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存在主义咖啡馆： 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Freedom,Being,and Apricot Cocktails）的大致内容，原文来自软件Blinkist（一个总结书籍大致内容的音频软件）的推送，译者是我和谷歌：
本书的中文版封面
本书的英文版封面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哲学似乎是个遥远的话题，也许我们会想象一个住在山洞的老人，思考着现实的本质。它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但这就是使存在主义与众不同的原因。
从1930年代开始，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开始发展一种哲学，该哲学亲近生活，并提出我们要如何以及为何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仅可以指导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帮他们度过了二战后的黑暗日子。
接下来，你将学到
•如何在哲学中使用鸡尾酒；
•如何谈论痛苦；
•为什么这么多人继续将女性视为物体（object）。
1. 杏子鸡尾酒让萨特走向存在主义。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存在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它暗示着“生命是徒劳的”的阴郁想法，但是，存在主义始于一件更欢快的东西：杏子鸡尾酒。
1932年底左右，萨特、他女友波伏娃和他朋友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坐在巴黎的Bec-de-Gaz酒吧，喝鸡尾酒并追逐。他们三人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一起学习哲学，并且毕业时充满不安和不满，学校的课程表被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的哲学家一直在问的相同的问题所占据，比如“我怎么能知道事物是真实的？”“我如何知道我切实地了解某物？”，所以真的很难明白学这些内容的意义何在。因此，这三个朋友都渴望这一种新的哲学，来表达他们对学校里无聊的陈旧问题的不满。
但还有其他的什么哲学方法吗？萨特和波伏娃自毕业以来就一直在法国各省任教，且都没有值得报告的新想法。但是，阿隆认为他找到了答案，他毕业后在柏林学习，遇到了起源于德国的全新哲学：现象学。现象学之所以如此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把陈旧的形而上学问题（如他们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研究过的问题）放到了一边，以观察真实的日常生活。阿隆说，凭着现象学，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杏子鸡尾酒进行哲学思考！
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萨特很兴奋，直接去了一家书店，因为渴望了解有关现象学的更多信息，他让该商店提供有关现象学的所有书，但不幸，仅有一本书满足要求。尽管萨特费力找到了，但他想学更多。不久，他就像阿隆一样，在柏林学习了一年。萨特在那里创造了全新的东西，他将他阅读的现象学书籍与其他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他自己的文学风格和个性融合在了一起。当他于1934年返回巴黎时，他已经准备好发现自己的新哲学：存在主义。
萨特在柏林的那年很充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的另一个城市才是现象学的中心：弗莱堡。
2. 弗莱堡大学是一种新哲学的中心：现象学。
弗赖堡-布赖斯高是德国西南部的大学城，与莱茵河和黑森林接壤。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它成为了现象学的中心。学生蜂拥而至，与该学科的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一起学习，后者于1916年成为该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我们已经提到了现象学，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嗯，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描述现象的方法。现象可以是从事件到感觉再到对象等的任何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描述”意味着要通过第一手经验，说出一切有关该现象的信息。
以一杯杏子鸡尾酒为例：旧的哲学风格可能会问鸡尾酒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只是你想象出来的。而现在，上述想法没什么不对，但是当你思考鸡尾酒在理论上的存在依据时，你很可能仍然坐在那里喝鸡尾酒，那么，为什么不停止为它的存在而烦恼，而是注意你手中的美味饮料呢？
为了描述它，你可能首先从诸如调酒师的制作方式或杏子生长的地方等事实开始，或者你可能还记得其他鸡尾酒，例如年轻时和母亲一起喝过的。但是，这些事实和回忆实际上只是先入为主的概念——它们不会帮助你谈论这杯你拿在手里的特定的鸡尾酒。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进行胡塞尔所说的Epoché，Epoché是古希腊语，意为“判断的暂停”（suspension of judgment），胡塞尔用它来指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帮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眼前的现象。正如Husserl所说，它可以使你集中精力来用新鲜的眼光看待“事物本身”。
但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以这种方式看待某些事物可能会非常有启发性，以病痛为例：如果患者用通常那种对疼痛的预想来泛泛地描述自己的病痛，那这病情描述对他的医生就完全没用，而准确描述他正在经历的痛苦才能获得准确的诊断。
