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動干戈,蔣軍二犯蘇區
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則”革命根據地遭到失敗以後,頓覺事態之嚴重,再也不說紅軍是什麼“地方事件”了,為了撲滅革命的火焰他又一次瘋狂地準備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1931年2月初,蔣介石再一次派何應欽去江西,代行總司令的職權,重新組建南昌行營,在第一次“圍剿”兵力的基礎上,又把大批參加中原大戰的雜牌部隊調入贛南,計有:王金鈺的第5路軍,轄5個師(公秉藩的第28師,郭華宗的第43師,王金鈺兼師長的第47師,郝夢齡的第54師,羅霖的第77師);孫連仲的第26路軍,轄3個師(孫連仲兼師長的第25師,高樹勳的第27師,關樹人的騎兵第4師);蔣光鼐的第19路軍,轄兩個師和一個旅(蔡廷鍇的第66師,戴戟的第61師,馬琨的第12師34旅);朱紹良的第6路軍,轄4個師(胡祖玉的第5師,毛炳文的第8師,許克祥的第24師,路孝忱的新第13師),共計20餘萬人,氣勢洶洶地開始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圍剿”,並叫囂要在三個月內消滅紅軍。國民黨的20萬大軍,雖然表面上很有氣勢,咄咄逼人,但其內部依然是矛盾重重,同第一次“圍剿”一樣,這一次蔣介石仍然是想採取一箭雙鵰、借刀殺人的伎倆,把其在軍閥混戰中收編過來的一些雜牌軍又一次推到了第一線,而他自已的嫡系部隊卻很少動用。因此,參加“圍剿”的各路敵軍依然是各懷鬼胎,疑心重重,都想保持自己的實力。參加過第一次“圍剿”的部隊,這一次更加小心謹慎,不敢與紅軍打硬仗。就兵力大小而論,金鈺的第5路軍的兵馬最多,堪稱此次“圍剿”的主力。但以兵力強弱而論,蔣光鼐的第19路軍為最強,其裝備比較精良,戰鬥力較強,而王金鈺的第5路軍則戰鬥力最弱。孫連仲的第26路軍原來是西北軍閥馮玉祥的部下,馮玉祥被蔣介石所打敗,其幾十萬軍隊全部被蔣介石所收編,孫連仲率領3萬餘人的部隊,也不得不重投主子,追隨蔣介石。蔣介石把孫連仲的部隊改為第26路軍。這次“圍剿”根據地,蔣介石把孫連仲趕到江西,使孫連仲憂心仲仲,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怕在參加“圍剿”的路上被蔣介石繳了械,徹底失去“老本”甚至丟掉腦袋,另一方面又怕被紅軍打敗,而被蔣介石以其戰敗而法辦。孫連仲真是走投無路,左右為難,只好硬著頭皮前往江西。
青塘會議
第一次反“圍期”勝利後,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下,就開始準備第二次反“圍剿”的各項工作。1931年1月18日,紅軍總部便發出了關於《紅軍第一方面軍繼續移師建寧、南豐、廣昌一帶繼續籌款糧的命令》，指出各籌款部隊“主要的任務,是用最大力量繼續籌足三個月的給養,準備故人再向我們移動時大消滅它”、紅軍各部隊立即分頭行動,積極籌款籌糧,於是,紅3軍團總指揮機關以南豐城為中心,紅4軍以康都圩為中心,紅12軍以廣昌為中心,紅3軍8師在南豐通建寧及黎川之大道一線,9師以楓林為中心,分別進行籌款籌糧,紅軍各部隊還在根據地的廣大地區積極開展政治動員,組織各級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進行戰前準備工作,堅壁清野,成立各種支援紅軍作戰的擔架隊,嚮導隊、運輸隊和俘虜收容所,紅軍總部為便於領導地方武裝和赤衛隊開展游擊戰以配合紅軍主力作戰,建立了東、西、南、北、中五個指揮所並劃分了十個游擊區,分配了作戰任務,要求各游擊區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以“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多種方式,積極打擊敵人,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又一次以其戰略家的雄才大略,為游擊戰爭提出了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和盲敵等十項方法,使游擊戰爭又有一個新的指導思想。
