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存在主義咖啡館： 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Freedom,Being,and Apricot Cocktails）的大致內容，原文來自軟件Blinkist（一個總結書籍大致內容的音頻軟件）的推送，譯者是我和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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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哲學似乎是個遙遠的話題，也許我們會想象一個住在山洞的老人，思考著現實的本質。它似乎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無關，但這就是使存在主義與眾不同的原因。
從1930年代開始，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人開始發展一種哲學，該哲學親近生活，並提出我們要如何以及為何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問題。他們的哲學不僅可以指導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且還幫他們度過了二戰後的黑暗日子。
接下來，你將學到
•如何在哲學中使用雞尾酒；
•如何談論痛苦；
•為什麼這麼多人繼續將女性視為物體（object）。
1. 杏子雞尾酒讓薩特走向存在主義。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存在主義是一個模糊的術語，它暗示著“生命是徒勞的”的陰鬱想法，但是，存在主義始於一件更歡快的東西：杏子雞尾酒。
1932年底左右，薩特、他女友波伏娃和他朋友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坐在巴黎的Bec-de-Gaz酒吧，喝雞尾酒並追逐。他們三人曾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一起學習哲學，並且畢業時充滿不安和不滿，學校的課程表被自柏拉圖時代以來的哲學家一直在問的相同的問題所佔據，比如“我怎麼能知道事物是真實的？”“我如何知道我切實地瞭解某物？”，所以真的很難明白學這些內容的意義何在。因此，這三個朋友都渴望這一種新的哲學，來表達他們對學校裡無聊的陳舊問題的不滿。
但還有其他的什麼哲學方法嗎？薩特和波伏娃自畢業以來就一直在法國各省任教，且都沒有值得報告的新想法。但是，阿隆認為他找到了答案，他畢業後在柏林學習，遇到了起源於德國的全新哲學：現象學。現象學之所以如此令人興奮，是因為它把陳舊的形而上學問題（如他們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研究過的問題）放到了一邊，以觀察真實的日常生活。阿隆說，憑著現象學，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杏子雞尾酒進行哲學思考！
他的朋友們大吃一驚。
薩特很興奮，直接去了一家書店，因為渴望瞭解有關現象學的更多信息，他讓該商店提供有關現象學的所有書，但不幸，僅有一本書滿足要求。儘管薩特費力找到了，但他想學更多。不久，他就像阿隆一樣，在柏林學習了一年。薩特在那裡創造了全新的東西，他將他閱讀的現象學書籍與其他哲學家的思想以及他自己的文學風格和個性融合在了一起。當他於1934年返回巴黎時，他已經準備好發現自己的新哲學：存在主義。
薩特在柏林的那年很充實，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的另一個城市才是現象學的中心：弗萊堡。
2. 弗萊堡大學是一種新哲學的中心：現象學。
弗賴堡-布賴斯高是德國西南部的大學城，與萊茵河和黑森林接壤。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十年，它成為了現象學的中心。學生蜂擁而至，與該學科的創始人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一起學習，後者於1916年成為該大學的哲學系主任。