现象学家不诊断疾病，而是试图充分理解生活，胡塞尔和他的信徒对此很重视，他们拒绝对肤浅的信息感到满意，比如，现象学家描述音乐时，不会只用“可爱”这类词来泛泛而谈，相反，他们会描述更多的特性，比如他们或许会说音乐是“原始的”或“充满尊严的”。他们不断抛弃那些无力的肤浅的描述，并且组织出更好的描述，直到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触及到了现象的本质。
1918年，一个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任务，他对现象学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大，这个年轻人叫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海德格尔
3. 马丁·海德格尔既是哲学巨匠，又是一个有极度缺陷的人。
许多学生从他们老师所教的东西中创造出全新的东西，最终使其老师黯然失色。胡塞尔最聪明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就是这种情况：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改变了哲学。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学会了抛弃自己的先入之见，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事物。看见一杯咖啡，他可能会说：“它浓且黑。”但在《存在与时间》中，他问了一个关于这种命题的重要问题：“是”（is）到底是什么意思？
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和其他人由于忽视“存在”这一概念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哲学家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观察世界并从外部提出问题的人。海德格尔指出，为了提出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存在！因此，存在应该成为我们所有质疑的真正出发点，若错过这一出发点，哲学家就南辕北辙了。
海德格尔当时注意到了另一种普遍的哲学习惯——哲学家倾向于认为自己与他们所描述的世界是分离的，就像他们在从一个锁孔看世界一样。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和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一起存在于世界中，并且，我们以实用的方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为此，他通过德语的“there”（那里）和“being”（存在）创造了“Dasein”一词，海德格尔用Dasein代替“人”、“他”或“她”，这是他使其读者记住“存在”概念的方式。
到1929年，海德格尔的书籍和讲座使他声名远播，但是，尽管海德格尔有才华，他也是有缺陷的。
最糟糕的例子是1933年，海德格尔接受了弗莱堡大学（Freiburg University）校长一职，这就要求他加入纳粹党并执行其严厉的法律：将任何被认定为犹太人的人从大学职位中除名。这影响了海德格尔认识的许多人，包括他的导师侯赛尔，后者被剥夺了名誉地位和大学特权。
海德格尔后来称其误解了纳粹的意图。但在2014年，他的一批包含了反犹、亲纳粹的著作被出版了，显然，海德格尔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学职位才成为了纳粹党员。
随着对他的选择感到厌恶的朋友和同事都纷纷离开他，他的党员身份也加速了他的倒台。萨特或许将这么点评此事：海德格尔的思想不是其问题所在，而是他的行为决定了他。
4. 存在主义是关于自由和责任之重的哲学。
萨特
萨特既是小说家，也是哲学家，所以他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多有文学之美，尤其是他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而写的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轶事。
这讲得通，因为存在主义的核心就是平常人生活中的“自由”概念。
正如现象学着重于抛弃先入之见、来看事物本身那样，存在主义也着眼于剥夺那些何者将我们定义为人类的先入之见。当然，生理、文化和我们的个人历史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份，但这些因素都不能必然地定义我们。
相反，我们有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定义自己的自由，正如萨特所说，“存在先于本质。”一旦我们开始存在，我们就开始通过我们的行动来形成我们的本质。
萨特用一则二战德占法国期间的轶事总结了这个想法：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寻求他的建议。他想逃离占领区并加入反对纳粹的斗争，但这样做会导致他的母亲孤身一人。
他应该怎么做？
萨特说，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学生认为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束缚：道德、心理和他的个人历史，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约束——它们全都只是他所发现的自身处境的一部分。事实是，他没有约束：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种自由是一项巨大的责任：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束缚你或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么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对你的行为负责，而且，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你的行为会产生后果。当然，你可以尝试避免承担责任，并假装是其他因素在控制你的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做的事情会累加起来，并且造就出你自己，推卸责任只是意味着你最后会变成一个虚伪的人。
