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魏晉南北朝那個亂世，給歷史留下的主要文化遺產是“名士”。所謂“名士”，指有名望卻又不願做官的人。網上曾有個熱門帖子《我最願意生活的十個朝代》，竟然將東晉列為其一。書聖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居山陰，突然想念友人戴逵，便冒雪連夜乘船前往。天亮到戴家門前，卻連門都沒敲，轉身就走。王徽之說：“吾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戴？”那帖子寫道：“這就是名士風度，以心照不宣為特徵。在人際關係複雜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懷念這個時代。”
雪夜訪戴
孔子是不讚賞隱逸的。在那喪家犬一般狼狽的流浪途中，他遇過幾個隱士。有的隱士嘲諷他，有的邊敲盤子邊高歌：“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意即隱士逍遙自在，發誓永遠不走出山窩，也不透露山裡有多快樂。孔子明確說：有些人躲在山裡跟鳥獸往來，我孔某做不到！那些隱士，國泰民安的時候，我可以跟他們做朋友，但現在不能。我不能像他們那樣！正因為天下太亂，需要匡濟，我不能躲！我知道這天命太重了，可我還要硬著頭皮去擔當，這就是我跟他們的區別！
後世儒家卻為什麼千百年歌頌隱士，引以為榮呢？比如那位自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他對嚴子陵非常崇拜。嚴子陵即嚴光，年輕時就有名望，與劉秀、侯霸等人同學。王莽稱帝后，多次邀嚴子陵為官。他不為所動，隱名換姓避居鄉間。劉秀擊敗王莽後，為了培養重名的社會風氣，對於王莽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禮聘，表彰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劉秀派人到處尋找嚴子陵。得知他披著羊皮隱居江邊釣魚，即派員帶著厚禮去邀請。一連三次，嚴子陵推諉不過才到京城。然而，當他看到侯霸那樣無德之輩居然也當上丞相，便不肯同流合汙，不辭而別，悄然隱居於桐廬。
范仲淹因廢后之爭受貶到睦州，路經相傳嚴子陵釣魚處嚴陵灘，感慨不已，當即寫一首絕句：“光為功名隱，我為功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范仲淹雖然覺得無顏見嚴先生，但還是組織在此建祠，並撰寫碑文《嚴先生祠堂記》，最後一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子陵釣颱風光
謳歌隱士，說透了是為自已鳴哀。北宋寇準平步青雲，官至宰相，春風得意時不太可能在意隱逸。後來一貶再貶，途中寫一首《題驛亭》：“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家，無榮無辱自由身。”至此，寇準才驚訝於自己不如那些隱士。最後，他病死於貶所雷州，其妻宋氏奏乞歸葬故里，仁宗雖然准奏，但所撥經費有限，靈柩運至中途就用完，只得寄埋河南鞏縣。從這點來看，最終還是不如那些隱士！
古人稱頌聖明之世，常說“野無遺賢”。如《尚書·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蔣星煜在他《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認為：隱士“是中國社會的特產”，特徵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理，視富貴如浮雲”，其風格和意境“決非歐美人所能瞭解”。但他也不讚賞隱逸，這本小書結束語旗幟鮮明：“勇敢地生活，不做隱士。”這書從正史統計分佈於嵩山、武夷山、天台山等地著名的隱士218名，其中先秦6人、漢6人、三國2人、晉22人、南北朝15人、隋6人、唐52人、五代14人、宋56人、金6人、元15人、明13人、清5人。
令人目結舌的是：唐宋多達50餘人，而清朝僅5人，不足1/10！按理說，隨著宋朝之後總人口及其讀書人大增，隱士也應相應增多。以“野無遺賢”的標準衡量，豈不是說清朝比唐宋更聖明？如果再考量一下人口猛增的因素，以百分比計算，清朝的隱士更顯得微不足道。
飲中八仙圖
唐朝那麼燦爛輝煌，首先取決於她博大的胸懷。到中期，她還能容忍李白。你知道李白多不“自量”嗎？他膽敢到處放肆地喝酒，杜甫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膽敢自居天子之上。權臣更不在話下，像高力士那樣的實權人物，李白膽敢假裝酒醉要高公公大人幫他脫鞋。“安史之亂”時他真是醉糊塗了，膽敢站隊到造反的永王李璘那裡去，但結果也只是流放夜郎西繼續追仙，而且途中就被赦還。
只是到末世，大唐才變得小肚雞腸。朱溫（唐朝皇帝賜名朱全忠）滅唐前一年的一天，西北方出現慧星，占卜的說：“君臣有難，當誅殺祭天。”當然要殺臣保君，而不是相反。朝中大臣、豪門貴胄、文人學子和名節人士30餘人被押到黃河邊，一夜殺盡。朱全忠的謀臣李振曾經多次名落孫山，對科舉出身的人嫉恨得要死，將那些屍體扔進黃河，咬牙切齒說：“這些人自詡‘清流’，現在讓他們變濁流！”
不能說有做隱士自由的時代都是好時代，但是連做隱士自由都沒有的時代，肯定不是好時代。朱元璋奪取政權後，徵召讀書人出來做官做花瓶，不去的綁著、抬著也得去。江西貴溪的夏伯啟被徵，但他實在不願意，便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因為殘疾人不能做官，他想鑽個空子，可惜逃不過。朱元璋大怒，將他五花大綁到京城，親自審訊。朱元璋怒斥:“想想你當年到處逃命，命若懸絲。如今恬然安逸，過上幸福生活，靠什麼？靠的是君！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對再生父母，你卻把手指砍掉，不想為他所用，留你這樣的人幹什麼？我要斬了你！”這話原文在《大誥三編》。
