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並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後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裡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一、讀書的定義
什麼叫“讀書”，動詞還是名詞，廣義還是狹義，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讀書，還是“學得好不如長得好，長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讀書？看來，談論“讀書”，還真得先下個定義。
“讀書”是人生中的某一階段。朋友見面打招呼：“你還在讀書？”那意思是說，你還在學校裡經受那沒完沒了的聽課、複習、考試等煎熬。可如果終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學到老，這麼大年紀，還“揹著那書包上學堂”，一點也不奇怪。
“讀書”是社會上的某一職業。什麼叫以讀書為職業，就是說，不擅長使槍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過去稱讀書郎、書生，現在則是教授、作家、研究員，還有許多以閱讀、寫作、思考、表達為生的。
“讀書”是生活中的某一時刻。“都什麼時候了，還手不釋卷？”春節放假，你還沉湎書海，不出外遊覽，也不到歌廳舞廳玩樂。
“讀書”是精神上的某一狀態。在漫長的中外歷史上，有許多文化人固執地認為，讀不讀書，不僅關涉舉動，還影響精神。商務印書館出版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2002），開篇引的是法國作家福樓拜 1857 年的一句話：“閱讀是為了活著。”這麼說，不曾閱讀或已經告別閱讀的人，不就成了行屍走肉？這也太可怕了。還是中國人溫和些，你不讀書，最多也只是譏笑你俗氣、懶惰、不上進。宋人黃庭堅《與子飛子均子予書》稱：“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問題是，很多人自我感覺很好，照鏡從不覺得面目可憎，這可就麻煩大了。
這四個定義都有道理，得看語境，也看趣味。以前說“學而優則仕”，現在變了，是“仕而優則學”——這後一個“學”，當然是裝模作樣的了，“‘官大學問大”嘛。中國特有的學歷高消費，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連學校裡看大門的，也都有了博士學位，那絕不是中國人的驕傲。眼看著很多年輕人盲目“考博”，我心裡涼了半截，我當然曉得，都是找工作給逼的。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窮經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門，就再也不親近書本了，還美其名曰“實踐出真知”。
想到這些，我才格外欣賞那些不為文憑，憑自家興趣讀書的人。在北大教書，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學生；可對那些來路不明的“旁聽生”，我也不敢輕視，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教室裡有位子，你儘管坐下來聽。這種不太符合校規的通融，其實更適合孔夫子“有教無類”的設想。
拿學位必須讀書，但讀書不等於拿學位。這其中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1917 年，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開學演講時，專門談這問題，希望學生們以學問為重，不要將大學看做文憑販賣所（《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第二年開學，蔡先生再次強調：“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日後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為他改變了中國人對於大學的想像（參見《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以及《自寫年譜》）。現在看來，蔡先生還是過於樂觀了，成為“販賣知識之所”的大學，以及視大學為“養成資格之所”的學生，當今中國，比比皆是。
大致感覺是，今日中國，“博士”吃香，但“讀書人”落寞。所謂“手不釋卷”，變得很不合時宜了。至於你說讀書能“脫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諱“俗氣”，還以俗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誰”。
二、讀書的成本
現在流行一個說法，叫“經濟學帝國主義”，說的是經濟學家對自家學問過於自信，不只談經濟，還談政治、文化、道德、審美等，似乎經濟學理論能解決一切問題。於是，講機會，講效率，講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時尚。你說“讀書”，好吧，先算算投入與產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學生選擇專業，除個人興趣外，還有成本方面的考量，這我理解。我不談這些，談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狀態的“讀書”。
作為一種物質形態的“書籍”，與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讀書”之間，有某種微妙的關係，值得仔細鉤稽。這裡所談論的“讀書成本”，帶有戲擬的成分，可博諸位一笑。
那是一則現代文學史上的公案。這麼多勸學詩文，最有趣的，莫過於《禮拜六》的說法：“買笑耗金錢，覓醉礙健康，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說之省儉而安樂也。”也就是說，讀書好，好在既便宜，又衛生。“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週，安閒此日，不亦快哉！”（王鈍根《出版贅言》）《禮拜六》諸君越說越邪乎，甚至在報紙上登廣告：“寧可不娶小老嬤，不可不看《禮拜六》。”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學家，葉聖陶撰《侮辱人們的人》，稱：“這實在一種侮辱，普遍的侮辱，他們侮辱自己，侮辱文學，更侮辱他人！”寧肯不娶小老婆云云，當然是噱頭，不可取；可也說出實情：隨著出版及印刷業的發展，書價下降，普通人可以買得起書刊，閱讀成為並不昂貴的消費。起碼比起大都市裡其他更時髦的文化娛樂，是這樣。我說的不是賭博、吸毒或遊走青樓等不良行為，比起看電影，聽歌劇，觀賞芭蕾舞、交響樂來，讀書還是最便宜的——儘管書價越來越貴。
現在好了，大學生在校園裡，可以免費上網；網上又有那麼多文學、史學、哲學名著，可以自由閱讀乃至下載。好歹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之餘，你幹什麼？總不能老逛街吧？聽大歌劇、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貴了，只能偶爾為之。於是，逛書店，進圖書館，網上閱讀等，成了日常功課。可問題又來了，閱讀需要時間。
十幾年前，在香港訪學，跟那裡的教授聊天，說你們拿那麼多錢，做出來的學問也不怎麼樣，實在讓人不佩服。人家說，這你就外行了，正因為錢多，必須消費，沒時間讀書。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說七七、七八級大學生讀書很刻苦，他們之所以心無旁騖，一心向學，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誤的時光，還有一點，那時的誘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們，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難。我的經驗是，窮人的孩子好讀書，一半是天性，以及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一半則是無奈，因太時尚太高雅的娛樂玩不起。不過，沒關係，這種選擇的限制，有時因禍得福。作為生活方式的讀書，對財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對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讀書的姿態
