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於元朝末年的畫家中，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四人皆因在筆墨技法上成就顯著，在書畫史上被譽為“元季四大家”。這一時期的畫作重筆墨、尚意趣，講究“逸氣”，常以山水畫寄託清高避世的情感，《富春山居圖》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圖》正是出自四大家中的黃公望之手。
《富春山居圖》局部
人長於宋，畫成於元
黃公望這位先生，可並非一開始就有清高避世之態的，相反，早年的他十分熱衷於功名，有強烈的參政願望。
南宋鹹淳五年（1269年），黃公望出生於今江蘇常熟。傳說其父親一直盼望生個兒子，黃公望出生後友人來賀，其中有一位說：“黃公望子久矣！”於是，便以“公望”為名、“子久”為字。
時值宋蒙戰爭進入高潮，當時襄陽已被蒙古軍圍困多時，城池旦夕即破。1271年，蒙古改國號為元，此後宋元戰爭持續。南宋鹹淳九年（1273年），襄陽城破，這意味著南宋滅亡只剩下時間問題。
果不其然，元軍從湖北順江而下，一路勢如破竹。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軍攻陷常熟，七歲的黃公望此時還是懵懂小兒。到他十一歲那年，南宋滅亡。
因為年幼，對於元朝的異族統治，黃公望並無強烈的反叛心理。長大後，他工書法，善詩詞，散曲上也頗有成就。由於元朝當局輕視漢人，他幾乎沒有機會進入仕途。過了不惑之年後經人推薦，他才在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張閭座下做了一名小書吏。
張閭是個貪官，平時就為非作歹，後來更是一口氣逼死了九條人命，導致“人不聊生，盜賊並起”，朝廷論罪，將其緝捕下獄。黃公望也因此受了牽連，遭受牢獄之災。
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恢復開科取士。然而，熱衷於功名仕途的黃公望這時正身陷囹圄，錯過了機會，這對他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三年後，他從監獄出來，深感官場險惡、世事難料，就皈依了道教。
黃公望畫像
黃公望一開始搬到了松江，在那裡以占卜為生，後來在聖井蓬萊庵出家做了道士，別號大痴道人，又號一峰道人、井西道人。從這時起，年過五十的他才徹底斷絕了入仕的念頭，拿起畫筆，寄情山水，也算是“知天命”了。
雖然學畫較晚，但由於徹底放棄了功名利祿，心無旁騖，黃公望的畫技進步神速。後來，他在富春江畔春明村筲箕泉結廬定居，對富春山水十分酷愛。他師法趙孟頫、董源、巨然、荊浩、關仝、李成，晚年大變其法，自成一家。
受益於早年在書法上的精研，黃公望的山水作以董源、巨然為基礎，注重師法造化，再以書法中的草籀筆法入畫，筆墨簡遠逸邁，風格蒼勁高曠，氣勢雄渾而又不失絹巧，意境深邃。
可惜的是，黃公望的傳世作品非常少，只有十幅，但也正因如此，才顯得彌足珍貴。其中，又以《富春山居圖》為其畢生傑作，空靈逸秀，氣勢沉雄，不但代表了其山水作的最高成就，還把元代的山水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富春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向來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美譽，早為世人所推崇。黃公望晚年寓居富春山，淡望富春水，常常“雲遊在外”，興之所至，隨意點畫。其山水畫大多創作於此時，包括《富春山居圖》。
《富春山居圖》描繪的是春明村、廟山、大嶺等地的山川景緻，是富陽境內風光最秀麗的一段。在其上還有題款如下：
至正七年，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於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之所至，不覺亶亶。佈置如許，遂旋填答，閱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在山中而云遊在外故爾。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著筆。無用過慮有巧取豪奪者，俾先識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難也。
——十年青龍在庚寅節前一日，大痴學人書於雲間夏氏知止堂
從這段題款可以得知，《富春山居圖》始作於至正七年（1347年），是贈送朋友“無用師”和尚的禮物。這幅畫“閱三四載未得完備”，可見其用心之深。也可證明，至少在至正十年（1350年）以前，它還沒有完成。無用師似乎等不及了，又怕有人橫刀奪愛，便請黃公望先在畫上題款，以明確歸屬。同時黃公望也想“使知其成就之難”，所以就有了這段題款。
《富春山居圖》題款
