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行逆施,蔣軍四犯蘇區
1931年9月,正當蔣介石為其第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遭到慘敗而懊喪,又為兩廣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進軍湖南而苦惱,也為怎樣剷除廣州的江精衛、孫科的第二個“國民政府”而絞盡腦汁的時候,覬覦中國東北很久的日本軍國主義於9月18日悍然出兵進攻瀋陽,發動了震驚全國的“9.18”事變。蔣介石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鎮壓革命力量,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東北軍幾十萬人馬遵令退進山海關內,隨即日本軍隊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就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並準備向我華北侵犯。我東北3千多萬同胞,1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就這樣淪於日寇的鐵蹄之下。“9·18”事變發生後,全中國人民無不激憤,工人、農民、學生、工商業者以及其他一切愛國者,紛紛行動起來,堅決要求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立即發表宣言和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人民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一場反蔣抗日的愛國主義運動席捲全國。但是,蔣介石反動派不顧中華民族的危亡,蠻橫地拒絕全國人民抗日的正義要求,殘暴地鎮壓抗日民主運動實行白色恐怖,堅持反共、賣國的反動政策。
蔣介石為了進一步積蓄力量,撲滅革命的火焰,他一方面在國內大肆搜刮資材,並與美帝國主義簽訂借款,購買大批武器裝備的協議,另一方面竭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革命政策,他引用《孟子》“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話,作為他堅持對外投降賣國、對內反共內戰的理論根據。1931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剿共問題起草委員會”專門策劃鎮壓革命的計劃。1932年5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剿匪”會議,併成立了以他為領導核心的“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專門用以指揮對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進攻。又任命了以其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來統領江西、湖南、廣東和福建四省的國民黨軍隊,並指揮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進攻行動。同年6月,蔣介石第二次在廬山召開會議,認為他在組織上和力量上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開始策劃“圍剿”的詳細方案。蔣介石根據各革命根據地處於彼此分散、隔離、相互聯繫和配合作戰非常困難的弱點決定採取分區“圍剿”,逐步轉移重點,各個擊破的策略,並制定了完成其“圍剿”戰略的兩步計劃:首先,為解除紅軍對武漢的包圍,集中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然後,再集中兵力進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2年10月,蔣介石不顧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東北的蹂躪,堅持他的反共、賣國政策,倒行逆施,悍然對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政,又一次把反革命的毒手伸向了蘇區,鄂豫皖紅軍在張國燾的領導下,沒有采取誘深入,隱主力,尋機殲敵的作戰方針,而是採取了單純防禦路線,命令疲憊的紅軍與敵人的主力作正面的硬拚,致使紅軍投有抗住蔣介石“穩紮穩打,並進長追,逐步壓縮”的進攻,紅4方面軍被迫撤離了根據地,向西轉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在王明路線的推崇者夏曦同志的錯誤領導下,也很快處於被動地位,湘鄂西根據地紅軍最後也不得不數離出根據地。