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古代道德體系和社會穩定靠上帝維繫，中國古代的道德體系和社會穩定則靠兩子——老子、孔子。提到孔子，他不僅是開文學的一派之主，"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他同時也是一個史官，寫了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為後代史傳之濫觴。《孟子·滕文公下》中記載："春秋末年，世道衰微，邪說暴行，臣弒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罹，作春秋。"由此可見，他根據魯史作《春秋》是為了建立完善的封建王朝的社會道德體系，用來維護以周天子為正宗的封建社會階級體制。封建王朝的制度完善得利於周，周朝的制度貢獻，周作人認為：一是同姓不婚制度，二是嫡長子繼承製，三是史官修譜制度。由此三制，而生封建宗法制，宗法制是中國古代社會血緣關係的基本原則，其主要內容是嫡長繼承製。宗法制度是在父權家長制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和發展起來的，由它構成了等級階梯，形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的社會政治制度，維持社會階級穩定也是維持社會安定。孔子的形象一開始便是這樣一種封建衛道士和積極治學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出仕形象。"孔子厄而作《春秋》"眾所周知孔子"三立"之路十分坎坷，死生師友，飄零久矣。什麼使得孔子飲冰數十載，也難涼為仕的熱血呢？
一、社會背景
中國古代在一國統治者的選擇上，崇尚正統，周天子在名義上是全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將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新舊諸侯，諸侯國的國君在封地範圍內又有最高的權力。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周天子統治權力式微，各地諸侯勢興，貴族之間養仕形成禮賢風氣；由此刺激了平民知識階層的興起，諸子百家由此產生，自由思考的現象較為普遍。民間治學的思想激進、階級制度的鬆動、禮賢之風的鼓勵，都促使這一時期"朝布衣，暮卿相"的例子數不勝數，極大地刺激了文人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願望。
二、仕之於孔子
古代文人以科舉為官，學優而仕的說法由來已久，溯源可從還未有科舉制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說起。這個時期，由於世道混亂，社會不安定，辦學的主力在民間，一個人學問做的好，就會眾口傳播，貴族也會慕名前來聽課，傳達到國君那裡，國君就會召他講課，從治理國家，到人生理想，遨遊天地之間，可謂無所不談。這人早上穿著麻布衣服去講課，講課講得不錯，國君覺得有道理就會給他封官，這就是"朝布衣，暮卿相"的由來。孔子的出身是很低微的，時代給了他一個大的機遇，一個向上階級跨越的機遇。他心中的熱血沸騰，認為為仕理所當然。
他的學生子路就曾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按楊伯峻《論語譯註》的解釋為：不做官是不對的，長幼的關係不能廢棄，君臣的關係又怎麼能不管。你原想不玷汙自身，去不知這樣隱居是忽視了君臣關係，君子出來做官，只是應盡的責任，至於我們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早就知道了。子路此番議論是針對當時禮崩樂壞、民不聊生，很多人選擇躬耕避世的現象。子路的話表明儒家觀念的看法。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家中父子，朝中君臣，以長幼之序喻君臣之義，如果所有人都消極避世不為國家所用，則是"亂大倫"。當然，後面他也提到說孔門之學在當時不見納於諸侯，孔子及其弟子自己也和清楚，這句話有些傷感，不過可以理解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君子致仕是為行君臣之義，如今道雖不行卻仍需行其義也。仕，確是重要的。
但孔子仕並不是飢不擇食，慌不擇路的。他對仕的追求顯而易見，奔波諸侯之間且不提，甚至為了求仕，去見行為被人所不齒的南後，這也引起過他的學生對他的質疑；不止南後，甚至公山弗擾一類的叛臣也應召而往。是以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對他評價"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這麼一看，給人留下個鳶飛戾天，趨名逐利的形象。但是看事得透過現象看本質。孔子曾說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意思是：我彷彿就是匏瓜，不是掛在那裡給你們看的（我要給人吃的）。意指：懷才而莫展，一如匏瓜中看而不可吃用。這麼一來，孔子"惶惶如也"是惶恐抱負無所施展，大道不行，民不聊生是無私的；而非惶恐無官可做，無車出行，無權可使。
三、仕與隱的抉擇
"仕"在孔子那裡是有藝術的，他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首先得講究"義"——"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其次得講究"道"——"君子謀道而不謀食，憂道而不憂貧"那麼如何判斷自己是出仕還是隱逸呢？孔子的判斷標準是"道"的施行與否。其實可以這麼理解，各國都是公司，孔子前去應聘，如果孔子的想法和國君也就是老闆相契合，那麼就尤如高山流水遇知音，千里馬遇伯樂，金風玉露一逢迎——勝卻人間無數，他的道就得到施行，這就是他理想的出仕條件。但如果君主無意於道呢？身為臣者，無權無勢沒有行道的條件，無法實踐，而實踐又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未得到君主的許可，無法實踐"道"，無論孔子的"道"如何仁義，都只是一堆概念，無法證明其真理的地位。這種非理想的條件下，孔子就會選擇另一條路——隱。隱即隱逸。《論語·先進》中"以道侍君，不可則止"、《論語·衛靈公》中"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在困境中懂得見好就收，適可而止，無法"行義以達其道"便"隱居以求其志"（《論語·季民》）。
但孔子對於"隱"，態度十分複雜， 一方面，孔子明知自己的道義不行，也偏要堅持，義也是其處事準則的最高標準，積極入世開了古代文人之先。他是極力避免隱逸的，在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中，他下攆欲與之談論看出他其實認同楚狂人："今之從政者殆而"的看法，但面對楚狂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勸告，仍然繼續周遊列國，尋求出仕；另一方面，孔子對於隱逸者的態度是讚賞並且尊敬的。《長沮桀溺耦而耕》中對於長沮和桀溺這類：不滿於當時的黑暗現實、不與統治者合作、選擇了避世隱居，以求潔身自好的人生道路的隱士，十分尊重的。但這篇語錄並不是告訴我們，孔子歷經磨難，折戟成沙打算歸去隱逸。
而是，為我們解答孔子出仕的原因——孔子為什麼在眾所隱逸的社會大背景下，堅持尋求出仕的機會。故事發生在"子路問津"，"問津"在文中有雙重的含義，一方面是指自然意義上的渡口，另一方面是指現實生活中人生道路的選擇，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小故事都表現了孔子四處碰壁而志向不改，走投無路卻毫不懈怠的崇高精神境界。所以，首先出仕是他個人高尚品質和堅韌人格所決定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人是不能和鳥獸合群共處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誰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和你們一起來改變它了。"其次，這個原因就在於：人的社會性本質。人是社會性的，並非完全獨立的，人應該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做歷史的長子，改變社會，推動歷史前行。
所以，孔子在時代的裂縫下，個人的理想主義下，為生民請命的強烈意願下，左邊是入世，右邊是出世，最終堅定不移選擇了左手為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壯哉文人氣骨數千年。孔子從"仁者愛人"的立場出發，想要拯救斯民於水火，這種為世而憂，為國而憂，為民而憂，為時而憂，身處逆境而心憂天下的胸襟抱負是很寶貴的，是儒家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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