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錢穆談讀書

「讀書」錢穆談讀書

國學大師錢穆曾經這樣概括過自己的一生,即以他請辭新亞書院院長為界,此前的生活系以上堂教書為正業,而以下堂讀書與著書為副業;此後則正好翻轉過來,即以讀書與著書為正業,而以上堂教書為副業。由此可見,錢穆的一生是地地道道的一介書生,是以教書、讀書、著書為中心的一生。在上述三事當中,讀書一事顯然最為核心與關鍵:教學當以研究為基礎,誨人不倦當以學而不厭為基礎,因此,教書當以讀書為基礎;而著書同樣也應以讀書為前提,讀書乃著書之本,讀通他人書,方才著得自己書。

作為一名中學肄業生,錢穆之所以教書有成、著書等身,並能最終成長為一代儒宗,最主要靠的是他的發奮苦讀。因此,關於讀書,錢穆有著豐富的切身經驗。也許正是因為自己曾經經歷過”孤陋幼稚獨學無友之艱苦情況”,錢穆比別人更能體會自學的艱辛與不易。也正因此,對於好學上進的年輕人,錢穆一直抱著深切的同情,只要機會允許,他就會毫無保留地向他們傳授自己艱難摸索出來的寶貴的讀書經驗。

錢穆讀書法之內容

綜合錢穆對前儒讀書法之衡評及對自己讀書法之介紹可知,“讀書種子”錢穆的讀書法大致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為什麼讀書?

此是閱讀目的方面的考慮。錢穆一生遊走在讀書、教書、著書之間,可謂一書生,一學者,但他又不是埋首書齋、孤芳自賞、不問世事的書生與學者,而是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學者。也正因此,錢穆認為,讀書之目的,對於中國人來說,最直接的便在於復興中華文化,在於傳承與光大中華文化。錢穆曾經告誡道:“一個人無論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又云:“我們讀書人,立志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

錢穆在此所說的規模宏大、志存高遠、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等,對於生活於崇洋棄己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最主要的便在於復興中華文化。而為達此目的,我們首先必須要了解中華文化。如何瞭解?錢穆認為,“中國人搞學問要講究‘通’,經、史、子、集都要讀,博通文、史、哲,才能慢慢懂得中國的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非貴專家”。但非常遺憾的是,現代中國人卻正在踏上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不自知:“現在人太注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

因中華文化精神可謂是一種道德精神,因此,歸根結底,讀書之終極目的是為了做一個道德的人,做一個善良的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讀書不能專為謀生,更重要的在懂得如何培養生活情趣及提高人生境界”。我們應當“秉承一箇中國人所應有的道德精神,依此去為人處世,求知治學”。錢穆次子錢行在懷念父親的一篇文章當中也曾這樣說道:“父親教導我們讀書的第一要義,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2.讀什麼書?

這是閱讀對象方面的問題。為了實現上述閱讀目的,錢穆認為,應該從讀“人人必讀書”,讀“各方面高標準的書”,讀“常見書”,讀“經典”開始。具體來說,錢穆認為,能夠代表中華文化的書主要包括《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共九部。上述經典當中,既有孔、孟,又有莊、老,同時也有佛家;有程、朱,也有陸、王。

在這九部書中,最基礎最重要的自然首推《論語》。因從漢朝起,直到我們高呼打倒孔家店時止,《論語》本是中國讀書人人人必讀的一本書。在中國可以說沒有一個讀書人不讀《論語》,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因此,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至少該讀一讀《論語》。不僅自己讀,同時也應該勸別人讀。而讀《論語》,則必兼讀朱注。正如錢穆所分析的,因朱子所注《論語》有三大長處:一是簡明;二是深入淺出;三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皆優。學者治《論語》,可先於朱注立基礎,進而可多窺諸家之異說,如何晏的《論語集解》、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以及錢穆自己的《論語新解》等。

需要補充的是,錢穆並非反對中國人讀外國書,不僅不反對,甚至還非常支持,因在文化上,錢穆並非抱殘守缺之士,對於外國所有的東西一概深閉固拒。他只是認為,“我們該把中國文化為本,吸收外面其他文化”。這“正如胃腸健全,始能進飲食。皮膚完整,始能穿衣服。舊傳統存在,始可迎接新的”“吸收外面新的來消化營養我此舊。不能不要了此舊,又誰能來吸收新?吸收了,又用來營養個什麼?”難能可貴的是,錢穆不僅坐而論道,同時也起而行之,他本人就曾認真研讀過日文書和英文書。但是,中國人讀外國書,同樣也有立場與選擇的問題。所謂立場,自然應該以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為本位。而選擇的標準,同樣也是該文化當中“人人必讀”的“經典”。比如西方文化當中的《聖經》,錢穆自己就曾認真拜讀過英文原著。如此閱讀,才能事半功倍,才能將他文化與他民族的智慧拿來營養己文化與己民族的靈魂。

3.如何讀書?