蔣介石在迫使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的紅軍轉移後,實現了他第一步“圍剿”計劃,便迫不及待地準備集中兵力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
1933年1月底,蔣介石親自到南昌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進攻。2月上句,蔣介石設立“南昌行營”,任命顧祝同為“圍剿”軍總司令,朱紹良為右翼總指揮,陳誠為中路總指揮,蔣光鼐為左翼總指揮,並決定以陳誠的中路軍為此次“圍剿”的進攻主力。敵陳誠的中路軍,轄11師,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此次進攻他們位於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北部。陳誠將自己的中路軍編為3個縱隊,組成3路強大的突擊兵團;第1縱隊由羅卓英任指揮,轄3個師(肖乾的第11師,李明的第52師和陳時驥的第59師),由樂安宜黃向廣昌進攻;第2縱隊由吳奇偉任指揮,轄3個師(李默庵的第10師,周至柔的第14師和吳奇偉兼師長的第90師),由南城向南豐、康都進攻;第3縱隊由趙觀濤任指揮,轄4個師(周渾元的第5師,周碞的第6師,李延年的第9師和王錦文的第79師),由金溪向黎川進攻,劉紹先的第43師為預備隊。蔣介石準備套用他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進攻的“成功”經驗，採取“穩紮穩打,並進長迫,逐步壓縮”的戰法,企圖以左,中、右三路大軍,向黎川、泰寧、建寧、廣昌各點實行圍攻,將中央紅軍主力載斷幷包圍在廣昌至建寧一線進行決戰,予以殲滅,而後再轉向南進，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瑞金,實現其第二步消滅中央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美夢。
南豐失利,紅軍改變策略
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6屆4中全會上,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使和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1931年11月初,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左”傾統治的黨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代表團積極推行“左”傾政策,他們反對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故略方針,誣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他們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主張向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力量薄弱,而我黨和群眾力量較強的東北地區發展,並反對紅軍進攻敵軍堅固設防的曦州等中心城市。