因此，萨特给学生的建议很简单：选择，并且通过这么做，创造你自己。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没有人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地承担责任：他们试图在各个方面体现自己的哲学。
5. 对萨特和波伏娃来说，存在主义不只是一种哲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萨特和伏波娃
萨特和波伏娃力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他们的哲学和理想。这始于他们的关系：他们学生时代成为恋人，并很快就分不开了。对于许多人而言，婚姻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但对于萨特和波伏娃而言却不是，对他们而言，婚姻意味着承担固定的性别角色、积累财产和在风流事上互相撒谎。这些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也不符合他们关于自由和选择的哲学观点。
因此，他们选择了其他东西。1929年的一个晚上，两人在巴黎杜乐丽花园（Tuileries Garden）进行了安排，他们同意“两年租约”——这意味着他们将做两年夫妻，尽管这是一种开放的关系。两年后，如果一切行得通，那就可以继续进行；如果不行，那他们可以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关系。
事实证明，它运行良好——两位哲学家一起度过了接下来的50年，直到萨特于1980年去世。在那个时代，每个恋人都有很多其他恋人，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对他们俩都是最重要的。
他们是工作和生活中的伙伴。本质上，萨特和波伏瓦都是作家，他们一生都在国内外、书桌前和咖啡馆里并排写作，写日记、书信、文章和书籍，他们是彼此的读者和编辑，总是劝说对方多写、多思考。
他们也以其他方式互相推动，来忠于自己的理想。因为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哲学，所以它启发了人们追求世界的变化。1968年席卷巴黎的学生和工人起义受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启发，很自然地，萨特和波伏瓦支持了游行，政治行动主义是他们哲学理想的结果。
但是，让我们退后一步，来看看在困难时期，他俩对理想的承诺如何没有减少。在二战法国被占领早期，他们的生活明显证明了这一点。
6. 战争破坏了存在主义者的生活，但他们并未停止工作。
整个1939年，焦虑都在加剧——战争即将来临。在德国于9月入侵波兰之后，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欧洲各地的百姓于水火当中。
对萨特来说，这意味着要打仗。持续的眼睛问题意味着他要被派往阿尔萨斯的气象站，而不是上前线，但在1940年，他被俘虏并被送到了一个战俘营，在囚禁中，他记笔记并阅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在这困难时期给了他灵感。
波伏娃也在寻求哲学上的慰藉，她留在沦陷的巴黎，那里的食物和供给越来越少，黑格尔和祁克果（Kierkegaard）的作品使她心旷神怡，并激发了她的小说《L'Invitée》（女宾）的灵感，该小说的英文名称为She Came to Stay。
同时，萨特的阅读和写作开始加剧他的眼睛问题，当他被允许离开营地去拜访眼科医生时，他走了且再也没回来，他逃回巴黎，与波伏娃团聚。他记下的笔记很快变成了1943年的杰作《存在与虚无》。
在这本书中，萨特说，我们真的不过是通过行动来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这种自由会让你头晕目眩，就像在悬崖上一样：当你看着边缘，你会感到晕眩，这表现为你可能会产生突然跳下去的焦虑，一跃而下的自由令人恐惧，而只有束缚自己，才能真正消除焦虑。
萨特认为，在生活中，我们以多种方式限制着自己，以摆脱自由的负担，例如，闹钟让我们服从于一阵噪音，而不是面对是否要让自己叫自己起床的决定，它使我们假装自己不自由，从而使我们生活地更轻松。
我们也以其他的方式假装。以一个巴黎服务员为例，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乘满的托盘，疾走于桌子之间，动作夸张、毫不自然，尽管他在工作时这样移动，但这绝不是他私下生活里的举动。萨特表示这是因为他有错误的信念，他以为扮演服务生的角色时，他就能假装自己不是一个自由、会犯错的人。尽管这样行事没错，但重点是确保我们永远不会玩得太好，以至于自欺、以为自己没有自由。
7. 战后法国以存在主义的风格接受了新事物。
历经二战的破坏，很明显旧欧洲已经消失了，未来将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而存在主义正好提供了新思路。
1945年，存在主义风靡一时。10月28日，萨特在巴黎进行公开演讲，人满为患，混乱无比，椅子被毁，人们因激动而昏倒，这整个事件是个大新闻。不久，每个人都在谈论萨特及其哲学。
存在主义者场景的中心是巴黎的圣日耳曼德佩区。萨特和波伏娃在那住了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咖啡馆里度过，他们会整天在这里写作，并与朋友、艺术家、作家、学生和恋人见面。晚上，他们经常光顾Lorientais或Le Tabou等俱乐部，乐队在这里演奏美国现场音乐，如布鲁斯、爵士和拉格泰姆。
这是一种反文化的场景：在危险、挑衅和拒绝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情中获得乐趣。伏波娃这段时间有一个很喜欢的故事，它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氛围：有一天，她和她朋友沃尔斯（Wols）坐在酒吧的露台上喝酒，一位看起来很有钱的男人走近了沃尔斯。沃尔斯是一位身无分文的画家和酒鬼，当这位有钱男人离开后，沃尔斯很尴尬地承认那个男人是他的兄弟，是位银行家。
这类反文化的转变——穷人因被看到和富人在一起而感到羞耻——今天似乎并不奇怪，但是当时它是新的，并且它使像伏波娃这样的人感到高兴。