1931年4月1日,國民黨軍隊以江西的寧都為主要目標,開始了全線進攻,這一次蔣介石改變了戰術,他認為第一次“圍剿”的失敗是由於“兵力之不足,包圍之未嚴,而部隊急進亦一主因也”。他吸取了第一次“圍剿”的“長驅直入,分進合擊”失敗的教訓,不再敢快速突入,猛進猛追,而是採取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緊縮包圍”的作戰方針,規定部隊每天前進5裡、10裡或20裡,面且在大隊人馬前進的頭一天,必須先用一小部分兵力實施偵察,等一切安全之後,才能前進;部隊每到一處,必須立刻構築工事,力求堅固持久,敵人估計紅軍主力在寧都附近,企圖先佔領富田、東固,然後進攻寧都,意在閩西地區與紅軍決戰。敵人一路小心翼翼地前進,王金鈺的第5路軍,除羅霖的第77師仍駐在吉安外,其餘4個師均已進到富田、水南、白沙一線,向東固、藤田等地進攻;孫連仲的第26路軍,集結於宜黃、樂安一線,向東韶、小布等地進攻;朱紹良的第6路軍,由南豐、崇仁向廣昌、黃陂等地進攻;蔣光鼐的第19路軍,由興國向龍岡、寧都進攻。另外,位於建寧、寧化等地區的國民黨軍隊也向根據地進攻。同時,蔣介石派出大量部隊對通往根據地的各公路、水路進行嚴格把守,對根據地實施了嚴密的經濟封鎖,禁止一切物資進入蘇區。
紅軍總部根據敵人的上述行動,於3月23日下令紅軍主力從永豐、樂安、宜黃、南豐等根據地邊沿地區,向根據地的南方轉移至廣昌、石城、瑞金、古龍岡等地,積極做好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並派出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在興國周圍,監視和困擾敵19路軍。4月中旬,毛澤東和朱德同志率領紅一方面軍領導在青塘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討論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問題。這次會議比第一次反“圍剿”的羅坊會議更加緊張、激烈地爭論問題,因為此次會議不僅有關於如何打擊敵人、選擇殲敵目標的爭論,而且還有抵制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
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在黨的6屆4中全會上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3月2日,王明路線的領導者向中央根據地發出指示“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利用優勢的兵力,去擊潰敵人的主力”,“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在青塘會議上,王明路線的代表們過重地估計了敵人,認為國民黨20萬大軍步步為營,包圍圈很緊,紅軍不可能粉碎敵人的“圍剿”,並認為紅軍應“分兵退敵”,甚至主張退出江西,到“天府之國”的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據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參加過第一次反“圍”的同惠在會儀上詳細地介紹了紅軍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並客觀,全面地分析了當前的敵情,指出;雖然敵人兵力多,但仍然有許多弱點,比如軍閥之間矛盾重重指揮不統一,官兵不一致,敵人到蘇區後遭到群眾的反對,地形不熱,給養困難等等,又指出了紅軍定能打敗敵人的諸多優勢。