但此畫最後完成於何時，終不得而知。據清代王原祁考證是經營七年而成，這在他的《麓臺題畫稿》中曾明確指出。畫始作於至正七年，黃公望逝世於至正十四年（1354年），由此可推斷《富春山居圖》應為其接近“封筆”之作。
《富春山居圖》的前世今生
假設《富春山居圖》成於至正十四年，也就是說，它從1354年起流傳至今見證了600多年的中國歷史。如果加上創作者黃公望的人生經歷，那麼就超過了700年。
黃公望在去世前不久將這幅傾其一生精力的傑作送給無用師，《富春山居圖》的分量由此變得更重了。同時，《富春山居圖》也就有了第一位藏主，從此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坎坷歷程。
前文提到元朝統治者輕視漢人，這必然會激起漢人的強烈反抗。《富春山居圖》問世後約五十年，中原大地再次燃起狼煙，起義此起彼伏，最終由朱元璋掃平群雄，北逐蒙古，於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到明成化年間，《富春山居圖》有了新主人，即著名書畫家沈周。後來，沈周把畫交給了一位朋友請他題跋，沒想到這位朋友的兒子心生歹念，偷偷把畫賣掉，然後狡辯說畫被人偷了。千辛萬苦才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圖》就這樣被“弄丟”，沈周捶胸頓足，放聲大哭，可是後悔已晚。但他硬是憑藉殘留腦中的記憶，另外背摹了一幅，也算聊勝於無。
此後，《富春山居圖》真跡猶如石沉大海，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消息，直到又一次朝代更替，也就是明末清初之時。這時，藏主已換成收藏家吳正志。
相傳在吳正志之前，還有三位藏主，先後是樊順、談志伊、董其昌。其中，談志伊和董其昌都是明代的大畫家。
明代畫家董其昌畫像
說起談志伊，他表字“公望”，與黃公望的名相同，至於是否出於對黃公望的頂禮膜拜，已不得而知。
而董其昌在見了《富春山居圖》後，驚呼道：“吾師乎！吾師乎！一丘五嶽，都俱是矣！”他在長安觀賞這幅畫時，“心脾俱暢”，“展之得三丈許”，有咫尺千里的感覺。正是應接不暇，歎為觀止。最後，他還留下了“元季四家，以黃公望為冠”的評語。
談志伊和董其昌得到《富春山居圖》後都十分珍愛，堪稱黃公望跨越時空的知己。
董其昌在世時，中原大地已是烽火四起，關內有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關外後金虎視眈眈，甚至已繞過山海關多次深入中原腹地燒殺劫掠，大明江山搖搖欲墜。明崇禎九年（1636年），董其昌逝世，後金改國號為清。相信正是在此前不久，《富春山居圖》才轉入吳正志之手。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北京先失陷於李自成義軍，明朝滅亡，後李自成又敗於清軍，清軍正式入關，開啟了大清王朝時代。而《富春山居圖》也傳到了吳正志之孫吳洪裕手中。
這吳洪裕倒也識貨，極其珍視此圖。當時，大清正揮軍南下，據惲南田《甌香館畫跋》記載，吳洪裕在國變之際，置其家藏於不顧，唯獨隨身攜帶《富春山居圖》和《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逃難。後來他在臨死前留下遺囑，要燒《富春山居圖》和《千字文》，“焚以為殉”。所幸，在他死後，他的家人先燒了《千字文》，第二天再燒《富春山居圖》時，為吳靜庵所阻。
吳靜庵是吳洪裕的侄子，在國寶即將付之一炬的危急時刻，義不容辭地從人群裡猛地躥出去，愣是把畫搶救了下來。《甌香館畫跋》寫道：“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但遺憾的是，畫雖得救，起首一段已被焚燬，中間部分被燒出幾個連珠洞，倖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
從此，稀世國寶《富春山居圖》一分為二。前段畫幅較小，但比較完整，後人稱之“剩山圖”；後段畫幅較長，但損壞嚴重，修補較多，被稱為“無用師卷”。
《剩山圖》
康熙八年（1669年），吳靜庵將《剩山圖》重新裝裱後讓與王廷賓，之後輾轉於好幾位民間收藏家之手，難以查證。但它仍默默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中日戰爭、維新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義和團等等重大事件。
1911年至1912年，孫中山與黃興等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富春山居圖》再次見證了改朝換代。此後，中國大地又陷入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直到1928年東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才完成形式上的統一。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進一步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同時《剩山圖》也重現人間。