我們已經提到了現象學，但它到底是什麼呢？
嗯，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不如說它是一種描述現象的方法。現象可以是從事件到感覺再到對象等的任何事物，在這種情況下，“描述”意味著要通過第一手經驗，說出一切有關該現象的信息。
以一杯杏子雞尾酒為例：舊的哲學風格可能會問雞尾酒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只是你想象出來的。而現在，上述想法沒什麼不對，但是當你思考雞尾酒在理論上的存在依據時，你很可能仍然坐在那裡喝雞尾酒，那麼，為什麼不停止為它的存在而煩惱，而是注意你手中的美味飲料呢？
為了描述它，你可能首先從諸如調酒師的製作方式或杏子生長的地方等事實開始，或者你可能還記得其他雞尾酒，例如年輕時和母親一起喝過的。但是，這些事實和回憶實際上只是先入為主的概念——它們不會幫助你談論這杯你拿在手裡的特定的雞尾酒。
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進行胡塞爾所說的Epoché，Epoché是古希臘語，意為“判斷的暫停”（suspension of judgment），胡塞爾用它來指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幫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眼前的現象。正如Husserl所說，它可以使你集中精力來用新鮮的眼光看待“事物本身”。
但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以這種方式看待某些事物可能會非常有啟發性，以病痛為例：如果患者用通常那種對疼痛的預想來泛泛地描述自己的病痛，那這病情描述對他的醫生就完全沒用，而準確描述他正在經歷的痛苦才能獲得準確的診斷。
現象學家不診斷疾病，而是試圖充分理解生活，胡塞爾和他的信徒對此很重視，他們拒絕對膚淺的信息感到滿意，比如，現象學家描述音樂時，不會只用“可愛”這類詞來泛泛而談，相反，他們會描述更多的特性，比如他們或許會說音樂是“原始的”或“充滿尊嚴的”。他們不斷拋棄那些無力的膚淺的描述，並且組織出更好的描述，直到他們感覺自己已經觸及到了現象的本質。
1918年，一個年輕人加入了他們的任務，他對現象學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都大，這個年輕人叫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海德格爾
3. 馬丁·海德格爾既是哲學巨匠，又是一個有極度缺陷的人。
許多學生從他們老師所教的東西中創造出全新的東西，最終使其老師黯然失色。胡塞爾最聰明的學生馬丁·海德格爾就是這種情況：海德格爾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改變了哲學。
作為胡塞爾的學生，海德格爾學會了拋棄自己的先入之見，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事物。看見一杯咖啡，他可能會說：“它濃且黑。”但在《存在與時間》中，他問了一個關於這種命題的重要問題：“是”（is）到底是什麼意思？
海德格爾認為，胡塞爾和其他人由於忽視“存在”這一概念而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哲學家傾向於將自己視為觀察世界並從外部提出問題的人。海德格爾指出，為了提出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存在！因此，存在應該成為我們所有質疑的真正出發點，若錯過這一出發點，哲學家就南轅北轍了。
海德格爾當時注意到了另一種普遍的哲學習慣——哲學家傾向於認為自己與他們所描述的世界是分離的，就像他們在從一個鎖孔看世界一樣。海德格爾指出，我們和我們所觀察的事物一起存在於世界中，並且，我們以實用的方式與他們建立了聯繫。為此，他通過德語的“there”（那裡）和“being”（存在）創造了“Dasein”一詞，海德格爾用Dasein代替“人”、“他”或“她”，這是他使其讀者記住“存在”概念的方式。
到1929年，海德格爾的書籍和講座使他聲名遠播，但是，儘管海德格爾有才華，他也是有缺陷的。