他們堅決反對王明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戰略退卻、誘敵深入;反對王明路線的右傾選跑主義,堅決主張依靠根據地的廣大人民群眾持在根據地內鬥爭。會議的第2天,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名軍軍長、政委都參加了會議討論,這些親自率領紅軍打敗了國民黨第一次“圍剿”的指揮員,積極發言,進一步擺事實講道理,一致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集中兵力、誘敵深入、堅持根據地鬥爭的反“圍剿”方針,經過激烈的爭論,王明路線的代表者終於在事實面前作出了讓步,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正確意見終於成為第二次反“圍剿”的主導思想,又一次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隨後,會議開始討論怎樣殲敵的問題第一仗的目標應選擇在哪裡,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主張先打蔣光鼐、蔡廷鍇的第19路軍,然後由南向北打,理由是蔣光鼐、蔡廷錯被打敗後紅軍有出路便於發展,可以伸開雙手到湖南、到贛南去發展勝利,但他們卻忽視了第19路軍是善戰的廣東軍閥部隊,戰力強,並且它的兩個師緊密地集中在一起,在興國又建立了一些堅固的防守工事,駐守了三四個月之久。若先打第19路軍,無異是先啃硬骨頭,與敵人拼消耗,因此紅軍不易打下興國,沒有勝利的把握,況且若直攻興圍還會使北南各路敵軍趁機南下,紅軍會遭到四面合圍腹背受敵的不利局面。毛澤東又一次高瞻遠矚,全面地分析了當前的敵我形勢,認為在當前的敵人中,蔣光鼐、蔡廷鍇是比較強的,紅軍應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打蔣光鼐、蔡廷鍇沒有勝利的把握。紅軍應首先打王金鈺的第5路軍,然後由西向東橫掃,各個擊破敵人。毛澤東又做了詳細分析,指出:王金鈺的第5路軍從北方調來,勞師遠征,士兵對南方水土不服,不慣爬山,並且害怕被紅軍殲滅,一心想保存自己的實力,軍心動搖。王金鈺所駐紮的地區附近,群眾條件和地勢均對紅軍有利,有利於紅軍打殲滅戰。因此,毛澤東主張紅軍應從富田打起,先擊破王金鈺,然後由西向東橫掃,可以在閩贛交界處的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財,便於下一次再打破敵人的“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則會受到贛江的限制,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會勞師費時。毛澤東的這番精闢的分析,使參加會議的同志心明眼亮。最後,紅軍總部作出了戰略部署,並精心規劃了一個完善的、連續作戰的計劃:即先打王金鈺、公秉藩,然後由西向東打郭華宗、孫連仲朱紹良、劉和鼎,整個戰局結束後,在江西和福建邊界擴大根據地。4月19日,紅軍總部下達了《戰前部隊集中的命令》,強調“決心以極迅速行動首先消滅王金鈺敵軍,轉向敵軍攻圍線後方與敵軍作戰,務期各個消滅敵軍”,並命令在寧都周圍的紅軍主力立即東移,到東固山區隱蔽集結。紅軍各部遵照命令急行軍到達龍岡、上固一帶,而後夜間出發,秘密地進入東固地區,在深山叢林中嚴密地進行偽裝,隱蔽待命,準備打擊王金鈺右翼進佔富田、固陂圩一帶的公秉藩的28師和上官雲相的第47師。
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
