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岸元 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大規模疫病流行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疫病是放大鏡，放大了社會運行中既有的種種不平衡不公正；疫病是加速器，加速了社會發展中既有的長期趨勢既定方向。記住，是放大、加速，不是無中生有，創造出充滿新的矛盾和趨勢的新世界。
我們渴望改變，渴望從疫情期間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變化中，看到未來世界的影子。知識分子尤其如此，他們希望疫情帶來重大變化，暗合他們信奉的理論，驗證他們此前未能如願的判斷。歷次疫情之後，我們能觀察到防控治療技術的進步、公共衛生理唸的更新、防災減災組織的完善、物資儲備水平的提升。但僅此而已。人類生活沒有變化，人性的優點和缺點一切如故。梅毒可以一度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時髦，艾滋病沒有使得人類更加潔身自好，埃博拉從未阻止人們前往非洲。本次疫情也是一樣，災疫之後人們會以最快速度忘卻災疫，這就是人性。
一、對稱衝擊不改變地緣政治格局
人們很容易舉出反例，駁斥上述消極靜態的觀點。如黑死病對中世紀歐洲發展的樞紐性影響，天花對南美地域文明的摧毀等。但須知這些重大改變的前提，是疫情導致人口大量減少，且不同區域、不同族群遭受的衝擊程度存在顯著差異。而此次疫情的致死率保持在較低水平，沒有大量消滅人口；傳播廣泛而迅速，數月間全球沒有化外之地。
西班牙大流感持續約兩年，大體對稱地影響了同盟國和協約國，因而沒有改變戰爭的進程和結果。技術能夠縮短本次疫病流行持續時間。兩年只是歷史長河的一瞬間。環顧四鄰，各國彼此彼此，疫情沒有帶來力量對比值得關注的變化。
疫情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在地緣政治鬥爭中示弱，沒有一個國家做出哪怕是互惠的政策調整。之前所有底線都不容觸碰。各國一方面小心翼翼，本著人道主義原則互通抗疫物資和數據信息之有無；另一方面，儘量避免相關措施與政治掛鉤，唯恐授人以柄、秋後遭人勒索。基辛格博士發文稱“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竊通讀中英文稿，未見任何改變，所見依然是捍衛西方民主制度普世價值。
各類政治制度國家都元氣滿滿，自信其卓有成效地選擇了符合本國國情的抗疫道路。各國差別化的感染率、死亡率，都被歸因為病毒的未知性，歸因為發展水平決定的物質力量差異。甚至某些領導人對疫情明顯的誤判也被公眾有意無意忽略,“聚旗效應”（P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反而提升政治家的支持率。
生活在發達國家和國家內部發達地區的人群，無疑是幸運的。這種幸運，是此前相關居民享受福利的自然延伸。發展中國家和國家內部不發達地區的感染及死亡，甚至不被統計。如果感染和死亡，連數字都不是，何來改變？
二、逆全球化加速的判斷值得細究
工業化時代，大約有四十多個國家完成了工業化歷程，散佈在各大洲，可稱之謂全球化。而本輪數字化、新一代通信技術則不然。除東亞、美國和西歐少數國家外，俄羅斯、中東歐、伊斯蘭世界，乃至整個南半球，都退出了相關軟硬件生產製造領域。這根本就不是全球化，是“數字孤島”與銷售市場對立的二元世界。技術鴻溝割裂世界的後果，類似於近代史上的刀劍與槍炮。該過程中，最令人唏噓的是俄羅斯，一個經歷諸多偉大革命的偉大民族，而今要和王朝對等博弈，通過油價維持國家現金流——政治家情何以堪？
如果非要約定俗成，套用全球化概念，疫情期間，我們看到某些領域全球化加速而非倒退。信息領域，各國信息交流更加頻繁，數據共享更加順暢，彼此關切更加切實。資本流動方面，大量資金在各市場間切換避險，金融市場聯動上升到新的高度。貿易方面，抗疫物資的貿易大幅提升。
疫情帶來的人員流動凍結、非必需品貿易大幅下降、糧食出口禁令等，更可能是一次暫停、一次休克。FDI因疫情停滯之後的動向至關重要。過往幾年，美國日本一直致力於產業迴流。要關注的是邊際變量，是疫情多大程度上強化了原有趨勢。疫情相當於在原有FDI理論中，增加了新的決策變量，該變量的權重未知，是否將起到決定性作用也是未知。
過往幾十年，中國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形成的產業集聚是世界級的，其內部組織關係、上下游聯繫之緊密，超出一般理解。我不相信這些基於市場自身因素內生的產業關聯，會因疫情有大的改變。退一萬步講，如果一次疫情、某國一項政策企圖，能改變這種產業發展，其本身也價值有限。
三、國際貨幣金融格局更加固化
口罩不能迅速生產，但貨幣可以瞬間創造。此前醞釀已久的新貨幣理論，在此次疫情應對中發揮了重大逆週期調節作用，否則全社會信用鏈條斷裂的後果不堪設想。國內有人輕佻評論美聯儲政策，我不知道其底氣何來，難道他們比美聯儲更瞭解美國需要什麼政策？
經濟理論都是增長理論，“經濟萎縮”、“經濟休克”似乎沒有被系統闡述過。試想：正常運行時，巨大的財政和貨幣供應僅能支撐個位數的經濟增長；動輒兩位數經濟萎縮，需要的財政及貨幣投放對沖是何等量級。這就如同一個人在失血的同時輸血續命，所需輸入量取決於損失量，並不取決於正常情況下人體需要的血液量。
如果赤字和貨幣供給被用於填補當期產出缺口，未必就必然導致下一步商品和資產價格飛漲，未必就會導致美元和美債崩潰。再進而言之，如果美元和美國金融市場經受住了此輪流動性空前投放的衝擊，其地位會獲得新的加持。