這是閱讀方法方面的問題。

首先,讀書應該“虛心”。錢穆認為:“讀一書,先要信任它,不要預存懷疑,若有問題,讀久了,自然可發現,加以比較研究。若走來就存懷疑態度,便不能學。”關於這一點,錢穆曾經這樣教導自己的入室弟子戴景賢:“讀其書,先不存禮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會其意?”而戴景賢也從乃師的這一教導當中獲益良多:“餘後讀書知虛心,此日恩師之面斥,實為一關鍵。”

其次,應該“有恆”。就做學問來說,“做學問要重基礎,要沉下心來,紮紮實實、認認真真地讀書”。而就讀書來說,“讀書貴能有恆,要像吃飯一樣,要天天讀”。因此,無論是做學問,還是讀書,“意志堅強最為要著!”

再次,應該“厚積而薄發”。“近人求學多想走捷徑,成大名。結果名是成了,學問卻談不上”,因此,求學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則求名,宜當緩緩為之。換言之,“想要速成,想要走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應當懂得‘厚積而薄發’的道理”。而就讀書來說,“讀一書,不要預存功利心”。

錢穆讀書法之特色

綜觀錢穆有關讀書的論述,其讀書法之特色可簡明概括如下:

1.融讀書治學與修養德性為一爐

首先,此一特點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對閱讀方法的提示當中。錢穆所反覆告誡的每一條具體的閱讀方法,幾乎同時也都是一條修養德性的方法。方法與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因此,只有合乎目的的方法與手段才能達到合乎目的的效果;而以不合乎目的的方法與手段追求合乎目的的效果,則無異於緣木求魚。

其次,錢穆讀書法將讀書治學與修養德性融為一爐也反映在錢穆對閱讀目的的思考當中。錢穆認為,讀書之直接目的在於復興中華文化,在於傳承與光大中華文化,此可看作讀書治學方面的考慮;而無論是復興中華文化,還是傳承與光大中華文化,都以好好做人始,也以好好做人終,因此,讀書之終極目的在於好好做人,這可謂修養德性方面的考慮。

由此可見,錢穆的這一讀書思想,與他在《新亞學規》當中所倡導的“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2.集時代性與永恆性於一身

首先,錢穆的讀書法是針對中國人說的,是以中國文化為立場的,因此,傳承與創新自己的傳統文化,做一個道德的人,這是中國人永恆的使命,而在崇洋媚外甚囂塵上的時代,則尤其需要提請中國人注意自己的這一使命,這是錢穆讀書思想時代性的一面。

其次,就讀書應該“虛心”這一點來說,這是對於讀書人的永恆的要求。在全盤西化狂飆勁吹的時代,此一要求當尤顯緊迫。假如認為自己的傳統文化很有價值,則必不會走全盤西化的道路。因此,全盤西化必然將鄙棄自己的傳統文化當成自己的邏輯前提。平心而論,這種對待自己數千年文化積澱的態度絕不是一種“虛心”的態度!

再次,錢穆的讀書法當中既有他對前儒讀書法的繼承,又有他結合自己的閱讀實際摸索總結的內容。錢穆的及門弟子余英時曾經這樣說過:“錢先生畢生所發揮是整個中國學術傳統,不是他個人的私見。過分強調或突出他個人的作用,不是抬高或擴大他,而是降低或縮小他。”對錢穆的學術當作如是觀,對錢穆的讀書法同樣也應作如是觀。悠久的中國歷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而讀書治學的思想則是其中最為基礎的一部分。錢穆豐碩的學術創穫既是中國傳統讀書治學思想的成果,又是中國傳統讀書治學思想有效性的明證。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就讀書對象來說,錢穆主要注重的是對於中國古籍的閱讀,而很少涉及國外經典著作。我們不能因此而苛求他,這是他所處時代及他個人遭際的侷限性。我們都逃不了時代及自我命運的侷限。但錢穆的讀書法實際上也可以移用至對西方典籍的閱讀,這是毫無疑問的。

餘論

上述錢穆對於讀書的論述,其目的在於復興中華文化。雖然此事每一位中國人都有相應的責任,但並非每一位中國人都有此興趣。在此方面,我們沒辦法強求,也不應強求;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充分尊重讀書人的個人志趣。但是,對於有此自覺的讀書人來說,其讀書如果僅只侷限於復興中華文化,而不能在此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性情所在,不能將此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那麼,這樣的讀書生活雖偉大,但卻未必快樂,因而往往讓人敬而遠之。讀書如此,只能說尚處於外在的、自律的境界,還達不到內在的、自由的境界。

讀書之最高境界在於“安身立命”,對此,錢穆本人有過辛酸而又親切的體會:“我沒有機會進大學,從十八歲起,即已抗顏為人師,更無人來作我師,在我旁指點領導。正如駕一葉舟,浮沉茫茫學海中,四無邊際,亦無方針。何處可以進港,何處可以到岸,何處是我歸宿,我實茫然不知。但既無人為我作指導,亦無人對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漸逢光明。所謂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點喜悅處。因有喜悅,自易邁進。因有邁進,更感喜悅。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認為自己對學問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學海中,覓得了我自己,迴歸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處。”“安身立命”雖不是每一個讀書人都能企及的境界,但並不妨礙吾輩讀書人“心嚮往之”。

正因為錢穆對中國傳統讀書治學思想有著切身的體驗並深信不疑,因此,對於追隨他的年輕人,他不僅授之以“魚”,更授之以“漁”。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憑藉錢穆所授的“漁”以捕獲自己想要的“魚”,這隻能依靠每個人努力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盡其在我”,而這是包括錢穆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越俎代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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