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世紀後半期，鴉片貿易變得愈加猖獗，中國每年外流的白銀達一千多萬兩，白銀外流加劇了經濟的混亂，隨著洋貨大量湧入，沿海地區的家庭手工業頻臨破產。此時清王朝政治腐敗，行政效率低下，在這樣的情況下，洪秀全順應民意，發動了太平天國起義。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太平天國一路披荊斬棘，很順利的打下了半壁江山，與清朝進行分庭抗禮。正當太平天國蒸蒸日上時，1865年，太平天國卻灰飛煙滅。這不經讓人思考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何以最終失敗？其實原因是很複雜的。今天我就帶大家來探討一下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太平天國雖然建立天京政權，但並沒有奪得全國政權，它是在奪取全國政權過程中遭到失敗的。用人們通常所說的一句話：它並沒有取得劉邦、朱元璋式的勝利。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我們認為在太平天國主觀方面存在的下列幾個問題，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軍事戰略指揮的重大失誤。
一次革命，首先是一次武裝鬥爭，敵人要對革命進行“圍剿”，革命武裝要一次又一次打破敵人的“圍剿”，從而逐步奪取全國政權。因此，戰略方針就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太平天國在這個問題上有著重大失誤。在前期，主要失誤在採取了“流寇主義”。北伐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在建都天京後，在戰略上太平軍應該以天京為基地集中力量打破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一次又一次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使敵人變成弱小者，最後喪失進行“圍剿”的能力，逐步把敵“圍剿”我反“圍剿”這一基本戰略形勢改變成我進攻敵防禦，然後逐步擴大革命統治區，進而統一全國。
1853年，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敵人很快在天京附近紮下兩座大營圍困天京。太平軍首先應該集中力量殲滅敵人這兩座大營，敵人再來，再殲滅之，直到它喪失“圍剿”的能力。
但是，太平天國軍事總指揮部計不及此。身邊的敵人不打，反而抽出兩支主力進行北伐與西征。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英雄們不怕犧牲，英勇奮戰，取得了許多次戰役上的勝利，沉重地打擊著敵人，但是局部的戰術勝利根本無法挽救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首先，放掉重要的戰略需要，讓敵人圍困天京達三年之久。天京不得鞏固，兵力又被牽制，戰略上陷入被動。最後，還得被迫從西線抽調大軍打垮江南、江北大營。
其次，分散了兵力。由於沒有抓住戰略的主要需要，既要防守天京，又舉行北伐和西征，太平軍分散了兵力，採取了“應付主義”，北伐軍是太平軍的一支最精銳的部隊，從金田起義到攻克南京，這支部隊一直是打頭陣的。北伐大軍失利請求增援，太平軍抽不出兵力，結果以放棄揚州的巨大代價組織了北伐援軍。西征的反覆，曾天養的犧牲，也主要是兵力不集中，戰鬥力不足的結果。1856年江西太平軍克復樟樹鎮，曾國藩的湘軍主力只剩下一個營，南昌指日可下，這時，楊秀清為了打江南大營，解天京之圍，把江西太平軍主力調回天京，失去了克復南昌的機會。
歷史證明，“流寇主義”的作戰方式只能帶領革命走進死衚衕。
把江南、江北兩大營放在一邊，分兵北伐和西征，實行這樣一個戰略部署，如果作戰方式正確，也是可以取得勝利的。那就是說，北伐軍應該沿途發動群眾，聯合捻軍建立農民自己的地方政權。北伐軍向前挺進了，有比較鞏固的後方在人力、物力上給予支援。但是，他們卻採取了“師行間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糜時日”的方針，繼續搞流動作戰。北伐大軍，孤軍深入，克地不守，結果在距離敵巢穴二百餘里的靜海、獨流一帶停止進攻，困守一隅，內則距後方基地三千里之遙，糧食衣著彈藥等給養斷絕；外則敵人就近調動大軍拼死圍攻，如果沒有援軍開到，已註定了失敗被殲的命運。這是戰略指揮上的一個很大的教訓。
在後期，主要失誤在於採取了“消極防禦”的戰略。九江、安慶、天京三大保衛戰，都由於“消極防禦”而失敗。以安慶戰鬥為例。
太平軍撤出湖北，敵人已無後顧之憂。他們集中優勢兵力，圍攻安慶。1861年4月，敵方圍城部隊已陸續增加到4萬人，而水師馬隊及分防南岸各營，尚不在此數內。
毛澤東指出：“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在當時的形勢下，針對敵人的兵力佈置，敵我力量的對比，正確的戰略應該是主動撤出安慶，等待戰機，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當時太平軍要組織一次有計劃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太平軍沒有采取這個正確的戰略措施，在優勢的敵人面前，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兵力和敵人硬打硬拼，結果城外援軍損失慘重，城內守軍亦因“米糧盡絕”而全軍陣亡。
天京保衛戰的失誤更明顯了。
