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元朝末年的画家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皆因在笔墨技法上成就显著，在书画史上被誉为“元季四大家”。这一时期的画作重笔墨、尚意趣，讲究“逸气”，常以山水画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富春山居图》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正是出自四大家中的黄公望之手。
《富春山居图》局部
人长于宋，画成于元
黄公望这位先生，可并非一开始就有清高避世之态的，相反，早年的他十分热衷于功名，有强烈的参政愿望。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黄公望出生于今江苏常熟。传说其父亲一直盼望生个儿子，黄公望出生后友人来贺，其中有一位说：“黄公望子久矣！”于是，便以“公望”为名、“子久”为字。
时值宋蒙战争进入高潮，当时襄阳已被蒙古军围困多时，城池旦夕即破。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此后宋元战争持续。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城破，这意味着南宋灭亡只剩下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元军从湖北顺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攻陷常熟，七岁的黄公望此时还是懵懂小儿。到他十一岁那年，南宋灭亡。
因为年幼，对于元朝的异族统治，黄公望并无强烈的反叛心理。长大后，他工书法，善诗词，散曲上也颇有成就。由于元朝当局轻视汉人，他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仕途。过了不惑之年后经人推荐，他才在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座下做了一名小书吏。
张闾是个贪官，平时就为非作歹，后来更是一口气逼死了九条人命，导致“人不聊生，盗贼并起”，朝廷论罪，将其缉捕下狱。黄公望也因此受了牵连，遭受牢狱之灾。
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恢复开科取士。然而，热衷于功名仕途的黄公望这时正身陷囹圄，错过了机会，这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年后，他从监狱出来，深感官场险恶、世事难料，就皈依了道教。
黄公望画像
黄公望一开始搬到了松江，在那里以占卜为生，后来在圣井蓬莱庵出家做了道士，别号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井西道人。从这时起，年过五十的他才彻底断绝了入仕的念头，拿起画笔，寄情山水，也算是“知天命”了。
虽然学画较晚，但由于彻底放弃了功名利禄，心无旁骛，黄公望的画技进步神速。后来，他在富春江畔春明村筲箕泉结庐定居，对富春山水十分酷爱。他师法赵孟頫、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
受益于早年在书法上的精研，黄公望的山水作以董源、巨然为基础，注重师法造化，再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浑而又不失绢巧，意境深邃。
可惜的是，黄公望的传世作品非常少，只有十幅，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弥足珍贵。其中，又以《富春山居图》为其毕生杰作，空灵逸秀，气势沉雄，不但代表了其山水作的最高成就，还把元代的山水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富春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向来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美誉，早为世人所推崇。黄公望晚年寓居富春山，淡望富春水，常常“云游在外”，兴之所至，随意点画。其山水画大多创作于此时，包括《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春明村、庙山、大岭等地的山川景致，是富阳境内风光最秀丽的一段。在其上还有题款如下：
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亶亶。布置如许，遂旋填答，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著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
——十年青龙在庚寅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从这段题款可以得知，《富春山居图》始作于至正七年（1347年），是赠送朋友“无用师”和尚的礼物。这幅画“阅三四载未得完备”，可见其用心之深。也可证明，至少在至正十年（1350年）以前，它还没有完成。无用师似乎等不及了，又怕有人横刀夺爱，便请黄公望先在画上题款，以明确归属。同时黄公望也想“使知其成就之难”，所以就有了这段题款。
《富春山居图》题款
但此画最后完成于何时，终不得而知。据清代王原祁考证是经营七年而成，这在他的《麓台题画稿》中曾明确指出。画始作于至正七年，黄公望逝世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由此可推断《富春山居图》应为其接近“封笔”之作。
《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假设《富春山居图》成于至正十四年，也就是说，它从1354年起流传至今见证了600多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加上创作者黄公望的人生经历，那么就超过了700年。
黄公望在去世前不久将这幅倾其一生精力的杰作送给无用师，《富春山居图》的分量由此变得更重了。同时，《富春山居图》也就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坎坷历程。
前文提到元朝统治者轻视汉人，这必然会激起汉人的强烈反抗。《富春山居图》问世后约五十年，中原大地再次燃起狼烟，起义此起彼伏，最终由朱元璋扫平群雄，北逐蒙古，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有了新主人，即著名书画家沈周。后来，沈周把画交给了一位朋友请他题跋，没想到这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偷偷把画卖掉，然后狡辩说画被人偷了。千辛万苦才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就这样被“弄丢”，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晚。但他硬是凭借残留脑中的记忆，另外背摹了一幅，也算聊胜于无。
此后，《富春山居图》真迹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直到又一次朝代更替，也就是明末清初之时。这时，藏主已换成收藏家吴正志。
相传在吴正志之前，还有三位藏主，先后是樊顺、谈志伊、董其昌。其中，谈志伊和董其昌都是明代的大画家。
明代画家董其昌画像
说起谈志伊，他表字“公望”，与黄公望的名相同，至于是否出于对黄公望的顶礼膜拜，已不得而知。
而董其昌在见了《富春山居图》后，惊呼道：“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俱是矣！”他在长安观赏这幅画时，“心脾俱畅”，“展之得三丈许”，有咫尺千里的感觉。正是应接不暇，叹为观止。最后，他还留下了“元季四家，以黄公望为冠”的评语。
谈志伊和董其昌得到《富春山居图》后都十分珍爱，堪称黄公望跨越时空的知己。
董其昌在世时，中原大地已是烽火四起，关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关外后金虎视眈眈，甚至已绕过山海关多次深入中原腹地烧杀劫掠，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崇祯九年（1636年），董其昌逝世，后金改国号为清。相信正是在此前不久，《富春山居图》才转入吴正志之手。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北京先失陷于李自成义军，明朝灭亡，后李自成又败于清军，清军正式入关，开启了大清王朝时代。而《富春山居图》也传到了吴正志之孙吴洪裕手中。