近代著名畫家吳湖帆用古銅器商彝與人換得《剩山圖》殘卷，十分珍惜，從此自稱自己的居所為“大痴富春山圖一角人家”。當時在浙江供職的沙孟海也得到了消息，他擔心這件國寶在民間輾轉流傳不利於保存，只有交給國家收藏才是萬全之策，便數次前往上海與吳湖帆洽商，曉以大義，希望對方能將國寶獻出。
吳湖帆得此名畫本欲終生收藏，因此多次拒絕。但沙孟海並不灰心，仍懷至誠之心，不斷往來滬杭間，後來又請出錢鏡塘、謝稚柳等名家從中斡旋。在此期間，中國軍民上下一心，已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其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放軍又打敗國民黨反動派，新中國宣告成立。而吳湖帆也終被感動，同意獻寶。
1956年，《剩山圖》來到浙江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直至今日。
見證歷史，見證兩岸
今天可以看到，《剩山圖》縱31.8釐米，橫51.4釐米；《無用師卷》縱33釐米，橫636.9釐米。但由於整幅《富春山居圖》曾有缺失，已無法確知原卷的長度。
《無用師卷》在順治年間與《剩山圖》分離後輾轉民間，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乾隆以二千兩銀子購得。
《無用師卷》部分
此前一年，乾隆還得到一本《山居圖》，曾寫道“偶得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系真跡”，認為這就是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一年後購得《無用師卷》，他就有了兩幅一樣的作品。他反覆察看且又思慮再三，最後決定“舊為真，新為偽”，確認先買的《山居圖》是真跡。
但其實先買的這幅《山居圖》只是明末文人臨摹《無用師卷》的摹本，後世稱之為“子明卷”。後人為了從中牟利，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題款，結果把乾隆給矇騙了。所幸乾隆畢竟是個鑑賞家，雖斷言《無用師卷》是假的，但因這幅作品“有古香清韻”，“非近日俗工所能為”，不由心存疑慮，於是也將它妥善收藏，等待“他日之辨”。
《無用師卷》此後被編入《石渠寶笈》次等，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慶命編纂《石渠寶笈》三編，《無用師卷》始得正名，洗去塵冤。當然，當時清廷並不知道《富春山居圖》已一分為二，是以稱之為《富春山居圖》。無論如何，《無用師卷》從此進入宮廷，並在乾清宮裡靜靜地存放了近200年，較之流離民間，總算得到了更好的“照顧”。
清朝滅亡後，1933年，民國政府組織故宮重要文物南遷，包括《無用師卷》在內的萬餘箱珍貴文物，先運抵上海，再轉運南京。1949年，又隨國民黨敗退，輾轉遷臺。如今，《無用師卷》和《子明卷》都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從順治到抗日戰爭勝利這段中國歷史，假如說《剩山圖》是一個民間見證者的話，那麼《無用師卷》則是官方見證者，它們站在不同角度見證著同一段歷史。當1900年前後，八國聯軍入侵時，《剩山圖》也許代表了義和團的憤怒與不甘，而《無用師卷》也許代表了清廷的無奈與嘆息。
它們還見證了兩岸的分離，更代表了同源，代表著“兩岸同屬一中”。
2010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何水法提案，建議分別向浙江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商借《富春山居圖》真跡，在作品誕生地富陽合璧展出。撇開其中的政治象徵意義，單從歷史情懷而言，此事也是一種善舉，因此很快得到了馮驥才、梅玖葆等多位文化名人的支持。
溫家寶總理也曾感慨道：“我希望兩幅畫什麼時候能合成一幅畫。”此中寓意不言自明，這也道出了全體中國人和華人、華僑的共同願望。確實，畫猶如此，人何以堪？
2011年6月1日，深受兩岸矚目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成功地舉辦。這回，《剩山圖》赴臺，終於和《無用師卷》實現了歷史性的合璧。
《富春山居圖》全卷
整幅《富春山居圖》描繪了富春江兩岸秋初的景色：開卷描繪坡岸水色，遠山隱約；接著是連綿起伏、群峰爭奇的山巒；下面是茫茫江水，天水一色；最後則高峰突起，渺茫一片。全圖雖用墨淡雅，可是卻氣度不凡。
這是中國壯麗河山的縮影，代表了中國和國人有容乃大。願兩岸求同存異，共繪歷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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