這種實事求是、有利於革命發展的正確意見,竟然遭到“左”傾政策執行者的批評,紅軍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後,毛澤東同志被從前線調回後方做政府工作,不久又被撤銷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1932年2月,國民黨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開始了,從上海遷至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直接干預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左”傾統治的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堅持實行主動出擊,先發制人,進攻敵人中心城市,以爭取江西一省的首先勝利的冒險主義方針然而,毛澤東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在紅軍中有著深刻的影響,紅軍指戰員深知前三次反“圍剩”戰略戰術的正確性和指導意義,因此此次反“圍剿”,紅軍廣大指戰員仍要堅持“誘敵深入,打運動戰,尋機殲敵”的作戰方針,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在周恩來、朱德的領導下起草了紅軍的作戰計劃決定採取前三次反“圍剿”中形成的“誘敵深入”、“聲東擊西”、“集中兵力”的伏擊戰和運動戰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但是,“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這是“純粹的防禦路線”、“遊擊主義”,是毛澤東“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翻版,他們不顧敵我力量對比的懸殊,堅持要紅軍主力勇猛地主動攻擊敵人所佔據的城鎮。
2月12日,中央紅軍主力遵照中央及蘇區中央局的命令,從黎川兵分三路向駐有重兵把守的南豐城攻擊。守城的敵第8師陶峙嶽部依城憑堅固守,負隅頑抗。經過兩天激戰,紅軍未能攻下南豐,且傷亡達4百餘人。敵中路總指揮陳誠見紅軍主力攻擊南豐城,急忙派兵向南豐襲來,敵人的第2第3縱隊分別向南豐、黎川逼進,對紅軍形成了包圍的態勢。周恩來、朱德針對紅軍所處的危險情況,致電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根據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我軍攻打敵人固守的城市,不僅不能破壞敵人的整個進攻部署,反而捆住了紅軍行動的手腳,便利了敵人的行動,這樣對我軍非常不利,因而建議中央局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紅軍先行撤退,避開敵人進攻的鋒芒,改變敵動我靜的關係,等待有利的戰機,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中央局在戰爭嚴酷的事實面前,終於採納了周恩來同志的正確意見。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雖然在黨中央佔統治地位,但此時還沒有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紅軍指戰員得知中央局改變攻城計劃後,非常高興。於是,紅軍總部立即下令紅軍主力向根據地內撒退,並調紅11軍在黎川一帶迷感,牽制陳誠的第2,第3縱隊,紅軍主力向根據地宜黃、樂安以南的東韶、洛口一帶轉移,。敵中路總指揮陳誠,在紅11軍的述惑、牽制下,認為紅軍主力仍在建寧、黎川一帶,他命令其第1縱隊,由樂安、宜黃出擊廣昌,以堵截紅軍西進和南進的歸路;命令第2縱隊由南城向東推進,以側擊紅軍的東端;命令第3縱隊出擊黎川,攻擊紅軍的正面,於是,敵軍的3路縱隊氣勢洶洶地向黎川、廣昌撲來。此時,紅軍主力由於行動迅速,秘密前進,已經回到了東韶、洛口、吳村一帶,隱蔽集結,作好了隨時出擊敵人的充分準備,等待著有利戰機的到來。
黃陂大戰,紅軍首次告捷
2月下旬,紅軍總部召開了軍事會議,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同志通過詳細分析敵情,發現敵第1縱隊的第52師和第59師在開往黃陂的行進途中,有一脈高聳綿亙的大山嶺——摩羅嶂,將這兩個師隔斷,使他們之間的聯繫、協同都極為困難。因此,紅軍總部經認真研究,決定集中兵力在敵第1縱隊進犯的必經之地黃陂一帶,選擇有利地形,以大兵團的伏擊戰圍殲這兩個師的敵人。伏擊陣地選擇在東陂、黃陂以西,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以東地區。