在學界享有盛名的《讀書》雜誌，創刊號上有一名文《讀書無禁區》，直接針對那時的諸多清規戒律。人為地劃定禁區，說這些書能讀，那些書不能讀，未必有效果。歷朝歷代，那麼多禁書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書，讀書人越感興趣。不是說“雪夜閉門讀禁書”嗎，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說《金瓶梅》吧，經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編，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讀書沒禁區，可閱讀有路徑。也就是說，有人會讀書，有人不會，或不太會讀書。只說“開卷有益”，還不夠。讀書，讀什麼書，怎麼讀？有兩個說法，值得推薦。一是淸末文人孫寶瑄的，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說，書無新舊，無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反過來，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
林語堂說的更有趣：只讀極上流的，以及極下流的書。中流的書不讀，因為那些書沒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書必須讀，這不用說，誰都會這麼認為。可為什麼要讀極下流的書呢？極下流的書裡，泥沙混雜，你可以沙裡淘金——因為社會偏見，很多先知先覺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還有一點，讀這種書的人少，你偶爾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很多寫文章的人，都有這習慣，即避開大路，專尋小徑，顯得特有眼光。這策略，有好有壞。
金克木有篇文章，題目叫《書讀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中，說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言，少時見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夏曾佑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覺得有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麼幾十種，是讀得完的。這是教人家讀原典，不要讀那些二三手文獻，要截斷眾流，從頭說起。
其實，所謂的“經典”，並不是凝固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甚至不同性別，經典的定義在移動。談“經典”，不見得非從三皇五帝說起不可。善讀書的，不在選擇孔孟老莊那些不言自明的經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認可的潛在的經典。補充一句，我主張“讀經典”，但不主張“讀經”——後者有特定含義，只指向儒家的四書五經，未免太狹隘了。
談到讀書，不能不提及閱讀時的姿態。你的書，是擱在廁所裡，還是堆在書桌上，是放在膝蓋還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還是隨便翻翻，閱讀的姿態不同，效果也不一樣。為什麼？這涉及閱讀時的心態，再往深裡說，還關涉閱讀的志趣與方法等。舉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魯迅是怎樣讀書的。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說，自己有個“隨便翻翻”的閱讀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不用心,不費力,拿這玩意來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要翻，已經過時的書也要翻，翻來翻去，眼界自然開闊，不太容易受騙。
這“隨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可必須記得，魯迅說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是“當作消閒的讀書”，“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這就是魯迅雜文的特點，怕你膠柱鼓瑟，說完了，自我調侃，甚至自我消解，讓你培養獨立意志與懷疑精神。確實如此，魯迅還有另一種讀書姿態。
就拿治小說史來說，魯迅稱：“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不是信》）。將《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三書，與《中國小說史略》相對照，不難發現魯迅著述態度的嚴謹。比起同時代諸多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才子來，魯迅的學術著述實在太少；許多研究計劃之所以沒能完成，與其認真得有點拘謹的治學態度有關。可幾十年過去了，塵埃落定，不少當初轟動一時的“名著”煙消雲散，而《中國小說史略》卻依然屹立，可見認真也有認真的好處。
回到讀書，該“隨便翻翻”時，你儘可灑脫；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時候，你可千萬馬虎不得。所有談論大學校園或讀書生活的，都揀好玩的說，弄得不知底細的，以為讀書很輕鬆，一點都不費力氣。你要這麼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掛在口頭的輕鬆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才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四、讀書的樂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讀書與職業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大學裡，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都變成純粹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狀態是，不只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
讀書必須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種可能性：好讀書，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讀書；好讀書且求甚解——那是學者讀書；不讀書，好求甚解——這叫豪傑讀書。後面這句，是對於晚清“豪傑譯作”的戲擬。自由發揮，隨意曲解，雖說別具一格，卻不是“讀書”的正路。
