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提起“盜”，要不然就是覺得他們是偷雞摸狗的竊賊，要不然就認為他們是電視劇裡劫富濟貧的大盜。

秦漢時期，關於“盜”的記載數量開始增加，儘管秦漢政權從未停止過對於“盜”的打擊，但是為盜的現象不減反增，其中固然可能存在這先秦時期文字記載不全、導致我們錯認為先秦時期為盜現象較少的因素，但隨著政府打擊“盜”的力度增加，捕盜不盡的情況仍未得到遏制，到底是為什麼？

秦漢的“盜”，和你想的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盜”，主要是盜竊、偷竊的意思。在我們的理解中，盜要麼是偷雞摸狗的賊，要麼是劫富濟貧的“俠”，但在秦漢時期，“盜”這個字意義遠比現在廣泛。

在秦漢時期，小偷小摸是盜，殺人越貨是盜，刺殺國君是盜，甚至連“偷人”也可以說是盜。在那時，盜不僅僅針對公私財物，也可以是一種政治行為，或者是一種社會倫理。學者還發現，傳世典籍說提到的多種“盜”都是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出土的法律條文簡牘才是記載現代意義盜行為的主體。

在這種語境下，秦漢時期的盜，更多指的是豪盜。所謂豪盜，是指以權力、金錢、名望等魚肉百姓、對抗官府的豪民。秦壓制六國貴族、漢高祖徙豪關中、景帝平定七國之亂、武帝推行鹽鐵專營政策、光武帝禁止買賣奴隸……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這是在打擊豪強，但實際上這正是具有

總的來說，在秦漢時期，盜是一切惡違背國家意志、政府法令、社會倫理、道德風尚的行為，是一種僭越禮法的行為，語義這麼廣泛的“盜”，自然是捕之不盡的。

制度嚴密：阻止不了豪民藏奸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戶籍管理一直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管理制度，戶籍不僅是政府徵發徭役、收取賦稅的重要依據，更是把普通百姓牢牢捆綁在一定區域內、穩定統治政權的重要方式。

而自商鞅變法以來，不僅戶籍管理日益嚴格，什伍連坐制度也更佳完備：五家為一伍，二伍為什，只要有一家藏奸作惡，集體連坐。再加上鄉亭制度的推行，可謂是法網恢恢，但再精密的制度，只要執行上出了問題，也會變得形同虛設了。

執行這個制度，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基層勢力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秦漢時期，地方主要有三老、豪強、宗族三股勢力。

三老，是政府在地方選出的“群眾領袖”，目的是教化百姓，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能夠獲得地方支持。但由於三老並非體制內官員、缺乏實權，通常無法與地方豪強對抗，甚至可能會因為利益而與豪強合作，使得中央政府設立三老的目的最終落空。

另外，由於三老是鄉里長者，要能率眾、有德行，符合這樣身份品行的人通常都是一族長老，這就意味著三老勢必會將宗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考量。由於秦漢時期的統治思想由法家逐漸轉變為儒家思想，小家庭的獨立個性被削弱、宗族勢力日益擴大，地方勢力需要維護宗族名聲、利益，避免宗族犯罪導致集體連坐，在多數時候都會藏奸不報。

因此，秦漢時期的三老政策其實是失敗的，

私塾

地方豪強更不必說，根據歷史記載，在秦漢時期，一方的世家大族實力強勝，甚至可以公開與朝廷對抗，他們縱容賓客為盜、為其提供避難所，而郡吏以下都對他們畏懼三分、不敢過問他們這樣的行為。

中央政策無法執行，

根據史料記載，秦漢時期本該負責抓捕盜賊和維護社會治安的亭長，多會夥同亭吏為盜，甚至亭長自己就是地痞無賴，這不僅使得基層捕盜系統徒有其名、更造就了一批披著“政府”外衣的地方黑勢力。

兩種因素相加，再嚴苛的制度都無法得到貫徹執行，捕盜不盡當然也是可以預見的。

儒家思想：仁慈是豪強的溫床

秦漢時期，正是朝廷統治思想從法家向儒家轉變的時期。因為秦朝採用法家思想治國，實施嚴刑峻法，最終因暴政而喪失了民心，導致王朝覆滅，漢朝統治者以此為鑑，採用黃老之術、休養生息，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終於確定了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

