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語言運用上的特色，其實早在它剛剛問世之際就被發現了。較早透露出《金瓶梅》信息的明代萬曆年間的沈德符在他的《萬曆野獲編》中說：“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人刻，無論膚淺鄙理，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鷹作矣。”
所謂“時作吳語”，顯然是指補刻的這五回，言下之意大部分原作則非以吳語創作，此理甚明。此外，這段話還告訴我們，《金瓶梅》在語言上的地方特色是很明顯的，否則，沈德符不會特地將“吳語”作為後補的這五回與原作的重要區別。不過，他為我們留下了懸念，既然不是吳語，那是以何種方言而作呢?
（1）山東方言說
《金瓶梅》問世百餘年後，陳相在為第一奇書本《金瓶梅》作跋時就發現書中有山東土白。到了近代，黃人確認《金瓶梅》中用的是山東話：
“小說固有文俗二，然所謂俗者，另為一種言語，未必盡是方言。至《金瓶梅》始盡用魯語，《石頭記》仿之，而盡用京語。”
他不但認為《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而且肯定它是最早以方言進行創作的古代長篇小說。進人現代，鄭振鐸先生對《金瓶梅》的方言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許多山東土話，南方人不大懂得的。”“但我們只要讀《金瓶梅》一過，便知其必出於山東人之手。那末許多的山東土白，決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其間的。”
他在解放後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仍然堅持這個觀點：“《金瓶梅詞話》的欣欣子序雲：‘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蘭陵為今山東峰縣，和書中之使用山東土白一點正相合。”
昊晗先生也說：“《金瓶梅》用的是山東方言，便知其必出於山東人之手。”魯迅先生也說：“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髮見於北平，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地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
此後，一直到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山東說”一直是主流觀點。頗耐人尋味的是，魯、鄭、吳都是浙江人，但他們都堅持《金瓶梅》用的是山東方言。但也應該看到，他們的結論都缺乏具體的求證過程，只能算是閱讀後的一種直感。
進入80年代，又有趙景深先生仍堅持山東方言說：“這部書絕大部分是山東峰縣話，而不是常州話。”吳曉鈴先生也說:“書中大量出現山東方言，至於南方方言，經分析均由《水滸傳》轉引而來。”
而後張遠芬先生用力最勤，他在推出《金瓶梅》作者“賈三近說”的同時，以多篇論文論證《金瓶梅》中的方言是山東峰縣方言。他首先承認有些詞語如胡博詞、走百病兒、沒腳蟹、不伏燒埋、鬼胡油等，峰縣人並不懂，這樣的詞約不到200個，在他選出的800個方言詞中不到1/4。
但更多的如大滑答子貨、咭溜格刺兒、涎纏、戳無路兒、迷溜摸亂、窗窗磕磕、繭兒、捆混、格地地、獵古調兒等600多個詞語，則是峰縣人都懂的。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些方言是峰縣所獨有的，他甚至還挑出十幾個詞念給峰縣鄰近的人聽，據說他們都聽不懂。
此後，陸續有張鴻魁、傅憎享、鮑延毅、王瑩、張鶴泉、許進等支持山東方言說。在這種觀點的內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張是魯南話，有的主張是魯西話。
需要說明的是，持山東方言說者大多並不否認書中也有少量吳語，並認為這些吳語是在傳抄、添補、刊刻過程中後加上去的，不為原始抄本所有。
（2）吳語說
比較早提出《金瓶梅》所用語言為昊語者為清末陳蝶仙，他在《蹲邊錄》中謂：
“《金瓶梅》及《隔簾花影》等書有呼‘達達’字樣。‘達達’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嘗舉以問餘。餘笑曰:此二字蓋越諺，今猶習聞之。越人笑罵，嘗有‘媽同我達達’之語，是其‘達達’之意，即猶“云云’之謂也。”
到了四十年代，姚靈犀在他的《瓶外危言》中就也對山東說提出懷疑。他說：
“……茲有質疑之處.全書用山東方言，認為北人所作，實不盡然。既敘述山東事，當然用當地土語。京師為四方雜處之地，仕官於京者多能作北方語，山東密邇京師，又水陸必經之路，南人擅北方語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語，亦南人所能通曉。為南人所作抑為北人，此可疑者一。”
進入80年代，朱星先生重提王世貞作《金瓶梅》的舊說，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也涉及書中的方言問題，認為山東方言說並不準確。他說：
“魯迅先生、鄭振鐸先生、吳晗都被蒙過了。《金瓶梅》只有潘金蓮等人在口角時才多用山東方言。西門慶說話就用北方官話，有的官場客套話還用文言。至於一般敘事，都是用的一般的北方話，即所謂白話文。”
“山東方言也很複雜，膠東、淄博、濟南就有顯著差別，因此籠統說山東方言，實是外行話。應該說《金瓶拖》中寫婦女對罵用的是清河縣方言。”他同時還舉出一些詞語如達達、鳥、戒、倘忽、一答裡等，認為這些都是“昊方言”。
戴不凡先生也明確持吳語說，認為:“改定此書之作者當為一吳儂。此可於小說中多用昊語詞彙一點見之。”所舉詞語有“掇、機子、床、事物、黃湯、挺覺、花黎胡哨、小後生、勞碌、事體”等；不過，他也承認有些吳語詞如“達達、安置、撂、譁哩礴刺”等，蘇州人並不使用，所以他“頗疑為此書潤色加工之作者並非蘇州一帶之吳儂，而是浙江蘭溪一帶之‘吳儂’”。
其後，黃霖在比較了《忠義水滸傳》和《金瓶梅詞活》的文字異同後指出，《金瓶梅》的作者“習慣於吳語”。《金瓶梅》的語言相當駁雜，其方言理語並不限於山東一方，幾乎遍及中原冀魯豫以及蘇皖之北，甚而晉陝等地，都有相似的語言與音聲，中間又時夾昊越之語”。他舉出的“小頑、吃、家火、呆登登、饞勞痞、鴨、不三不四、陰山背後、洋奶、合穿褲、做夜作”等，認為“似乎都是吳語”。
張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一文中首先指出有些日常用語，雖然山東話裡常用，但河南、河北話裡也有，所以這些只能算是北方話通語。如達達、花裡鬍梢，這咱晚、那咱晚、多咱，扯淡、拾掇、扁食等；她還認為另外的一些日常用語，可能也不是山東話，如庫、拔步床(白步床、八步床)、毛司、黃芽菜、肉圓子、卵、廚下、老孃、抹牌、鬥牌等。
她還舉出的吳語詞並不太多：田雞、常時、丁香、人客、房下、原舊、膀蹄、白煤、下飯、細(盈)。她的結論是：“《金瓶梅》的語言是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吳方言特別是浙江吳語顯得比較集中。我們不妨稱之為南北混合的官話。”
應該說明的是，所謂“吳語說”的持論者大多隻是證明《金瓶梅》中有昊語，並不認為此書主要是以吳語寫成的，這與“山東說”的觀點有所不同。如戴不凡、張惠英都是如此。
除上述幾種主要說法，其他還有山西方言說、河北方言說、河南方言說、江淮次方言說、東北方言說、徽州方言說，乃至遠至陝西、蘭州、內蒙西部、福建、湖南平江、江西臨川、雲南、伍家溝等。
閱讀更多 讀史品生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