4月1日,敵“圍剿”行動全面展開。北面的敵在8百里的戰線上,分三路由北向南步步推進,其右路為王金鈺的4個師,從右到左分別為公秉藩的28師、上官雲相的47師、郭華宗的43師和郝夢齡的54師,中路為孫連仲的兩個師,即高樹勳的27師和孫連仲兼師長的第25師,左路為朱紹良的4個師,即胡祖的第5師許克祥的第24師、毛煙文的第8師和劉和鼎的第56師,四剛面還有敵19路軍的素廷的第60師、戴戟的第61師和馬現的第34旅,向興國、雩都一帶進攻。敵人一路小心翼翼,嚴密搜索,每幾天或十幾天才再進犯一處。
4月7日,王金鈺的右路公秉藩部侵佔了富田和固陂圩,他們害怕遭到紅軍的打擊,一到富田和固陂圩,便大修工事,在各堡寨之間還用交通壕聯接,企圖憑險固守，4月23日,紅軍主力先後到達了集結地域,紅軍總部為了便於殲敵,再次命令紅軍向西移動40餘里,集結在東固地區。這樣,紅軍主力便處在敵軍的“牛角”之中,因為此地的南面與興國的敵第19路軍相距50餘里,西面與富田、固陂圩的敵王金鈺、公秉醬相距40餘里,北面與水南、白沙的敵郭華宗只相距20餘里。紅軍就在這個“牛角”中隱伏著。此處地勢險要,四周群山懷抱,紅軍的物資供應非常困難,糧食異常緊張,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有時甚至上山挖竹筍、採野菜,下田捉螺螄、捉泥鰍來充飢。紅軍就是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發揚了艱苦奮鬥、不怕困難的優良作風,堅持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25天,終於發現了敵人要出動的消息。戰機來了!王金鈺、公秉藩雖然十分小心,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觀望,然而坐鎮南昌督戰的代總司令何應欽卻急於結束戰爭,下令要在5月15日召開國民會議前,完全消滅紅一方面軍,攻佔東固、龍岡、寧都和瑞金一帶。他象一條瘋狗一樣急令各部隊加快進攻速度。
5月15日,紅軍通過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繳獲的敵電臺,偵聽到了敵公秉藩將於第2天早晨出發的電報。紅軍總部立即作出了詳細的作戰部署:紅3軍為中路軍,沿東固通中洞的大道前進,設下埋伏,準備奇襲敵公秉藩師;紅4軍、紅12軍為右路軍,搶佔九寸嶺和觀音崖,迎擊敵第47師;第3軍團為左路,遷回包抄,直搗敵人的後方陣地富田和固陂圩,斷敵退路。
紅3軍軍長黃公略接到總部的命令:“夜12時起床,1時吃飯完畢,1時半集合,2時出發,務於拂曉前佔領東固嶺一帶的有利地形,堅決消滅來犯的敵人28師”。黃公略軍長立刻查看了地圖,發現敵公秉藩的行進路線要比紅3軍近,這樣敵人就能先搶佔將軍帽這個制高點,對紅軍的圍殲行動十分不利。這時毛澤東同志及時趕到了紅3軍指揮所,經研究,他和黃公略一起找到了一個老鄉找出了一條更近的行進路線於是,紅3軍星夜兼程,沿黃土坳、雞公坳,直向橋頭崗、伯佐、中洞穿插,一路攀登峭壁,終於先敵搶佔了將軍帽及附近的幾個制高點。5月16日早,公秉藩率領師部直屬隊出發了,他們前呼後擁1千多人排成了一字長蛇,共有五六里長,首尾不能相應。上午10點多鐘,他們走到了山坑一帶,這裡全是羊腸小道,公秉藩的士兵是北方人,不慣於爬山,一路上累得氣喘噓噓,上氣不接下氣。黃公略同志看到敵軍已進入包圍圈,馬上發出了進攻的命令,紅3軍立即一起開火,從山上以戰鬥隊形向敵人猛衝,真好比從天而降的神兵天將敵人被這突如其來的進攻嚇得喪魂落魄,被紅軍打死打傷的敵人官兵遍佈道路兩旁公秉藩急令電臺呼救,並指示他的兩個旅向他靠攏,支援他突圍。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富田、固陂圩已被紅軍第3軍團佔領那裡的大批糧食、軍械、彈藥以及其它物資都被紅軍所繳獲。下午3時左右,公秉藩的師部及直屬隊被紅軍殲滅公秉藩的副師長、旅長都被打死,他自己帶著衛隊拼命逃竄,但仍未逃出根據地,被我地方武裝抓獲。只是公秉藩非常狡猾,混在
