了前面的結論？您的《西周史》是1984年出版的（後又增訂），之後中國的考古發現，有沒有新證據證明或是修改其中的觀點呢？
答：我從頭到尾都是做古代的研究，用的都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不過，在兩岸分裂的時代，臺灣學界 不容見到大陸的考古資料。等到大陸開放以後，我們才能取得發掘報告。90年代後，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我每年到大陸去看考古資料，也與大陸考古界同仁建交。我很感謝他們給我幫忙，我也努力幫助同仁，結合考古與文獻資料。
舉例言之，考古訊息顯示，商人大墓出土很多“人殉”的骸骨，也有大量酒具。周人墓葬則幾乎沒有人殉，酒具也頗少。文獻資料，尚書的周書諸篇，屢次告誡子弟，必須愛人，行為自律，否則會喪失“天命”。考古與文獻之間，彼此可以互證。
問：1957年，您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西方傳統漢學正經歷從東方學分支往分科學術的轉變，研究方法、問題意識都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從精細的小考證轉向大問題，也開始注重不同學科間的交流、對話。您也將社會學方法引入史學。您能和年輕學者們說說，如何將社會學方法引入史學嗎？也說說史學與其他社會學科之間的關係？
答：我在臺灣讀的是歷史學，但有一半的課程是在考古人類學系學習。人類學與考古學，像雙生兄弟，同根不分。人類學和社會學，基本上也是彼此相通的。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當時是全美的重點。芝大的社會學，頗為注重“大社會學”，亦即宏觀社會學，注意文化層面的社會學。我在芝大讀書時，芝大社會學系，正將韋伯理論介紹到美國學界。我在那個環境下得到了許多感受和訓練。此外，我在芝加哥居住的是神學院的宿舍，使得我接觸了宗教研究。所以，我的學習興趣很雜：社會學、考古學、歷史學、神學、文化學都混成一團。社會科學中，我最不熟悉的是經濟學。
在寫《漢代農業》的時候，我必須在經濟學方面做一些補充，剛好又得到了費景漢教授的幫忙，他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60年代後期，結識了匹茨堡大學的楊慶堃教授，頗得到這位社會學大家的指點。在上一世紀的後期，我曾經有幸多次參加艾森斯塔得（Shmuel·Eisenstadt）組織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共事的學者來自許多國家，都是宏觀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同仁，那不下十次聚會，大家彼此切磋，我得益良多。此生獲得許多良朋益友的啟發扶掖，我感激終身。這一點，也希望更多同行也能走類似的路線。我的運氣好，獲得許多提攜：這就是機緣了。
談胡適、傅斯年與王小波
問：您曾說過，對於您一生學科選擇影響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能否談談他怎麼影響您選擇歷史學？他對您的治學還有什麼其他影響？
答：傅先生是我們史語所的開山祖。我在臺灣大學讀書時，我的老師李濟認為我的很多興趣與傅先生很接近。確實如此，我一直對西周方面很注意。當時讀書時，讀到傅先生的論著：討論“夷、夏”和“周東封、殷遺民”，都結合文獻與考古學資料，講東部的中國和西部的中國、仰韶和龍山之間的關係。他的方法學，對我有終身的影響。後來考古資料多了，我們發現：中國的古代文化，不僅僅有“東”和“西”的區別，仰韶和龍山都是地方性的文化，中國各處地方文化，滿地開花，其後經過不斷調和的過程，才逐漸融合。但傅先生的啟示，把仰韶和龍山做對比的觀念，的確有高屋建瓴的啟示。他的殷移民和周東封的觀念，對我的《西周史》成形，也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激我們的這位老校長。等到後來我寫完《西周史》，特別題贈給傅先生。《西周史》出來之後，我特地供奉一本於傅先生墓前，表示敬意。
問：您去美國的獎學金是胡適先生幫忙爭取的，您 1962年3月2日返臺當日，恰逢胡適先生出殯，趕到南港中研院送先生最後一程。
您和胡適先生還有過什麼交集？能否談談他對您的影響或是交往？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看，您認為胡適先生在當今中國仍能發揮哪些影響？
答：胡先生和我第一次認識，是他從美國回臺講演的時候，我當時擔任臺灣大學歷史學會的會長，特去旅社邀請他來校講演，這是第一次見面。後來他去美國了，就沒有聯絡。
等到我要出國的時候，由於我在臺灣考取了一個頗為難得的獎學金，可是出錢的李國欽先生已經去世，執行遺囑的人，遵照遺囑的字面，認定要“身心健全”的學生，才能領取獎學金。既然我是殘廢，就不符合這一標準了，所以就沒有核準考試結果的人選。臺灣大學的校長錢思亮先生，向胡先生請求，希望能幫補許倬雲一個獎學金，胡先生因此特地請求徐銘信先生，幫助了一個獎學金。
第三次交集發生是1960年，我在芝加哥大學還沒有得到學位。那時，臺灣學術界第一次與美國學術界全面合作，雙方的第一次會議，是胡先生撮合成的，胡先生既是兩邊撮成者，也是臺灣代表團的的領隊，人文組隊領隊是李濟先生。李濟先生電話吩咐我，到西雅圖，擔任人文組的秘書。在那一會議上，我承受胡、李二位先生的指揮。等我1962年回臺的時候，胡先生已經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卻不久就去世。我學成歸來，正好是出殯的時候，我目送他老人家上山，不禁百感交集。
胡適之先生對中國的影響，不用說，大家都知道，他是五四啟蒙的領袖，提倡白話文。抗戰期間，他出使美國，替中國發言，到窮鄉僻壤的小學校到各地去講演，介紹中國的文化，也說明為什麼中國國力困窮，抵抗日本，屢敗不屈：那是我們要保持自己的獨立和文化的尊嚴。他的這一任務，似乎少人知道；他四處講演，是替中國抗戰，尋求外援，效秦庭之哭。有人以為他拿幾十個學位是為了虛榮，不是的，他是為了中國的國格，為了中國人的自由，奔走各方，發動美國民間，催促政府援華抗日；這是他為國宣勞，十分辛苦的工作。
問：王小波是大陸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他在書中常常提到您。據說他的《黃金時代》也是您幫忙投稿到《聯合報》的，最終獲得《聯合報》文學獎。您是怎麼看王小波這個人的？
答：王小波在我身邊是很特殊的學生。他在匹大，可能只選了我的課，那是為他開了獨自一個學生的‘獨立研究’，沒有別人同堂聽課，因為他沒法隨班聽英文討論的功課。他是一個很真誠的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主要是幫助他打通思想的難關，鼓勵他繼續發揮他的天才。後來，我推薦他，得了一個文學獎。我很欣慰他能夠發揮才能，將他多年沉思的苦悶，轉化成這幾部重要的作品。他的小說是以丑角的面貌、嬉笑怒罵的方式，傾訴同時代人的痛苦。他用他的這個方式，不顧忌諱，抒發一個世代的情緒，確實是非常的貢獻。我常常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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