2月26日,紅軍總部作了最後的作戰部署:紅軍主力編成左右兩路縱隊,紅1軍團、紅3軍團和紅21軍為左路縱隊,由彭德懷、聶榮臻、膝代遠等同志指揮,由苦竹、玉都一線分兩路平行北進,側擊敵人;紅5軍團、紅12軍、紅22軍和獨立師為右路縱隊,由董振堂、羅炳輝、陳毅、朱瑞等同志指揮,經東陂、黃陂向霍源兜擊敵人。紅軍總部還特別指出:各部隊在行進途中和進入伏擊陣地後,一定要嚴密隱蔽偽裝,封鎖消息,務必做到出敵不意,攻敵不備,取得反“圍剿“的首次勝利。紅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出發,當時,天正下看大雨,道路非常濘滑,紅軍指戰員不畏艱難困苦,鬥志昂揚,殲敵心切,右路縱隊的紅1軍團,經躍龍坪,小口等地,向蛟湖,大龍坪,登仙橋疾進,紅3軍團經王都,下,南灣等地,向下莊、橋頭等地疾進;右路縱隊的紅5軍團,紅22軍和紅12軍等部,先後從侯坊、界上、界上等地出發,向黃陂,霍源一帶疾進,各路紅軍克服天用路滑,山高路狹、冷風刺骨的困難,士氣旺盛,一路不顧休息,一天只吃一頓飯,力求迅速佔領陣地,經強行軍,各部紅軍均已進入了陣地,作好了戰前的最後各項準備工作,5萬紅軍指戰員保持著嚴格的肅靜,準備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羅卓英的第1縱隊,是北路敵軍的右翼,是蔣介石的“掌上明珠”,其所轄的第11,第52和第59師都是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他們所裝備的武器都是外國造的一些自動火器,並且各師的兵員充足,給養供應非常充分,戰鬥力十分強大。作為第1縱隊指揮的羅英本人則剛剛被陳誠所提拔,這個“暴發戶”因此十分猖狂,一心報答主子的恩寵,來不及宣誓就職就匆匆奔向前線,並叫囂打下廣昌後再補就職典禮,他率領第11、52、59師,一路上瘋狂“進剿”,直奔廣昌襲來。
敵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自恃他們部隊的裝備精良,火力猛烈,兵員充足,給養優裕,氣焰十分囂張,一路打頭陣,橫衝直撞地向根據地的黃陂一帶闖來,為了搶頭功,他們強迫部隊冒著大雨向前推進,他們還以為他們這兩個精銳師可以互相策應、協同作戰哪裡會想到摩羅嶂這個大山嶺把他們完全隔斷了。
紅軍為了迷惑敵人,以樂安軍分區司令致樂北軍分區司令名義,寫了一封密信,並有意讓敵人得去,信中說:“我工農紅軍正圍攻南豐,旦夕可下,惟樂安之兩師白軍若向河口、黃陂前進,則我紅軍無法攻下南豐,本身亦感大危險。望派人監視此兩師敵人,果其南來,即迅速報告,予當率樂大兩團竭力抵抗之,”李明和陳時驥本來就認為紅軍主力在南豐一帶,得到此情報以後,如獲至寶,更加確信在他們的周圍設有紅軍主力,因此驕矜懈息,有恃無恐,放心大膽地向前推進。
2月28日,天下著濛濛細雨,而且大霧瀰漫,好似第一次反“圍剿”中活捉張輝瓚時的天氣。敵52師在師長李明的率領下沿著大平圩、固崗的崎嶇山路,向登仙橋、大龍坪一線走來。此時,我紅1軍團、紅3軍團的指戰員們正隱蔽在登仙橋、大龍坪一帶的密林中,他們精神抖擻,勇氣百倍,兩眼緊緊地盯著前來的敵人,就等著指揮員下達進攻的命令了。中午,敵軍的大隊人馬漸漸地進入了大龍坪一帶的狹長山谷中,其先頭部隊已到達橋頭,師部隨後,後衛部隊還在登仙橋地區,隊伍拉開一條線,首尾不能相顧。敵人漫不經心地向前走著,山谷中傳來了敵軍人員的喊叫聲和騾馬的嘶叫聲,以及機械的碰撞聲。敵師長李明依然那樣悠哉悠哉地騎著高頭大馬,走在隊伍的中間,他絲毫也沒有察覺到在他周圍紅軍的千軍萬馬。
突然,高山上出現了紅軍指揮部發出的進攻信號,剎那間,幾百支衝鋒號一起奏響,早已按捺不住殺敵激情的數萬名紅軍指戰員,如猛虎下山,將敵人的隊伍攔腰截成了幾斷,分割包圍,展開了一場大的殲滅戰。槍炮轟鳴,殺聲四起。敵人被這突如其來的進攻嚇得暈頭轉向,驚惶萬狀,過了好長一陣,敵師指揮部才命令敵軍就地抵抗,紅軍炮兵營的火力立即指向了敵師指揮部,一陣猛烈的轟擊,敵人的指揮機關垮臺了。敵人本來就首尾不接,互相不能照應,加上指揮系統的癱瘓,一時間,象無頭的蒼蠅,到處亂跑,亂竄,東碰西撞,亂成一團,紅軍以壓倒的優勢向敵人猛攻,敵人丟盔卸甲,紛紛舉手投降。敵師長李明在戰鬥中被紅軍的槍彈擊中,身負重傷被俘後被送至苦嘴坳,因傷勢過重,不久便死去。