存在主义文化以巴黎为中心，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对美国的东西感兴趣，例如，美国音乐非常受欢迎，它代表了反抗和希望。1943年冬，歌手朱丽叶·格里科（Juliette Gréco）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关押。她很快被释放，但不得不步行八英里，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轻便的裙子，为了以示反抗，她在路上放声高唱美国歌曲《Over the Rainbow》（彩虹之上）。
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和一个场景，大约在那个时候，萨特和波伏瓦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成为了朋友。
加缪
8. 加缪先是萨特和波伏娃的朋友，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对立者。
1943年，萨特和波伏娃遇到了法裔阿尔及利亚作家加缪。加缪英俊、热情、有趣且有感染力。萨特和波伏娃很快喜欢上了他，三人成为了好朋友。
加缪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哲学和小说具有许多存在主义元素，他还给事物增加了一些荒谬（absurdity）之处。以他1942年出版的《西西弗斯神话》为例，加缪仔细读了荷马的《奥德赛》，其中一位名叫西西弗斯（Sisyphus）的国王被众神谴责，每天将一块巨石推上山坡，但每次石头被推到山顶附近时，便会滚落。
加缪写道，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过多考虑，但是有时我们会停下，问自己为什么继续前进——就像看着他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斯必须要问的一样。在那些时刻，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下去意味着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在加缪看来，这并不令人沮丧——这只是荒诞。他认为西西弗斯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并想象他带着讽刺的笑容将巨石推上山坡。
萨特和波伏娃不同意，他们认为在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工作远非毫无意义，并且每个人的生活意义都不同。说生活荒诞，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加缪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出现在1945年，巴黎从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后不久，与德国勾结的人开始受到审判，有的甚至被处以死刑。加缪坚决反对这一点，坚信国家参与处决、酷刑和虐待永远是错误的。
萨特和波伏娃在这一点上与他意见不同：如果国家作恶有助于向那些被纳粹杀害的人致敬，并能确保未来的国貌整洁，那么，这就是必不可少的恶。他们认为加缪太理想化了。
这表明战争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加缪、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友谊日益紧张，直到1950年代初瓦解。
不过，在此之前，波伏娃将使用存在主义来探索另一个被忽视的话题——女人的生活。
伏波娃
9. 在所有存在主义者的作品中，《第二性》最直接地涉及到了生活经验。
《第二性》
存在主义可应用于生活中的任何事物，而且通常如此。那么，在194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繁荣之后，难道没有什么再发掘的余地了吗？不是这样。1949年，波伏娃开创性的作品《第二性》研究了被忽视的一类人——女性，的存在状态。
波伏瓦考察了女性在世界上的存在经历，这种经历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在生命早期便开始了，因此人们通常只会将其归因于女性气质，但是波伏娃说，关于什么是“自然”（natural）的想法仅仅是神话，如果我们要研究被当做女性养大意味着什么，就必须摒弃这些神话。
例如，从童年起，我们就可以看到男孩和女孩被教导以不同的行为：男孩被鼓励活跃，而女孩被要求专注于她们的外表。直到成年，这种现象不断累积——女性的大部分经历都降低了她在周围世界中的影响力。
她们还学会假定男性的观点或“凝视”（male gaze），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观点。上述想法是波伏娃从黑格尔那里发展而来的，黑格尔写道，当一种意识与另一种意识相互作用时，每种意识都倾向于扮演主人或奴隶的角色。主人的意识是从主人的角度看待一切，但是，奴隶也会试图从主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她最终以他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波伏娃因此辩称，女性已被社会化为透过男人的目光来看自己，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自由地观察周围的世界，而是时常发觉自己是被观察者，即使在她们自己的眼中，她们也是对象（object）而不是主体（subject）。
《第二性》是研究文化的伟大作品之一，但当时它却未获得它应有的好评。很难确定原因是什么，估计是因为这本书的早期英语版本删去或扭曲了许多波伏娃的主要论点，加上印在封面上的裸女的柔焦照片，这些阻碍了该作品受到重视。
随后的世代已经认识到《第二性》作为开创性的女权文本的重要性，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能满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承诺，它消除了混乱，对最重要的现象——生活体验，进行了深刻的描述。
閱讀更多 王狂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