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岸元為東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近期提高部分行業出口退稅率政策完全令人費解。該政策的好處是：幫助中國企業提升出口價格競爭力，部分吸納關稅衝擊，維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壞處是：減少了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福利損失，事實上幫助了特朗普政府緩解關稅政策國內壓力。不僅如此，美國加徵關稅，獲得關稅收入；中國提高出口退稅率，減少財政收入。整個過程的利益流向是：中國財政到中國企業、中國企業到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到美國財政。略過中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中間環節，中美間的收入分配效應只發生在兩國財政之間，可以理解為：中國向美國繳稅，為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的所有負面效應買單。
如果說提高出口退稅措施與貿易戰“以牙還牙、打七寸”策略南轅北轍的話，以下兩項減稅方案則在路徑上有所偏差。
問諸位兩個問題。
一、如果要對企業減稅，同等減稅規模情況下，減增值稅或所得稅，哪個更容易被股票市場視為利好？
答案顯然是減所得稅。因為增值稅涉及上下游抵扣，不容易確定稅率下降究竟最終會對哪類上市公司最為有利。理論上，越是缺乏抵扣項、增值較多的行業，越是可能從稅率下降中獲得更多收益；這些行業多是資源型、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如果降低所得稅率，所有企業稅後淨利潤可以立即相應比例增加，只需要通過簡單算術，投資者就知道ROE如何改善，市場估值如何提升。這一效應可稱為“估值幻覺”。
二、如果要對居民減稅，同等減稅規模情況下，提高起徵點、降低邊際稅率，或增加扣除項，哪個措施更容易為人民喜聞樂見？
答案顯然是提高起徵點、降低邊際稅率。因為設立扣除項勢必增加流程，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納稅人之間扣除項的差異，將引起更多爭議。而提高起徵點、降低邊際稅率，只要簡單調整個稅計算器參數，納稅人就知道少交多少稅，並因此獲得感滿滿。
遺憾，現實中我們總是反其道而行之。減了稅，不落好；大快人心的事辦得彆彆扭扭。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以下兩方面。
一是現有稅收結構制約了政策空間。增值稅作為間接稅，是第一大主體稅種。而提高直接稅佔比是中國稅改的重要方向，專業的稅改方案設計者始終優先考慮降低間接稅率，逐步增加直接稅佔比，進而與國際接軌。橫向比較，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並不高，下降空間不大。如果現在將所得稅率降得過低，必然限制未來降低增值稅率的空間。
當下減稅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扭轉市場預期，企業所得稅率變化帶來的更為直接的估值效應予以關注。鑑此，似可考慮宣佈一定時期內，對所得稅實施特別優惠稅率，待三檔變兩檔的增值稅改革完成後，再將所得稅率恢復到正常水平。
二是將部門本位考慮置於優先地位。拒絕大幅提高起徵點，無非是要網羅更多的納稅人群，將更大規模人群的收入納入政府調控範圍。設立扣除項而不是簡單降低稅率，固然符合國際先進個稅制度的要求，但更重要的還是強化了政府對居民收入、支出的管控力度，取和予都要經過申報核准。至於將社保徵繳改革與個稅改革合併推出，則是弄巧成拙。個稅歸個稅、社保歸社保；職能轉移、國地稅部門調整等屬於政府內部工作，你將二者合併推出，公眾並不理解內在邏輯。輿論反而因此質疑你減稅的誠意，萬眾期待瞬間變成千夫所指。國常會已經就社保問題做了政策補救。希望明年推出的分類扣除方案“敞亮些”，簡化簡化再簡化，不要讓人覺得你的扣除方案“心不甘、情不願、意不誠”。
稅收理論有句戲謔但絕對達意的名言：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降低企業稅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作為政策方向，必要性確定無疑；財政捉襟見肘、為國理財不易，也是客觀事實。願意端出的減稅盤子就那麼大，更要將有限的減免空間放在明處。處廟堂之高者要多瞭解江湖的想法。把肉放在飯頭上，所有人一眼看得見、吃得著。不要讓人在飯裡面找肉。
閱讀更多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