1863年底形勢已經十分明朗，天京守不住了。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主動轉移，保存力量，等待時機，再圖發展。敵人最怕的也是這一著。李秀成是主張從天京突圍的。1863年12月12日無錫失陷，李鴻章向上報告說：根據被俘太平軍供稱，李秀成“隨行僅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設法解圍。倘無法解救，則挾偽天王洪秀全及其眷屬由浙、皖交界上竄江西、福建以尋回粵之路”。曾國藩也奏稱：“據鮑超來牘，探報侍逆（指李世賢）將親率悍黨，裹二十日糧，蓄意以長興、廣德、寧國一帶上犯江西，先據產糧之區，以俟忠逆（指李秀成）續至等語。”得到李秀成要從天京突圍的消息，清朝皇帝十分害怕。他在“上諭”中說：“斷不可令李秀成潰圍逃逸，務將此賊就地芟除，絕其根株，免致竄擾完善，辦理更形費手。”12月20日，李秀成回到天京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讓城別走”的建議，可是洪秀全拒絕了這個方案。
第二，對外政策的失誤。
太平天國面對兩個敵人：封建統治者與外國資本主義殖民者。敵人是強大的，因此，它不能取得劉邦、朱元璋式的勝利。但是，人們還必須看到以下情況：在當時，清王朝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之間是存在著巨大矛盾的。1856～1860年間甚至發展到兵戎相見，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直到1862年，亦即金田起義爆發後12年，兩者才結合起來共同鎮壓太平軍。
太平天國對外策略的出發點應該是儘可能地避免和西方列強發生正面衝突，不讓清王朝與西方列強結合起來共同對付自己，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清王朝。
我們不同意把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歸之為太平天國領導人沒有辦好外交，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太平天國在外交策略上的嚴重失誤。他們是有可能利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和清王朝尚未調和的嚴重矛盾，爭取外國資本主義列強長期“中立”的，然而，這個可能性沒有變成現實。太平天國反對外來敵人的鬥爭是英勇的，但在鬥爭的策略上有嚴重的失誤，這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後果。
第三，在最高領導層中沒有出現有真知灼見的政治家、軍事家。
拜上帝，是太平天國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重要工具。在前期，它是太平天國成為一支嚴整的農民武裝，戰勝敵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強制推行拜上帝，違背於人民群眾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祖宗、神祇的敬拜。再加上過激的城市政策，使廣大居民，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對太平天國保持距離。曾國藩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國反孔反儒的過激行為展開蠱惑宣傳，號召儒生們起來捍衛“名教”，反對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存在的十幾年中，特別是進入江南以後，在最高領導層中，我們沒有發現新面孔，像劉邦、朱元璋手下的蕭何、張良、韓信、宋濂、劉基、李長善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洪秀全也沒有物色像諸葛亮一類的軍師。容閎到過天京，他對太平天國深感失望，他覺得除了洪仁玕是個具有近代知識的人才以外，他看不到太平天國有什麼才智超卓的領袖。太平天國的這個嚴重弱點也值得深思。
第四，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引起嚴重的內耗。
領導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導致內訌、分裂和大量內耗。使太平天國的元氣大傷。1856年的天京事變是第一次權力鬥爭的大爆發。但權力鬥爭並沒從此結束。李秀成、陳玉成兵力相當。李秀成得到蘇南地區以後，陳玉成要他援救安慶，李秀成卻坐視不救。洪秀全一方面依靠李秀成，但又重用洪仁發、洪仁達，對李秀成不放心。李秀成自己就說過：“天王見我兵多將眾，忌我私心，內有佞臣之弄，封陳坤書為王，分制我勢。”除最高層以外，各地區、各層次權力鬥爭也屢見不鮮，陳玉成與林紹璋的矛盾，譚紹光與郜永寬的矛盾，都嚴重地影響了安慶和蘇州的戰局，甚至在天京淪陷以後，在南逃的過程中，1865年8月，汪海洋還殺害了李世賢。這些現象自然嚴重地損害了整個革命運動的進程。
由此來看，太平天國的失敗是必然的。但是太平天國的出現，使原本就已經行將就木的清王朝統治力量進一步削弱，不得不啟用漢族士大夫的力量來維持其最後幾十年的國運。通過鎮壓太平軍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臺上最為重要的人物，他們主導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他們為鎮壓太平天國所創建的湘軍、淮軍等地方團練，成為幾十年後影響中國進程的北洋軍閥的前身。這些北洋軍閥成為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的政治資本，從這方面來看，太平天國的蝴蝶效應不言而喻。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奇特之處吧。
總的來說，太平天國就是傳統農民起義的翻版，沒有任何進步意義，若是成功，反而將是中國近代史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