最糟糕的例子是1933年，海德格爾接受了弗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校長一職，這就要求他加入納粹黨並執行其嚴厲的法律：將任何被認定為猶太人的人從大學職位中除名。這影響了海德格爾認識的許多人，包括他的導師侯賽爾，後者被剝奪了名譽地位和大學特權。
海德格爾後來稱其誤解了納粹的意圖。但在2014年，他的一批包含了反猶、親納粹的著作被出版了，顯然，海德格爾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大學職位才成為了納粹黨員。
隨著對他的選擇感到厭惡的朋友和同事都紛紛離開他，他的黨員身份也加速了他的倒臺。薩特或許將這麼點評此事：海德格爾的思想不是其問題所在，而是他的行為決定了他。
4. 存在主義是關於自由和責任之重的哲學。
薩特
薩特既是小說家，也是哲學家，所以他關於存在主義的著作多有文學之美，尤其是他為了說明自己的思想而寫的那些取材於現實生活的軼事。
這講得通，因為存在主義的核心就是平常人生活中的“自由”概念。
正如現象學著重於拋棄先入之見、來看事物本身那樣，存在主義也著眼於剝奪那些何者將我們定義為人類的先入之見。當然，生理、文化和我們的個人歷史等許多因素都會影響我們的身份，但這些因素都不能必然地定義我們。
相反，我們有根據自己的選擇來定義自己的自由，正如薩特所說，“存在先於本質。”一旦我們開始存在，我們就開始通過我們的行動來形成我們的本質。
薩特用一則二戰德佔法國期間的軼事總結了這個想法：他以前的一位學生尋求他的建議。他想逃離佔領區並加入反對納粹的鬥爭，但這樣做會導致他的母親孤身一人。
他應該怎麼做？
薩特說，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這個學生認為他受到了各種各樣的事物的束縛：道德、心理和他的個人歷史，但是這些並不是真正的約束——它們全都只是他所發現的自身處境的一部分。事實是，他沒有約束：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種自由是一項巨大的責任：如果沒有任何東西束縛你或告訴你該怎麼做，那麼除了你之外，沒有人對你的行為負責，而且，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你的行為會產生後果。當然，你可以嘗試避免承擔責任，並假裝是其他因素在控制你的行為，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你做的事情會累加起來，並且造就出你自己，推卸責任只是意味著你最後會變成一個虛偽的人。
因此，薩特給學生的建議很簡單：選擇，並且通過這麼做，創造你自己。
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沒有人像薩特和波伏娃那樣地承擔責任：他們試圖在各個方面體現自己的哲學。
5. 對薩特和波伏娃來說，存在主義不只是一種哲學——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薩特和伏波娃
薩特和波伏娃力求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他們的哲學和理想。這始於他們的關係：他們學生時代成為戀人，並很快就分不開了。對於許多人而言，婚姻可能是合乎邏輯的下一步，但對於薩特和波伏娃而言卻不是，對他們而言，婚姻意味著承擔固定的性別角色、積累財產和在風流事上互相撒謊。這些對他們沒有吸引力，也不符合他們關於自由和選擇的哲學觀點。
因此，他們選擇了其他東西。1929年的一個晚上，兩人在巴黎杜樂麗花園（Tuileries Garden）進行了安排，他們同意“兩年租約”——這意味著他們將做兩年夫妻，儘管這是一種開放的關係。兩年後，如果一切行得通，那就可以繼續進行；如果不行，那他們可以分手，或以某種方式改變關係。
事實證明，它運行良好——兩位哲學家一起度過了接下來的50年，直到薩特於1980年去世。在那個時代，每個戀人都有很多其他戀人，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始終對他們倆都是最重要的。
他們是工作和生活中的夥伴。本質上，薩特和波伏瓦都是作家，他們一生都在國內外、書桌前和咖啡館裡並排寫作，寫日記、書信、文章和書籍，他們是彼此的讀者和編輯，總是勸說對方多寫、多思考。
他們也以其他方式互相推動，來忠於自己的理想。因為存在主義是一種關於自由的哲學，所以它啟發了人們追求世界的變化。1968年席捲巴黎的學生和工人起義受到了存在主義思想的啟發，很自然地，薩特和波伏瓦支持了遊行，政治行動主義是他們哲學理想的結果。