太陽快落山時,戰鬥已臨近尾聲,敵軍大部被殲,紅軍戰士仍在山谷、密林中搜尋敵人殘餘,那些東躲西竄,狼狽不塔的敵人,被紅軍一個個地揪了出來。到28日上午,戰鬥全部結束,敵左翼第52師基本被殲滅,紅軍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再說敵陳時驥率第59師,一路直奔黃陂,與李明的第52師成兩線分別排開。沿途陳時驥的第59師不斷受到紅軍小分隊的襲擾,陳時驥還以為這是紅軍樂北軍分區的阻擊部隊,因而更覺大有加速前進的必要。他命令部隊快速闖過紅軍的阻擊,向前疾進。紅軍小分隊將計就計,一面阻擊敵人,一面裝作潰選的樣子,因此,陳時驥更加驕橫,對紅軍毫不在意。2月27日中午,敵人進到了霍源地區。霍源位於黃陂西北15華里,這裡山高林密,地勢十分險要在群山之中有一條狹谷是通往黃陂的唯一道路。紅22軍、紅5軍團等部隊早已按照作戰計劃在這裡選好了有利地形,隱蔽起來,準備伏擊敵人。上午12時,敵人進入了山谷,紅22軍立即與敵人打響,隨後戰鬥逐漸展開。紅軍為了全殲敵人,派出部隊繞道至敵人的側後,將敵人分割成數斷,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指揮癱瘓敵人被紅軍的突然襲擊打得暈頭轉向,急忙進行抗擊,當時正有大霧敵人對地形又不熟,找不到目標,胡亂放槍,敵人前隊打中隊,中隊打後隊,互相廝殺,亂作一團。
霍源一帶的面谷裡到處是喊殺聲、槍炮聲,紅軍發起了總攻，戰士們個個勇猛無比,奮勇向前衝擊。敵人全線崩潰了,紛紛奪路而逃,陳時驥帶領著不足一百人的殘兵敗將,急忙向密林中逃去。慌忙中,陳時驥寫了一封信給第52師師長李明,信中說:“文獻兄:弟無能,於本日午後一時失利,現部隊潰散,弟僅率士兵數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許之山莊中。請迅速援助為盼,弟陳時驥”。他哪裡知道,此時的李明早已成為閻王爺的府下之客了。陳時驥派了一名衛兵前往送信不久,送信的士兵被紅軍抓獲,紅軍立即前往搜索,終於在一座小莊裡抓到了陳時驥。此時,山谷中的戰鬥早已結束敵第59師大部被殲。
中央紅軍經過兩天的激戰,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上,分別殲滅了敵第52師和第59師,共擊斃俘獲敵師長2人,旅長2人,正副團長10餘人,俘敵士兵1萬餘人,繳獲槍械1萬餘支,火炮40餘門,另外還有大量的彈藥、糧食、銀元,以及紅軍極為缺少的藥品、通信器材等等。這次勝利,使紅軍擁有了許多外國製造的自動火器,增強了紅軍作戰時的火力密度,提高了戰鬥力。紅軍戰士風趣地說: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從第一次“圍剿”就送給我們大量的武器裝備,一直送了四次,還真捨得花本錢,我們真應該“感謝”他呢。敵軍兩個現代化師被紅軍痛痛快快、乾淨麻利地殲滅的消息傳到蔣介石那裡,他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穩。立即給陳誠下了手諭“唯此次挫失慘悽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之隱痛。”陳誠更是驚恐萬狀,大罵羅卓英。羅卓英也垂頭喪氣,大聲哭泣,這個“暴發戶”再也沒有慶功典禮加就職典禮的“榮耀”了。
東陂再捷紅軍再顯神威
敵第1縱隊被紅軍殲滅了兩個主力師以後,打亂了敵軍全線作戰計劃。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不得不改變原作戰計劃,將原來的3個縱隊改為兩個縱隊:前縱隊由吳奇偉任縱隊長率領第10師、第14師和第90師;後縱隊由羅卓英任縱隊長,率領第5師、第9師、第11師和第59師殘部第175旅。陳誠整飭完部隊以後再次向根據地縱深進犯,這次陳誠改變了3路縱隊“分進合擊”的作戰方式,而採取兩路縱隊前後重疊,一前一後,交替掩護,輪番進攻,中間突破的作戰方式,陳誠判斷紅軍在黃陂打完仗後已向廣昌轉移,便決定取道黃陂、東陂、新豐、甘竹直向廣昌,企圖在廣昌與東面的敵蔡廷鍇部、西南面的敵餘漢謀部協同,一舉包圍紅軍主力,聚殲滅,挽回他失敗的面子。
紅軍在黃陂大捷後,主力立即向東、小布、洛口一帶轉移,隱蔽集結,短暫休整,做好隨時出擊的各項準備工作,尋機殲敵針對敵軍進攻策略的變化,以便再創造殲敵的機會,周恩來、朱德同志經研究後決定,再派紅11軍佯裝紅軍主力,以積極的行動,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吸引敵人的注意力,牽著敵人的鼻子,沿新豐、甘竹向廣昌前進,將敵人兩個縱隊之間的距離拉大,使其前後不能重疊,相互不能策應,造成紅軍各個殲滅敵人的良好條件。紅11軍遵照命令,一路上大造聲勢。果然,陳誠上了當,他據此判定紅軍主力必在廣昌無疑,下令吳奇偉的前縱隊緊追紅11軍,並從羅卓英的後縱隊中抽出第5師加強給吳奇偉的前縱隊,急切地希望前縱隊能抓住紅軍的主力,並進行決戰。這樣,羅卓英的後縱隊就只剩下了第11師和第9師,以及第59師的殘部了,且與前縱隊的距離越來越遠,當前縱隊到甘竹時,後縱隊才達到東草臺崗地區。