这吴洪裕倒也识货，极其珍视此图。当时，大清正挥军南下，据恽南田《瓯香馆画跋》记载，吴洪裕在国变之际，置其家藏于不顾，唯独随身携带《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后来他在临死前留下遗嘱，要烧《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焚以为殉”。所幸，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先烧了《千字文》，第二天再烧《富春山居图》时，为吴静庵所阻。
吴静庵是吴洪裕的侄子，在国宝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义不容辞地从人群里猛地蹿出去，愣是把画抢救了下来。《瓯香馆画跋》写道：“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但遗憾的是，画虽得救，起首一段已被焚毁，中间部分被烧出几个连珠洞，幸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较小，但比较完整，后人称之“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
《剩山图》
康熙八年（1669年），吴静庵将《剩山图》重新装裱后让与王廷宾，之后辗转于好几位民间收藏家之手，难以查证。但它仍默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维新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等等重大事件。
1911年至1912年，孙中山与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富春山居图》再次见证了改朝换代。此后，中国大地又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才完成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进一步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同时《剩山图》也重现人间。
近代著名画家吴湖帆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自己的居所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当时在浙江供职的沙孟海也得到了消息，他担心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不利于保存，只有交给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便数次前往上海与吴湖帆洽商，晓以大义，希望对方能将国宝献出。
吴湖帆得此名画本欲终生收藏，因此多次拒绝。但沙孟海并不灰心，仍怀至诚之心，不断往来沪杭间，后来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斡旋。在此期间，中国军民上下一心，已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军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宣告成立。而吴湖帆也终被感动，同意献宝。
1956年，《剩山图》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直至今日。
见证历史，见证两岸
今天可以看到，《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但由于整幅《富春山居图》曾有缺失，已无法确知原卷的长度。
《无用师卷》在顺治年间与《剩山图》分离后辗转民间，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乾隆以二千两银子购得。
《无用师卷》部分
此前一年，乾隆还得到一本《山居图》，曾写道“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年后购得《无用师卷》，他就有了两幅一样的作品。他反复察看且又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旧为真，新为伪”，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迹。
但其实先买的这幅《山居图》只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师卷》的摹本，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后人为了从中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结果把乾隆给蒙骗了。所幸乾隆毕竟是个鉴赏家，虽断言《无用师卷》是假的，但因这幅作品“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不由心存疑虑，于是也将它妥善收藏，等待“他日之辨”。
《无用师卷》此后被编入《石渠宝笈》次等，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命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无用师卷》始得正名，洗去尘冤。当然，当时清廷并不知道《富春山居图》已一分为二，是以称之为《富春山居图》。无论如何，《无用师卷》从此进入宫廷，并在乾清宫里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较之流离民间，总算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清朝灭亡后，1933年，民国政府组织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包括《无用师卷》在内的万余箱珍贵文物，先运抵上海，再转运南京。1949年，又随国民党败退，辗转迁台。如今，《无用师卷》和《子明卷》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顺治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中国历史，假如说《剩山图》是一个民间见证者的话，那么《无用师卷》则是官方见证者，它们站在不同角度见证着同一段历史。当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入侵时，《剩山图》也许代表了义和团的愤怒与不甘，而《无用师卷》也许代表了清廷的无奈与叹息。
它们还见证了两岸的分离，更代表了同源，代表着“两岸同属一中”。
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提案，建议分别向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商借《富春山居图》真迹，在作品诞生地富阳合璧展出。撇开其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单从历史情怀而言，此事也是一种善举，因此很快得到了冯骥才、梅玖葆等多位文化名人的支持。
温家宝总理也曾感慨道：“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此中寓意不言自明，这也道出了全体中国人和华人、华侨的共同愿望。确实，画犹如此，人何以堪？
2011年6月1日，深受两岸瞩目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功地举办。这回，《剩山图》赴台，终于和《无用师卷》实现了历史性的合璧。
《富春山居图》全卷
整幅《富春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秋初的景色：开卷描绘坡岸水色，远山隐约；接着是连绵起伏、群峰争奇的山峦；下面是茫茫江水，天水一色；最后则高峰突起，渺茫一片。全图虽用墨淡雅，可是却气度不凡。
这是中国壮丽河山的缩影，代表了中国和国人有容乃大。愿两岸求同存异，共绘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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