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岸元
對我國而言，經過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過程，如果搞大放水、大基建，可謂輕車熟路。但四萬億產生如何如何不良後果，是理論界決策界的廣泛共識。“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裡”。這就決定了此次應對危機決策，體現出更多定力，希望看到更多明確信號再行決定。
（一）關於增長目標和時間節奏
此前市場的邏輯是“不怕經濟差，經濟越差，政策會越激進”。一二月份經濟數據公佈後，由於經濟表現差得太遠，這一邏輯不復存在。年內，如果目標定太高，則不切實際，容易引起市場誤解；如果定太低，則市場沒有主心骨。美國政策形成對照，市場期盼大力度刺激；而從我國實際出發，大規模“撒錢”顯然不是政策選項。
如果五月中下旬召開兩會，今年時間將近過半。下半年，全球疫情發展及對經濟的衝擊都將經過峰值，局面將更加明朗。對市場而言，著眼於五中全會、“十四五”規劃，著眼於兩到三年佈局，可能更為重要。
（二）財政政策主要關注特別國債
抗疫財政支出巨大，與此同時，財政收入銳減。除股票印花稅、個稅外，各稅收項均出現嚴重的減收局面。由於稅收遞延等因素，未來稅收收入下降將超過當期。
之所以需要提高赤字率、擴大專項債規模、創新特別國債“三箭齊發”有內在決策邏輯。赤字率方面，中央財政預算內赤字率多年來守3%，估計這次有突破，但也不會太多。專項債方面，其使用目前依然受到領域限制，如，土儲、棚改等，都不容許使用。至於特別國債方面，就更加複雜。
2007年發行特別國債，是在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記了個1.55萬億賬，按7.5匯率轉出2000億美元，供中投公司多元化投資。此次抗疫特別國債的發行，我認為至少要有三萬億規模，目前看，也許達不到。在使用上，為避免直接“赤字貨幣化”的不良觀感，可能需要有資產相對應。如，“六保”提出保產業鏈，需要有產業紓困基金；中小銀行不能發行永續債，資本金需要有新的補充渠道等。假如特別國債用於這些領域，都能在賬面上有對應的資產。
（三）貨幣政策要對利率下行有信仰
貨幣政策保持寬鬆態勢十分必要。準備金和利率都有下調必要，但對側重點應有不同考慮。降準解決不了流動性淤積於銀行體系，甚至流向資本市場催生泡沫的風險。降低利率更為迫切，其最有效方式是降低基準利率。
但央行熱衷於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就要擱置、乃至最終廢除基準利率（近期，在毫無必要情況下，還大力推進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基準利率的LPR轉換）。這樣一來，基準利率調整就遲遲不見動靜，當局更傾向於通過MLF、LPR等拉低利率。傳導渠道的複雜化，無疑使得問題複雜化。
從根本上講，受疫情嚴重衝擊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力負擔如此之高的融資成本；我們沒有能力、沒有必要與外部世界之間保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因此，雖然我們不清楚哪些舉措、哪些契機會導致終端利率下行，但市場不妨對年內利率有效下行有更多信仰。
（四）老基建邊際增量更大
基建無所謂新老，區別只有一個，即，項目現金流能否覆蓋成本；建成之後，是為政府提供現金流還是消耗現金流。
我們會看到，去年底已經安排的重大項目，將加快資金到位、加快工作量轉化。我們更會看到，此前醞釀成熟、且政府有抓手的重大“老基建”項目，如高鐵、城市軌道交通、水利等，會顯著擴量。至於疫情催生的補短板類基建，相關重大項目年內可能來不及，預計會在廣泛討論基礎上，審慎決策，並納入“十四五”規劃。
（五）地產政策應在房住不炒的同時實事求是
房地產領域仍應守住堅持多年的房住不炒底線，否則多年調控成果毀於一旦。但對於疫情導致的行業運行困難、出現的新需求熱點，仍應拿出有針對性方案。