漢武帝

但在漢武帝時期，他表面上“獨尊儒術”，但背地裡實行的確實法家思想的統治方式。例如，漢武帝採用法家手段，對於豪強進行嚴厲的打擊。根據許倬雲先生整理的數據，漢武帝不僅多次要求豪強遷徙至其他地區，更是大力抓捕為盜者——僅在公元前117年，就抓捕了盜鑄錢者“百萬人數之眾”。並且，在漢武帝的鼓勵之下，酷吏以暴制暴，不遺餘力地在各地剷除豪強。

但即使這樣，漢武帝時期的捕盜政策仍有漏洞。

首先，徙豪的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動搖豪族。因為徙豪從根本上來說，只是讓世家豪族改變了生活的地區，而掌握著鉅額資本、廣泛人脈的豪族，完全有能力在新的“定居地”建立起新的“勢力範圍”。根據歷史記載，豪族遷徙之後一段時間，當地的治安水平都會有所惡化，學者認為這就是豪族在當地重新建立勢力範圍的過程。

其次，漢武帝所任用的酷吏，多數自身就是豪強，或者可以說“不是什麼好人”，

最後，漢武帝通過以錢捐官、以資贖罪等方式充實國庫、博取德政的美名，但這無疑給了豪強盜賊一扇方便之門：有錢人家可以不怕法律的束縛——即使犯法，只要給錢就行了。而且有錢還可以做官，這樣就更進一步培養壯大了豪強的勢力，使得豪強捕之不盡。

而到了漢元帝時代，由於元帝好儒，儒家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滿朝公卿中，儒生佔了很大一部分，儒家的禮法、情法進一步融入了行政體系中，令朝廷放棄了打擊豪強的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世家大族、富商巨賈、貴族外戚子弟紛紛通過儒學的培養，從“豪盜”變身成為了“士人”，並進入了國家行政體系，與中央分權。

隨著儒生在政治中話語權的提高，儒家的倫理綱常便與國家政治捆綁在了一起，這種倫理綱常，恰好是“盜”的護身符。因為倫理綱常，宗親、外戚勢力日益增強，其中免不了會有飛揚跋扈之人、橫行霸道之事，但在儒家思想中，這些人和事於法該治、於禮不懲。

因此，兩漢時期，皇室對於宗親、外戚的懲罰力度不大，他們的盜行為也不能得到遏制。而且，儒家還支持“血親復仇”的行為，這導致兩漢時期仇殺盛行、危害治安，對於百姓而言，此種行為同樣可以稱之為“盜”。

在這樣的縱容下，豪強勢力不斷壯大，即使東漢劉秀政權建立後，有意打擊豪強，也已經無能為力：那時豪強勢力已經壯大到可以與朝廷抗衡。

直到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彼此混戰，豪盜更加“捕之不盡”。

地理優勢：自然天險，隱匿行蹤

如果說進入行政體系的豪盜們是“大隱隱於市”，那麼秦漢時期還有一部分“盜”是“小隱隱於野”。他們依靠著山川湖泊等自然屏障，逃過政府緝拿、讓政府無可奈何。秦漢時期，很多違法之徒都喜歡隱匿於山川之間，漢高祖劉邦也曾逃入芒碭山中，讓縣吏無法追蹤。而且，

另外，山川湖泊不僅是屏障，更是“儲藏室”，山中不管是水源還是食物都十分充足，可做長期打算。在前幾年熱播的電視劇《琅琊榜》中，前來營救衛錚的藥王谷主就曾提到，即使朝廷追捕，他們也可以“往深山老林裡一躲，幾個月不用出來”。可想而知，秦漢時期的盜更會做此打算，以求長期對抗。

儘管秦漢時期一直對此行為進行著嚴厲打擊，但是因為自然因素限制、技術水平落後，政府的打擊效果往往不甚明顯，這也是政府捕盜不盡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結：

秦漢時期關於盜的定義十分廣泛，豪強大族都可被視為盜。政府雖然一直沒有放棄捕盜的政策，但因為政策漏洞、執行力度等問題，一直未能將盜“捕盡”。後期，儒生在政治體制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儒家思想越發深入人心，給了豪盜們轉變身份、進入行政系統的機會，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實質上的“盜”身份和行為，因此秦漢時期盜現象頻發、政府捕盜不盡。

參考資料：劉思亮，《秦漢“盜”現象研究》

閱讀更多 枕貓 的文章

關鍵字: 漢武帝 政治 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