金融市場如同實體經濟的鏡像：市場迅速反應疫情爆發，固然火上澆油；但隨後提前反應疫情受控，何嘗不是雪中送炭？危機期間，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動，上升到此前不曾達到的水平。如，2月21日以來，道指和上證綜指相關性係數超過0.9，而此前彼此的相關性微不足道。一些時候，我們強調“避風港”，希望資金進來避險，對沖境內市場下行風險。隨著時間推延，或許要更加接受境內外市場聯動局面。
利率方面也同樣。疫情重擊之下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力承擔如此之高融資成本，當前中國經濟沒有能力沒有必要與外部世界之間保持之高的正利差，降低利率是必然趨勢。
美元體系的各國貨幣當局合作有新的進展。如，美聯儲與一些央行建立了新的貨幣互換安排，向各國央行美債資產開闢了新的回購通道等。
人民幣在此次疫情表現平淡。匯率基本與美元指數反向變化，但幅度小於其他貨幣。國際地位沒有值得關注的變化。這符合常識。戰後美元地位的確認，基礎是戰爭期間作為“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大量提供物資，各國渴求美元作為支付手段。而此次抗疫中，中國相關物資供給並沒有達到天量水平，也沒有考慮讓人民幣支付在其中發揮特殊作用。
四、中美同樣面臨經濟中長期蕭條風險
美國當前紓困方案與我國此前政策有類似之處，都屬“抗疫救災”，目標是避免重要行業、中小企業現金流斷裂、缺血壞死。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不到大作用，因為隔離對供需兩端都造成巨大沖擊。“聚旗效應”之下，特朗普總統支持率有所提升，但仍遠低於杜魯門、老布什、小布什總統任內開戰期間水平。二季度後，競選將進入白熱化階段。疫情演進的時間節奏對現任總統更為有利，競爭者很難挑戰成功。
走過一個完整週期，又經大規模減稅延續繁榮的美國經濟，因疫情重擊陷入長期衰退的威脅是現實的。我們不知道股票市場是否已經走出風暴區，不知道經美聯儲接盤展期後的債務能否順利迴歸市場，不知道巨大流動性未來如何回收。大基建是四年前競選至今，特朗普唯一沒有兌現的承諾。無論該方案如何紙上談兵，都至少表明，美方已經考慮到疫後中長期衰退的可能性，併為此醞釀方案。美國基建面臨的困境總體如故，唯一重要的改變是融資環境。零利率環境極大降低了融資成本，如果出現負利率，則場景更加樂觀。試想：23萬億存量聯邦債務，用負利率滾動，可以實現債務的自然縮減；其中三分之一由外國投資者持有，這對美國是多麼“公平”的事情。
現在看來，設想中國經濟疫後“V型”反彈基本不現實。要看到，我國經濟中長期增長處於下行通道。要素變動趨勢，決定了經濟將按照增長規律，向發達經濟體一般增速水平迴歸，疫情可能造成中長期增速迅速下到更低增速平臺。
更要看到，2018年以來，經濟季度增速出現了新的快速下降苗頭。這顯然不是中長期慢變量所致。背後的體制機制政策原因深刻複雜：原有激勵機制被擱置，地方、國企、民企等動力源同時趨弱，而新的機制一時沒有建立起來併發揮作用。如果沒有系統性政策調整，沒有新的資源注入，疫後經濟靠什麼提升？
五、當前中美關係輿論以噪音為主
關於中美關係，我還是那句話：“看不到雙邊矛盾的本質和背景，是沒有知識；言必稱這些矛盾和問題，是沒有智慧；歷史是創造出來的，大國關係沒有宿命”。
國關某君說，疫情以來的中美關係是“20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以來最為困難的一個階段”。他可能忘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臺海危機、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三次險些擦槍走火的事件。他可能沒有、或不願意看到，疫情期間，輿論惡言相向的同時，兩國抗疫物資貿易無差別往來，“人民的希望”在我國測試未遇任何阻礙，各國在G20峰會上依然表達出合作意願。
經過疫情洗禮，中美彼此會有更加清晰的認知。美方會真切感受到中國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物質實力、科技能力的進步。中方也會更加真切感受到兩國硬實力的差距。如，檢測技術、特效藥研發、RNA疫苗方面，美國多條技術路線同時推進，進展迅速；即便是原以為潛力巨大的呼吸機生產，境內產能也僅佔全球五分之一，與我國人口全球佔比相當，且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
著眼於疫後經濟恢復，彼此需求顯然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對美方而言，降低對華加徵關稅，有利於經濟恢復和民生改善；對中方而言，新的價格條件下增加重要商品採購，也並非不可。
結語
新冠病毒不識權貴，不辨人種。除科學外，沒有先知。病毒肆虐之際，以捍衛國家利益名義，爭權奪利，卑微可鄙；嫁禍於人，更是人性之惡。外部某些正式非正式言論固然狂悖可憎，而我們如果將狂悖可憎作為決策的基礎和對象，則只能和狂悖可憎平起平坐。
災疫面前，我們更需要德行。因為我確信，經歷了近代史上無數苦難的民族，不再會有宋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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