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始，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間的這幾十年的時間裡，給我膽我軍造成最大危害的一個人，無疑就是在第五次反圍剿當中出名的王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方針確實在當時對我黨我軍造成了很大危害，因為這段歷史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沒有毛主席的及時復出，恐怕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我黨我軍也就沒有了後來的長征。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在這次會上，王明一躍成為了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很快又被替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王明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王明為主的左傾路線方針開始了統治全黨的時期。這種左傾路線方針不僅僅開始在全國各地的根據地進行貫徹，而且中共中央還派遣了許多中央代表到全國各地進行所謂的“改造”。
後來王明於1931年十月前往莫斯科，這年的九月中下旬，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王明走了之後，又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其中，由博古、張聞天和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而在這三人之中，博古要擔負總的責任。當然，這也為之後的錯誤埋下了伏筆。
大家都知道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在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境遇下，始終都離不開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在依據中國國情和失敗經驗的基礎上，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長征之後的諸多戰役和決定可以十分明顯的表明，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以及在會上確定的事宜，無異於是最正確的決定！因為我黨我軍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確實在最短的時間內步入了正軌。
當年毛主席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批評，可以說是最為敏感且犀利的，毛主席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認識沒有錯誤，更談不上敏感。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毛主席的眼中是這樣被理解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無非就是不知道幾個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飯，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步知道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從毛主席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批評，我們不難看出，實際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上已經得到了足夠的體現，不知道大家怎麼以為？
遵義會議的召開，使毛主席成為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終結者，但是1937年，王明的捲土重來，卻險些又給我黨我軍帶來嚴重危害。當時的王明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以及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總而言之，王明當時的頭銜很多。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之後，共產國際領導人便轉派王明回國，讓王明回國的理由很簡單，只有六個字——幫助中共中央！
捲土重來的王明，這次一改他之前左傾教條主義的姿態，而換成了右傾的姿態。1937年11月底，王明從蘇聯回到了延安，毛主席等人冒著鵝毛大雪去機場親自迎接。在隨後召開的會議上，王明似乎依舊沒有改掉之前的毛病，在講話過程中，倒是一副反客為主的口氣。中共政治局在12月的會議上，王明緊接著又開始了他的表演，他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的論斷，而王明的這次論斷得到了會上絕大多數人的贊同。但是唯獨，王明沒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很多人都保持著模稜兩可的態度，實際上他們都在默默的認同了王明的路線。
當時的那次會議，毛主席再一次處於了孤立的狀態。12月會議之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從王明身上顯露了出來，毛主席一針見血的指出了他的錯誤要害！“讓抗戰服從統戰，一切服從國民黨”？那麼，如果國民黨消極抗戰或者國民黨妥協投降，開始將矛頭指向共產黨呢？難道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也要服從國民黨嗎？恐怕到時候不服從的話，時間也來不及了。
其實王明提出來的這次“一切服從”，就足以讓很多人看出他的錯誤所在了。依舊還是之前的那副老樣子，根本看不清中國的具體國情，深入不到我黨我軍的具體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實是國家和民族的首要問題，但在積極抗戰的同時，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也要理性客觀的來對待。好在毛主席敢於堅持正確路線，不斷在抗戰過程當中壯大，發展了自身的革命力量，為日後新中國的順利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