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必須跟下面一句連起來，才有意義：“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裡關注的是心境。所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何解說？為自家功名讀書，為父母期待讀書，或者為祖國富強而讀書，都有點令人擔憂。為讀書而讀書——據葉聖陶稱，鄭振鐸談及書籍，有句口頭禪“喜歡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愛書，真愛讀書。讀書這一行為自身，也就有了意義，不必“黃金屋”或“顏如玉”來當藥引。將讀書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或者像龔自珍自嘲的那樣“著書都為稻粱謀”，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古之學者，讀書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學者，則是為著述而讀書。今日中國，學術評價制度日漸刻板，學美國，“不出版，就死亡”。於是，大家見面，不問讀了什麼好書，只問出了什麼新書，還有申請到什麼課題。真不知道如果不報課題，還讀不讀書。我的感覺是，這種為著述而讀書的習慣，很容易使閱讀失去樂趣。
作為學者，你整天手不釋卷，如果只是為了找資料寫論文，也會走向另一極端，忘記了讀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教訓。十幾年前，為了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我猛讀了很多好的、壞的武俠小說。讀傷了，以致很長時間裡，一見到武俠小說就頭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學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讀書。我寫過兩本閒書《閱讀日本》和《大英博物館日記》，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復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閱讀樂趣。
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並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後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裡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陶淵明所說的“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讀書人的共同體會；不僅“忘食”，還可能忘了生死。剛才提到的《閱讀史》中，有一幅攝於 1940 年倫敦大轟炸期間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圖書館，靠牆的書架並沒倒下，瓦礫堆中，三個男子還在怡然自得地閱讀。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這本書中，穿插了大量關於書籍以及閱讀的歷史圖像，很好看；遺憾的是，關於中國的，只有一幅 16 世紀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書情景。
五、讀書的策略
讀書，讀什麼書？讀經典還是讀時尚，讀硬的還是讀軟的，讀雅的還是讀俗的，專家各有說法。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不同的學科。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為什麼？因為沒用。沒聽說誰靠讀詩發了大財，或者因為讀小說當了大官。今人讀書過於勢利，事事講求實用，這不好。經濟、法律等專業書籍很重要，這不用說，世人都曉得。我想說的是，審美趣味的培養以及精神探索的意義，同樣不能忽略。當然，對於志向遠大者來說，文學太軟弱了，無法拯世濟民；可那也不對，你想想魯迅存在的意義。
兩年前，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在北大演講，提到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跟他說的兩句話：中國文學世界第一；研究中國，從文學入手是最佳途徑。公開發表時，這兩句話都被刪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是挾洋人以自重。可後面這句，其實很在理。從文學入手研究中國，照樣可以廣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別看重一點：從文學研究入手，容易做到體貼入微，有較好的想象力與表達能力。所有這些，都並非可有可無，不是裝飾品，而是直接影響你的學問境界與生活趣味。你看外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著作中對於文學經典的引述與發揮，你就明白，中國學者對於文學的閱讀，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確實應該發揚光大，因此，建國學院，修清史，編《儒藏》，我都沒意見。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談“傳統”，有兩個不同的含義。晚清以降，中國人與西學對話、抗爭、融合，並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的傳統。比如，談文學，你只講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不講魯迅，行嗎？說到現代文學，因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說兩句。不是招生廣告，而是有感而發。儘管我也批評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舉措，但反對將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歸咎於五四的反傳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開始頭腦發熱，大談“民族自信心”，聽不得任何批評的聲音。回過頭來，指責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與抗爭，嘲笑魯迅的偏激與孤獨。我理解這一思潮的變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說到讀書的策略，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讀讀沒有實際功用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第二，關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連的現當代文學；第三，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做底色，這樣，才不至於讀死書，讀書死。
古今中外，“勸學文”汗牛充棟，你我都聽了，效果如何？那麼多人真心誠意地“取經”，但真管用的很少。這裡推薦章太炎的思路，作為演講的結語。章先生再三強調，平生學問，得之於師長的，遠不及得之於社會閱歷以及人生憂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10 年”條有言：“餘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於憂患者多。”而在 1912 年的《章太炎先生答問》中，又有這麼兩段：“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曲園先生，吾師也，然非作八股，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合起來，就三句話：學問以自修為主；不明白處則問之；將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借花獻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讀書的訣竅”。
注：本文為陳平原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的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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