如，地產企業普遍高週轉。根據地產企業銷售回款大幅下降的實際，應允許其提前動用今年融資額度，包括開發貸、信託、境內外債券等。至於下半年，額度用完後是否增加，不需要現在決策。這一增加供給的做法，與房住不炒並不衝突。再如，若下半年庫存及去化週期發生不利變化，靈活調整一城一策的“四限”政策（限購、限售、限貸、限價），未嘗不可。最典型的是二套房政策，只要實施“認房不認貸”政策，滿足疫情衍生的改善型需求，放出來的量就非常可觀。而“買一套、賣一套”，與政策長期調控方向也並不衝突。
（六）特定群體的現金髮放值得期待
從三月份開始，我們能看到可選消費環比大幅上升。但這遠遠不夠。市場要的是增量。消費增長的源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而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一靠經濟增長、財富創造——今年這顯然指望不上。二靠財政政策變化，調整收入分配。通過財政政策擴大消費，不僅取決於各級財政狀況和實施意願，同時也取決於實施技巧。
促進消費的財稅政策可歸為發放現金或消費券、為目標群體或特定商品提供補貼、個稅返還及減免等三類。向特定商品提供補貼不是好政策，此前國內外有大量實證研究證明這一點。個稅返還雖意義重大，但不是政策選項。我們注意到疫情之下，“綜合計徵、彙算清繳”還在繼續推進。一季度個稅收入顯著增長，預計二季度還將進一步增加。
消費領域針對特定群體（返鄉人員等）的現金、消費券發放是政策方向。這一群體人數規模5000萬左右，即便每月僅發放滿足基本生活的資金、持續數月，所需資金規模也是史無前例。
對市場而言，該項政策不容易體現為利好，因為資金主要被用於滿足基本需求，市場投資標的較多的可選消費領域，不會因此有大的增長。
（七）當前中美關係輿論以噪音為主
美國當前紓困方案與我國此前政策有類似之處，都屬“抗疫救災”，目標是避免重要行業、中小企業現金流斷裂、缺血壞死。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不到大作用，因為隔離對供需兩端都造成巨大沖擊。“聚旗效應”之下，特朗普總統支持率有所提升，但仍遠低於杜魯門、老布什、小布什總統任內開戰期間水平。二季度後，競選將進入白熱化階段。疫情演進的時間節奏對現任總統更為有利，競爭者很難挑戰成功。
走過一個完整週期，又經大規模減稅延續繁榮的美國經濟，因疫情重擊陷入長期衰退的威脅是現實的。大基建是四年前競選至今，特朗普總統唯一沒有兌現的承諾。無論該方案如何紙上談兵，都至少表明，美方已經考慮到疫後中長期衰退的可能性，併為此醞釀方案。美國基建面臨的困境總體如故，唯一重要的改變是融資環境。零利率環境極大降低了融資成本，如果出現負利率，則場景更加樂觀。23萬億存量聯邦債務，用負利率滾動實現債務的自然縮減；其中三分之一由外國投資者持有，這是特朗普總統理解的公平。
關於中美關係，我還是那句話：“看不到雙邊矛盾的本質和背景，是沒有知識；言必稱這些矛盾和問題，是沒有智慧；歷史是創造出來的，大國關係沒有宿命”。疫情期間，輿論惡言相向的同時，兩國抗疫物資貿易無差別往來，“人民的希望”在我國測試未遇任何阻礙，各國在G20峰會上依然表達出合作意願。
經過疫情洗禮，中美彼此會有更加清晰的認知。美方會真切感受到中國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物質實力、科技能力的進步。中方也會更加真切感受到兩國硬實力的差距。如，檢測技術、特效藥研發、RNA疫苗方面，美國多條技術路線同時推進，進展迅速；即便是在我們原以為國內潛力巨大的呼吸機生產領域，境內產能實際上也僅佔全球五分之一，與我國人口全球佔比相當，且核心零部件多數依賴進口。
著眼於疫後經濟恢復，中美彼此需求顯然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對美方而言，降低對華加徵關稅，有利於經濟恢復和民生改善；對中方而言，新的價格條件下增加重要商品採購，也並非不可。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兼任南開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證券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委員會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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