紅軍總部根據敵情的變化,認為羅卓英的後縱隊孤立突出,便於紅軍殲滅。紅軍總部立即決定以兩個縱隊在東到界上一帶的山中埋伏,打擊敵人一部,右縱隊由紅5軍團、紅12軍和宜黃獨立團組成,左縱隊由紅1軍團、紅3軍團、紅22軍和紅21軍等部組成,分別從吳村、肖田和東韶等地出發,向東陂急馳面去。3月18日，敵後縱隊分別抵達黃陂，東陂，第9師在東陂集中，第11師和第59師殘部175旅在黃陂集中,3月20日,後縱隊繼續向前推進、紅軍狀擊部隊放過了趕往敵前縱隊的敵第5師,專等敵第9師、第11師和第175旅的到來,羅卓英率部向紅軍伏擊圈走來、途中羅卓英著到這一帶高山林密,一下子想起了李明、陳時驥被殲的情景、不僅渾身發冷,急忙命令部隊後撤至東陂,並加固了防禦工事、敵第11師進入草臺崗一帶。
根據此時各路敵軍的所在位置,周恩來和朱德同志認為敵肖乾的第11師驕橫、未作固守的充分準備,且羅卓英害怕自己被紅軍殲滅、不會輕易出兵增援第11師,因此,紅軍總部決定,以一部兵力切斷第9師和第11師之間的聯繫,集中主力,圍殲敵第11師。
3月21日,紅軍主力以迅猛的攻勢向敵第11師襲來。紅1軍團繞過敵第9師在東陂的防禦前沿陣地,並以一部分兵力佯攻第9師、牽制他們、使其不敢輕易出動,紅1軍團的其餘部隊協同紅3團、紅5軍團、紅21軍和紅22軍等部,將敵第11師團團包圍在霹靂山、雷公嵊、黃柏嶺、觀音山等地,並立即向敵軍各陣地展開了進攻,敵軍依託各個高大的山頭陣地,以猛烈的火力阻擊紅軍的進攻。此時、國民黨空軍的幾架飛機也前來參加第11師的防禦戰鬥,企圖挽救他們行將滅亡的命運,在紅軍猛烈的攻擊下,敵雷公嵊的西側陣地被紅軍突破,使盤踞在該陣地上的敵第11師第63團不能對敵第9師張瓊團實施火力支援,霹靂山上的敵人,依託山高的優勢負隅頑抗,紅軍以快速的穿插行動,在該部敵軍陣地的後側發起突然襲擊,炮兵以準確的火力將敵人的防禦工事和火力點摧毀。紅軍戰士迅速衝向山頂,終於攻下了霹靂山,紅軍繼續發展勝利,到中年時分,相繼攻克了雷公嵊、霹靂山、觀音山等陣地,最後向草臺崗的敵人發起了總攻,故人迅速潰散,亂作一團,這時,幾架敵機在草臺崗的上空盤旋,他們認錯了日標,向下俯衝炸,掃射,剎那間陣地上的敵軍又被自己的飛機殺傷許多,紅車乘勝向敵人陣地猛攻,將潰散的故人全部殲滅,經過一天的戰鬥,敵第11師被殲,師長肖乾負傷後潛逃。羅卓英聞聽第11師被殲後,嚇得失魂落魄,只顧自已逃命,丟下第9師不管,帶著1個特務營逃跑了。
紅軍殲滅敵第11師後,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乘勝向東陂的敵第9師發動進攻,經過戰鬥,又殲滅敵第9師一部,其餘敵軍向黃陂、宜黃方向逃去。至此,敵軍新的作戰部署隨著後縱隊被紅軍殲滅而再一次全線解體,失去了進攻的銳勢和力量,陳誠不得不命令部隊向北撤退,經南豐向撫州落荒而逃,陳誠本想通過這次“圍剿”紅軍和根據地,在將介石面前爭得升官晉級的條件,他哪裡會料到,他的精銳部隊第52師、第59師、第11師和第9師,連連遭到紅軍毀滅性的打擊,他的美夢成了泡影,陳誠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了他在南昌的寓所,閉門謝客,再也不敢出門了。
紅軍經過初期圍攻南豐的失利,到繼續貫徹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在黃陂、東陂連續打了兩個大勝仗,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徹底勝利。這一切充分說明了毛澤東的積極防禦戰略思想以及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尋機殲敵、在運動中以伏擊戰和運動戰殲滅敵人的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後,主力分別向四面出擊發展勝利成果:東面,紅3軍團進擊閩西,擊敗敵第19路軍;南面,紅軍於2月擊潰敵1個旅;西面,紅軍於8月底在吉水大敗敵軍一部;北面,紅1軍團向浙贛邊出擊,相繼攻克了新淦,金溪、樂安，撫州、豐城,使中央根據地同贛東北根據地連成一片,紅軍的力量也有了較大的加強,已發展到10萬人,其中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各5萬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