士兵裡,並利用紅軍寬待俘虜的政策騙領了一塊大洋的路費,逃回了吉安。
在右翼戰場上,紅4軍與紅12軍正與敵上官雲相47師的王冠英旅進行交戰。敵人已經佔領了兩個制高點,居高臨下,以密集火力壓制我紅軍的進攻,紅軍決定趁敵立足未穩之際發動強攻,指戰員們奮勇攀登,艱難地向山頂攻擊。戰鬥中,紅4軍政委羅瑞卿同志腮部被敵人的子彈打穿,鮮血染紅了軍裝,但他仍頑強地在第一線指揮作戰。經過激戰,紅軍終於佔領了敵軍陣地,打敗了敵人。紅軍總司令部在戰鬥中進抵到東固通中洞大道北側的白雲山下時,突然與一部敵人遭遇。朱德總司令立即指揮警衛隊展開,毛澤東率領總部人員下山與朱總司令匯合在一起,向敵人猛衝,經過1個小時的緊張戰鬥,我方傷員增加了,子彈快打完了,但敵人仍大量地向前湧來。在這幹鉤一發之際,在九寸嶺、觀音崖一帶消滅了敵人的紅軍主力及時趕到,終於把這股敵人也全部殲滅紅軍又一次初戰告捷震動了全線敵軍,鼓舞了紅軍指戰員和根據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紅軍按著原作戰計劃,開始由西向東大踏步地推進了。
紅軍橫掃七百里
在殲滅公秉藩師之後,各路紅軍於5月17日在富田地區勝利會師。18日,下起了大雨,紅軍總部得到情報,王金鈺所部的郝夢齡的第54師由於害怕遭紅軍襲擊,已經連夜由藤田逃到永豐縣城。紅軍總部根據上述情況立即決定追殲王金鈺第5路軍的另一個師,即郭華宗的第43師。紅軍冒著大雨,沿著又濘又滑的道路,由富田穿過圳頭,直奔水南。郭華宗師剛得到公秉藩師被殲的消息,紅軍右翼部隊就到達了潭頭,開始向他發起攻擊。郭華宗急忙率部放棄潭頭向水南市逃跑,該處有他的一部兵力駐防當郭華宗行至距水南市很近的河邊時,卻發現浮橋已經被紅軍拆除,無法過河,於是又從水南逃向白沙,準備稍休息一夜,天亮後再繼續逃跑但他萬萬沒有料到,行動迅速的紅軍在擊潰水南的敵一個團後,就立即乘勝迫擊,19日天未亮就追到了白沙。紅軍以紅3軍為中路紅4軍兵分為左右兩路,將白沙團團圍住。郭華宗企圖率部突圍逃跑,被紅軍猛烈的火力所阻。頓時,敵人亂作一團,擁擠不堪,前有大河,後有追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紅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迅速將敵人全部殲滅。
紅軍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抓住有利的戰機,繼續向東橫掃,下一個殲敵目標指向了孫連仲的第26路軍高樹勳的第27師。5月20日,高樹勳接到何應欽的來電,命令他馳赴沙溪增援王金鈺的第5路軍。5月22日,高樹勳的先頭旅剛走到永豐、樂安、寧都三縣交界處的中村,就遭到紅4軍和紅3軍團的南北夾擊。由於敵人的陣地狹小,兵力不能展開,當天高樹勳全師就被紅軍緊緊地包圍了。23日清晨,紅3軍團向敵軍陣地發動了9次衝鋒,終因敵人火力強大,未能奏效。下午,紅4軍12師師長肖克奉命率部從中村的右翼包抄過去,配合正面進攻。敵軍的陣地終於被紅軍突破,敵人紛紛奪路逃命,高樹勳和部分敵軍狼狽地逃出了紅軍的包圍紅軍大膽地進行分割包圍,殲敵大部,繳獲大量武器。當天,右翼敵孫連仲部的第25師聞高樹勳兵敗後,急忙退出東韶、南田,向宜黃逃跑。敵人整個東線都驚慌失措,迅速後撤王金鈺的第5路軍和孫連仲的第26路軍分別被紅軍打垮後,東線的朱紹良的第6路軍更感到自己所處環境的危險,為了保存實力,朱紹良命令胡祖鈺的第5師守衛廣昌,自己率部向南豐撤退。胡祖鈺在廣昌城拼命地加固和搶修工事,構築了一條5裡多長的土牆,在土牆外又挖了戰壤,企圖堅守廣昌,。紅一方面軍於5月25日晚,在嚴坊村召開了前委會議,決定於26日開赴廣昌西北的古竹集結,準備攻打毛炳文、許克祥、胡祖鈺3師,第2天,方面軍總部得知敵人的這3個師全部龜縮在廣昌一帶,立即決定趁敵人工事尚未完備之際,攻打廣昌,作戰部署是紅1軍團擔任主攻,分3路從北、西、南三面夾擊敵人;紅3軍為左路,一部由北攻打廣昌,另一部攻打廣昌北面的甘竹,然後向南豐急進,截斷南豐敵人增援廣昌的路,同時相機奪取南豐;以紅4軍為中路,從西南攻打廣昌;以紅12軍為右路,從南面攻打廣昌。