但是，讓我們退後一步，來看看在困難時期，他倆對理想的承諾如何沒有減少。在二戰法國被佔領早期，他們的生活明顯證明了這一點。
6. 戰爭破壞了存在主義者的生活，但他們並未停止工作。
整個1939年，焦慮都在加劇——戰爭即將來臨。在德國於9月入侵波蘭之後，英法兩國對德國宣戰，歐洲各地的百姓於水火當中。
對薩特來說，這意味著要打仗。持續的眼睛問題意味著他要被派往阿爾薩斯的氣象站，而不是上前線，但在1940年，他被俘虜並被送到了一個戰俘營，在囚禁中，他記筆記並閱讀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本書在這困難時期給了他靈感。
波伏娃也在尋求哲學上的慰藉，她留在淪陷的巴黎，那裡的食物和供給越來越少，黑格爾和祁克果（Kierkegaard）的作品使她心曠神怡，並激發了她的小說《L'Invitée》（女賓）的靈感，該小說的英文名稱為She Came to Stay。
同時，薩特的閱讀和寫作開始加劇他的眼睛問題，當他被允許離開營地去拜訪眼科醫生時，他走了且再也沒回來，他逃回巴黎，與波伏娃團聚。他記下的筆記很快變成了1943年的傑作《存在與虛無》。
在這本書中，薩特說，我們真的不過是通過行動來決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但這種自由會讓你頭暈目眩，就像在懸崖上一樣：當你看著邊緣，你會感到暈眩，這表現為你可能會產生突然跳下去的焦慮，一躍而下的自由令人恐懼，而只有束縛自己，才能真正消除焦慮。
薩特認為，在生活中，我們以多種方式限制著自己，以擺脫自由的負擔，例如，鬧鐘讓我們服從於一陣噪音，而不是面對是否要讓自己叫自己起床的決定，它使我們假裝自己不自由，從而使我們生活地更輕鬆。
我們也以其他的方式假裝。以一個巴黎服務員為例，他一隻手裡拿著一個乘滿的托盤，疾走於桌子之間，動作誇張、毫不自然，儘管他在工作時這樣移動，但這絕不是他私下生活裡的舉動。薩特表示這是因為他有錯誤的信念，他以為扮演服務生的角色時，他就能假裝自己不是一個自由、會犯錯的人。儘管這樣行事沒錯，但重點是確保我們永遠不會玩得太好，以至於自欺、以為自己沒有自由。
7. 戰後法國以存在主義的風格接受了新事物。
歷經二戰的破壞，很明顯舊歐洲已經消失了，未來將需要新的思維方式，而存在主義正好提供了新思路。
1945年，存在主義風靡一時。10月28日，薩特在巴黎進行公開演講，人滿為患，混亂無比，椅子被毀，人們因激動而昏倒，這整個事件是個大新聞。不久，每個人都在談論薩特及其哲學。
存在主義者場景的中心是巴黎的聖日耳曼德佩區。薩特和波伏娃在那住了很多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咖啡館裡度過，他們會整天在這裡寫作，並與朋友、藝術家、作家、學生和戀人見面。晚上，他們經常光顧Lorientais或Le Tabou等俱樂部，樂隊在這裡演奏美國現場音樂，如布魯斯、爵士和拉格泰姆。
這是一種反文化的場景：在危險、挑釁和拒絕一切有關資產階級的事情中獲得樂趣。伏波娃這段時間有一個很喜歡的故事，它很好地概括了當時的氛圍：有一天，她和她朋友沃爾斯（Wols）坐在酒吧的露臺上喝酒，一位看起來很有錢的男人走近了沃爾斯。沃爾斯是一位身無分文的畫家和酒鬼，當這位有錢男人離開後，沃爾斯很尷尬地承認那個男人是他的兄弟，是位銀行家。
這類反文化的轉變——窮人因被看到和富人在一起而感到羞恥——今天似乎並不奇怪，但是當時它是新的，並且它使像伏波娃這樣的人感到高興。
存在主義文化以巴黎為中心，但其中大多數人都對美國的東西感興趣，例如，美國音樂非常受歡迎，它代表了反抗和希望。1943年冬，歌手朱麗葉·格里科（Juliette Gréco）被蓋世太保逮捕並關押。她很快被釋放，但不得不步行八英里，她身上只穿了一件輕便的裙子，為了以示反抗，她在路上放聲高唱美國歌曲《Over the Rainbow》（彩虹之上）。
存在主義是一種哲學和一個場景，大約在那個時候，薩特和波伏瓦與另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成為了朋友。
加繆
8. 加繆先是薩特和波伏娃的朋友，後來成為了他們的對立者。
1943年，薩特和波伏娃遇到了法裔阿爾及利亞作家加繆。加繆英俊、熱情、有趣且有感染力。薩特和波伏娃很快喜歡上了他，三人成為了好朋友。
