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9日，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創辦的《益世報》副刊《邊疆週刊》正式面世。顧頡剛在親自擬定的發刊詞上這樣說道：
要使一般人對於自己的邊疆得到些認識，要使學者們時時刻刻不忘我們的民族史和疆域史。
更要促進邊疆人民和內地同胞合作開發的運動，並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
然而這個發刊詞中的一些名詞的使用卻引起了顧頡剛好友，同為著名史學家的傅斯年的不滿，他去信給顧頡剛，明確提出要慎用兩個名詞，其一是“邊疆”，其二為“民族”：
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一個”耳。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信念，也是事實。我們務當於短期中使邊方人民貫徹其中華民族的意識，斯為正圖。
傅斯年堂堂正正地提出，“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大熔爐，“中華民族是一個！”
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
傅斯年的慷慨陳詞引起了顧頡剛的強烈共鳴，他熬夜數日抱病寫成了約八千字的雄文《中華民族是一個》，在《邊疆週刊》上發表：
只要能在中國疆域之內受一個政府的統治，就會彼此承認都是同等一體的人民。“中華民族是一個”，這話固然到了現在才說出口來，但默默地實行卻已有了二千數百年的歷史了。
顧頡剛與他的得意弟子童書業
傅斯年、顧頡剛的號召，贏得了白壽彝、楊向奎、張星烺等學者的贊同，但同時也有不少留學歐美的人類學學者卻不以為然，費孝通就在《邊疆週刊》上發文質疑，從英文nation、race、state和clan四個名詞入手，從社會人類學角度反對顧頡剛的看法。傅斯年認為費孝通的背後是其老師吳文藻，當時吳在雲南大學擔任中英庚款人類學講座課程，並在昆明組織起一個“民族學會”，被傅斯年譏刺為“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隨後顧頡剛再發表《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一文反駁吳、費兩人的論點。此後吳文藻突然離開了多民族聚居的雲南，轉調重慶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任職，這場辯論頗有些虎頭蛇尾地無疾而終了。
此外還要指出的是，到了晚年時，費孝通也回到了與傅斯年、顧頡剛近似的立場，他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這樣說道：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
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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