紅軍指戰員顧不得連續作戰的勞累,顧不得吃飯、睡覺,邁著急進的步伐,奮勇追向廣昌,5月26日,紅軍趕到了廣昌城下,將敵人團團包圍第2天上午,紅軍開始發動進攻,胡祖鈺率領14個團的兵力,在紅軍凌厲的攻勢面前,不得不丟掉外圍工事,縮進城內,負隅頑抗。胡祖鈺在前沿陣地被紅軍一槍擊中胸部,身負重傷(後送南昌搶救無效死去),敵守城總指揮改由副師長周渾元擔任。這時,毛澤東、朱德等首長來到了紅軍前沿陣地,他們同軍以上幹部開了個緊急會議,通過分析敵人守城工事、兵力,以及紅軍的實際情況,認為紅軍的力量還不足以達到兩倍或三倍於敵的絕對優勢,決定立即以“圍三闕一”的戰法攻擊敵人,網開一面,讓一部分敵人逃遁,為紅軍下一步的行動創造條件。27日傍晚,紅軍開始總攻,些地方武裝,如廣昌獨立營,前山、苦竹、甘竹的赤衛隊,紛紛來參加戰鬥。,周渾元慌忙中不停地用電臺明碼向南昌緊急呼救,總攻發起後,紅3軍按照命令,悄悄地把廣昌東北面通向南豐、架設在盱江上的浮橋開放了,給敵人讓出了一條逃命的路。果然,敵軍官兵蜂擁上橋奪路而逃,人馬輜重被擠得紛紛落入水中。由於紅軍未予截擊,任其向東潰逃,廣昌之敵遂逃走大半晚上9點左右戰鬥勝利結束,紅軍共殲故1個團,收復了廣昌城。第2天上午10時,方面軍總前委在廣昌的沙子嶺召開了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行動。通過全面分析形勢,認為南豐子敵兵力過強,並已作了堅守的準備,紅軍不易取得迅速的勝利。為了擴大反“圍剿”的勝利,徹底粉碎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同志決定率領部隊向東挺進,進入福建,攻打建寧,並認為,建寧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向東北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前進基地,紅軍若佔領建寧,在建寧、泰寧、黎川地區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就可以逐漸地同贛東北和閩北革命根據地聯接起來,這樣,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就有了更大的迴旋餘地,便於進一步發展力量,粉碎國民黨的再次“圍剿”。
30日晨,紅3軍團和紅12軍向建寧外圍的敵軍陣地發起了攻擊。建寧城外圍多山,南門外架著一座狹小的浮橋便道,東城門
樓前有座石拱的萬安橋,這兩座橋是建寧通向泰寧、寧化的要道。其它方向的木橋和河裡的船隻、木筏等,都被敵第56師師長劉和鼎下令統統燒燬了。紅3軍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迅速將敵外圍陣地分割包圍。彭德懷親臨戰線,冒著硝煙,奮不顧身地率領指戰員向敵人攻擊,一直打到了城下。紅12軍從右翼截斷了敵人通往寧化的道路,佔領了水南東面的山頭。下午2時許,紅3軍團突破了建寧城的西門和北門,紅12軍突破了南門,敵軍全線崩潰,紛紛向城東逃命,萬安橋被敵軍人馬擠得水洩不通,劉和鼎脫掉軍裝與兩個僕從逃到河邊,搶了一隻打穀桶逃走了。這次戰鬥,紅軍共殲敵7千多人,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紅軍乘勝追擊,連續解放了閩西的泰寧、邵武、光澤、將樂、順昌、寧化等縣,大大地擴展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東北地區。從5月16日開始,到30日結束,在15天內,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百里，連續打了5個勝仗，痛痛快快地打破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