劉秀與嚴光同榻而臥
後來，朱元璋還撰寫過一篇《嚴光論》，說嚴光即嚴子陵們從不想一下，如果沒有君王的恩典，怎麼可能享受安寧！假使劉秀沒有平定赤眉、王郎、劉盆子那些人，天下大亂，嚴光之流能上哪裡去垂釣！朱元璋怒斥:“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如嚴光之徒！可不恨歟!”幸好嚴光沒活在明朝，否則他可能壽終正寢，並讓皇上賜錢穀安葬嗎？幸好范仲淹沒活到明朝。他要是活到明朝，還敢為“嚴光之徒”建祠寫碑文嗎？敢吹牛“寧鳴而生，不默而死”嗎？
朱元璋為自己辯護：“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他的邏輯：你不忠效於我，我殺你理所當然。難怪明朝的隱士比魏晉還少。
那麼，明朝的隱士為什麼會比清朝多些呢？我家鄉福建泰寧舊縣誌《隱逸》傳明朝8人，其中5人是因為改朝換代。比如舉人邱嘉彩，清軍入閩後攜家眷隱居於現金湖邊的肖巖，題聯曰：“尺地可安，幸妻孥能偕隱；高天堪問，與日月以爭光”，長達20餘年。附近還隱有他的師友肖士駿、李向奎，非著明時衣冠不往來。而清亡後，連辜鴻銘（1857-1928年）那樣的“遺老”也沒隱。從這個角度說，“野無遺賢”是有道理的。
一代奇士辜鴻銘
滿清在全盤繼承朱元璋知識分子政策基礎上，更進一步，三管齊下——
一是強迫你做花瓶，不許隱居山林。如受聘於三立書院的傅山，明亡後出家為道。為泯滅亡明遺老的反清意識，也為了體現“野無遺賢”之盛世，康熙詔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當地舉薦傅山，他推辭。地方官將他強行推上橋子抬到北京，他割靜脈，自殺未遂繼續稱病，拒絕入宮。康熙則特別免他入場考試，直接授官“內閣中書”。
二是誘惑你做鷹犬，鼓勵讀書做官。越來越多讀書人唯求早日入官，甚至不惜挺而走險，由提著腦袋反清復明轉為削尖腦袋投清廷懷抱，考場舞弊成風。讀書人作弊是很恥辱的事，真難以想象清朝怎麼會有那麼多科場弊案。清朝的知識分子都入官了，都去研究字形字義一撇一捺怎麼寫，都忙著從統治者那裡分點殘羹冷炙榮宗耀祖，而不再清心寡慾，不再追求獨立的人格，不再窮究真理，也不再為民請命。
三是嚴禁你不同調，否則身敗名裂。隱士與山民有著質的不同，一肚子詩書，可以自絕於富貴，難以不吟風詠月，清時風花雪月卻也可能惹殺身之禍。錢名世只因為曾經收受同學年羹堯8首詩，年羹堯被賜死，錢名世受誅連。雍正免他死罪，革職逐返，卻創造性發明一招：親書“名教罪人”匾額懸掛在他家大門上，要求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他家檢查該牌匾是否懸掛，又命385位文臣前往參觀，要求寫詩著文聲討他的“劣跡罪行”。這些詩和文章經雍正親自審核通過後，彙編成《名教罪人詩》一書，用上好的宣紙刻印，刊行全國，讓錢名世生不如死，讓大家接受深刻的教訓。
專制之下的知識分子是最痛苦的，心沒黑得說昧心話，不是啞巴得裝啞巴，睜了兩眼得裝著沒看見，想躲也躲不開，死了還可能遭鞭屍……
如此，能剩幾個隱士？
原來，隱士少比隱士多更悲哀！
孟子倡導讀書人的理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實，在那幾千年當中，除帝王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兼濟天下”，但有往往可能“獨善其身”。而到明清時代，連“獨善其身”也不大可能了。范仲淹一生踐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理念，清時最受寵的漢族儒官張廷玉人生信條卻變成“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嗚呼！
俗話說：“惹不過，躲得過。”躲也躲不過，那只有絕望。
不過，隱士之多少實際還得考慮用人制度的因素。宋之前以推薦為主，隋唐雖開始科舉但推薦色彩還較濃，有些人就以種種手段製造美名，所謂“終南捷徑”就指唐朝通過隱逸炒作引起官場注目。北宋開始科舉制日益完善，以考試為主，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現實，而這些讀書人如明崇楨皇帝所揭露“居官有同貿易”，非常講求現實，一般不再遷就於理想。
白居易憶江南
古人說“大隱隱在市，小隱隱在山”。白居易又發現最好是“中隱”，就是做個地方官，或者在朝中做個清閒的散官，邊官邊隱，似出似處，若即若離，既有世俗的享樂，又有隱逸的妙趣。官場“中隱”多了，山裡“小隱”自然減少，這又是怎樣一種悲哀？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對中國14個長壽王朝建國70年曆史節點進行切片式分析，讀史明勢是這種歷史長鏡頭、縱向切片式觀察分析中國歷史的自然結論。
作者馮敏飛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在璣珠妙語和另闢蹊徑中感悟歷史的滄桑與魅力：孔子的籠子從1.0版到4.0版，強而無韌的秦王朝，隱士之多與少，武則天那無字碑該補何字？“婦人之仁”與“明主之仁”，皇帝被後儒越寵越壞了，史上的“貿易戰”等等，遍地金甌，蘊藉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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