加繆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存在主義者，但是他的哲學和小說具有許多存在主義元素，他還給事物增加了一些荒謬（absurdity）之處。以他1942年出版的《西西弗斯神話》為例，加繆仔細讀了荷馬的《奧德賽》，其中一位名叫西西弗斯（Sisyphus）的國王被眾神譴責，每天將一塊巨石推上山坡，但每次石頭被推到山頂附近時，便會滾落。
加繆寫道，就像西西弗斯一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過多考慮，但是有時我們會停下，問自己為什麼繼續前進——就像看著他的巨石從山上滾下來，西西弗斯必須要問的一樣。在那些時刻，我們面臨一個選擇：放棄還是繼續。堅持下去意味著接受我們所做的一切毫無意義，在加繆看來，這並不令人沮喪——這只是荒誕。他認為西西弗斯一定也知道這一點，並想象他帶著諷刺的笑容將巨石推上山坡。
薩特和波伏娃不同意，他們認為在生活中，我們所做的工作遠非毫無意義，並且每個人的生活意義都不同。說生活荒誕，對任何人都沒好處。
加繆和他的朋友之間的另一個主要分歧出現在1945年，巴黎從德國的佔領中解放後不久，與德國勾結的人開始受到審判，有的甚至被處以死刑。加繆堅決反對這一點，堅信國家參與處決、酷刑和虐待永遠是錯誤的。
薩特和波伏娃在這一點上與他意見不同：如果國家作惡有助於向那些被納粹殺害的人致敬，並能確保未來的國貌整潔，那麼，這就是必不可少的惡。他們認為加繆太理想化了。
這表明戰爭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理念，隨著時間的流逝，加繆、薩特和波伏娃之間的友誼日益緊張，直到1950年代初瓦解。
不過，在此之前，波伏娃將使用存在主義來探索另一個被忽視的話題——女人的生活。
伏波娃
9. 在所有存在主義者的作品中，《第二性》最直接地涉及到了生活經驗。
《第二性》
存在主義可應用於生活中的任何事物，而且通常如此。那麼，在194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繁榮之後，難道沒有什麼再發掘的餘地了嗎？不是這樣。1949年，波伏娃開創性的作品《第二性》研究了被忽視的一類人——女性，的存在狀態。
波伏瓦考察了女性在世界上的存在經歷，這種經歷與男性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差異在生命早期便開始了，因此人們通常只會將其歸因於女性氣質，但是波伏娃說，關於什麼是“自然”（natural）的想法僅僅是神話，如果我們要研究被當做女性養大意味著什麼，就必須摒棄這些神話。
例如，從童年起，我們就可以看到男孩和女孩被教導以不同的行為：男孩被鼓勵活躍，而女孩被要求專注於她們的外表。直到成年，這種現象不斷累積——女性的大部分經歷都降低了她在周圍世界中的影響力。
她們還學會假定男性的觀點或“凝視”（male gaze），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正常的觀點。上述想法是波伏娃從黑格爾那裡發展而來的，黑格爾寫道，當一種意識與另一種意識相互作用時，每種意識都傾向於扮演主人或奴隸的角色。主人的意識是從主人的角度看待一切，但是，奴隸也會試圖從主人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她最終以他看待自己的眼光來看待自己。
波伏娃因此辯稱，女性已被社會化為透過男人的目光來看自己，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樣自由地觀察周圍的世界，而是時常發覺自己是被觀察者，即使在她們自己的眼中，她們也是對象（object）而不是主體（subject）。
《第二性》是研究文化的偉大作品之一，但當時它卻未獲得它應有的好評。很難確定原因是什麼，估計是因為這本書的早期英語版本刪去或扭曲了許多波伏娃的主要論點，加上印在封面上的裸女的柔焦照片，這些阻礙了該作品受到重視。
隨後的世代已經認識到《第二性》作為開創性的女權文本的重要性，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能滿足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承諾，它消除了混亂，對最重要的現象——生活體驗，進行了深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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