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0年秋天，普希金因為碰上霍亂爆發，交通阻斷，被迫在一個村子裡待三個月。在這段時間，他創作了六部中篇小說，27首抒情詩，奠定了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公元17世紀，籠罩在歐洲的黑死病，導致劍橋大學停課18個月，當時23歲的牛頓就讀於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在劍橋大學停課的18個月裡，牛頓在安靜的鄉村裡度過了18個月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在這期間，他埋頭鑽研笛卡爾，發明微積分，計算萬有引力，開啟光學。
普希金
牛頓
居家隔離的日子，你們都做些什麼呢？
我在居家的日子裡開啟了東西方各類麵點及菜式的呈現，被家人笑稱為“廚神”在世。同時我也邀請家人和朋友用Havruta“共讀一本書”。(Havruta是什麼，點這裡複習）
這期我們繼續用Havruta共讀《活出生命的意義》，關於對苦難的理解。
邀請人：鳳格格
受邀人：朱悅 張東賓 鄭昊
朱 悅
優秀出版人，新生活方式踐行者。策劃多部暢銷書：《活出生命的意義》《遇見未知的自己》《非暴力溝通》《九型人格》等暢銷書籍。
張東賓
高校教育工作者，11歲男孩的爸爸。發表有《良好的親子關係從“地板時間”開始》等文章，譯著有：《培養孩子的安全感》《帶著愛和寬容給孩子立規矩》等。
鄭 昊
美國Oceans Behavior Hospital 心理諮詢師
美國Hardin-Simmons University心理諮詢碩士
碩士期間師從國際心理學意義治療機構主席Dr. Roberts C Barnes（Dr. Roberts C Barnes師從於維克多·E.弗蘭克爾）。
Q&A
鳳格格：
弗蘭克爾在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裡有這樣的一句話：
苦難本身毫無意義，但我們可以通過自身對苦難的反應賦予其意義。您能用自己的或者身邊人的案例來解讀下對這句話的理解嗎？朱悅：
苦難可能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遇到，但是困難人人都碰到過。
讓我想想自己曾經感到困難的時候，比如有病痛但是一直治不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在哪裡很迷茫，或是對發生的事情不能理解搞不清狀況等等。
每個人面對困難的方式可能不一樣，對於我來說，困難常常比順利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一旦我感到困難了，我會反覆地琢磨和反思，想弄清楚怎麼回事，這時接受到的各種信息，也會不由自主地和這個困難建立聯繫。困難好像有一種力量，不斷讓我不由自主地回到對困難的琢磨上。
第二種反應是試圖找到解決方案，嘗試一個沒效果，再試一個，有時會感覺自己把自己當成小白鼠了。但是回過頭看，當困難不再成為困難，似乎並非困難本身被解決，往往是要麼自己改變了，要麼他人改變了，要麼狀況改變了，所以我在想困難對我有什麼意義呢？還沒太想明白。
總之，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到目前為止，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困而知之。
張東賓：
在我看來，苦難本身確實沒有什麼意義。
客觀來講，引發人類感到苦難的大多數都是一種客觀存在，所以它本身確實沒有什麼意義。當我們認為它是苦難，一定是因為這個實際對我們產生了某種痛苦的意義，它一定是和人的感受相互存在的。
就像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書中回顧的那樣，在奧斯威辛的那些經歷本身並不能賦予他的人生有多少意義。恰恰相反，在面對苦難時他對生的嚮往，對於活下去的信念，也就是說他
面對苦難時採取的反應，讓這段可怕的經歷顯得充滿意義。其實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在東城這一片衚衕裡原來有一個叫做“小人俠”的剪紙藝術家。
他叫張永紅，來自陝西一個小山村。因為從小患有成骨不全，也就是瓷娃娃症，身高只有70釐米。
他的全身處於一種嚴重的肌肉萎縮和半癱瘓狀態，需要依靠一個電動輪椅的支撐，他才能夠正常活動。儘管如此，他卻能夠自食其力，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帶衚衕裡，開了一家“剪紙裁夢”的小店，努力養活自己一家人，特別感人。
說到剪紙，去年我們邀請過另一位剪紙藝術家到學校做過演講。她叫夏虹，7歲時失去雙臂，依靠雙腳進行剪紙創作，並先後發表了詩歌200多首，多次獲得全國全省殘疾人運動會金牌。目前，她在北京還創辦了一家公益組織，2015年獲得北京榜樣的光榮稱號。
“小人俠”
夏虹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說澳大利亞的尼克胡哲，生來四肢就缺失，軀幹下只有一個被他稱之為“小雞腿”一樣的部分，但是他卻幹了很多人終生都幹不了的事情。
他能夠騎馬、潛水、游泳、打高爾夫、使用電腦、演奏樂器等等。他還開了一家勵志公司，到全世界各地去進行演講，他用自己的生活經歷鼓舞和感召了千千萬萬的年輕人，在面對挫折的時候知難而上，勇於挑戰人生，我覺得這些都特別的讓人振奮。
實際上，他們都遭受了很多人生的苦難。但是，在面對苦難的時候，他們通過自己的選擇，讓這些苦難充滿了價值，賦予了意義。
鄭昊：
其實我可以用我教授的例子。
我的教授，Dr. Roberts C Barnes，是在美國密西根州出生，家庭比較富裕，父母都非常健康。他父親有點像健身運動員那種體質。我看過他父親的照片，非常強壯。
很不幸的是，他媽媽在生他之後的不久就去世了。這個事情其實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但他最大的一個挫折是在他13歲的時候，被診斷出得了小兒麻痺，在那之後，他的雙腿就已經是癱瘓的狀態了。
他從13歲開始拄拐，到他的60歲左右時，他的胳膊都已經不能再去用力了，只能換成輪椅。他當時還跟我開玩笑說：“你知道嗎，我在拄拐期間，我的兩個雙臂是非常有力的，像我的父親一樣。”您能看到他的那種積極的態度。
我曾經問過他：您有沒有一段時間，曾經埋怨過、抱怨過？他跟我講的是，他對此沒有任何負面情緒。
他說他從那個時候就知道，他的選擇在當下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我後來想可能是跟他在媽媽去世之後，他的家人帶給他的那些積極的一面是相關的。
他媽媽去世之後，他媽媽的親妹妹就過來照顧他們家，之後與他的父親結婚，成為他的繼母。這件事情可能會影響他從小習慣用積極的思維去看待這些事情。
所以當他得知雙腿不能跑步，只能去拄拐的時候，他依然是很樂觀地去看待他還能做的事，像之後他投入了自己大量的時間去幫助別人。
在他大學剛畢業時期，他會去當地的教會做義工，帶當地的夏令營。他的專業修的是心理學，但那時候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教會里面當牧師、心理諮詢師這樣的工作。
在達拉斯的時候，他收到了弗蘭克爾給他的一封在舊金山關於“意義治療世界年會”的邀請信。
弗蘭克爾見到我的教授之後，就跟他說，你的整個人生就是意義治療最好的一個見證。
弗蘭克爾說，儘管你沒有學習過意義治療，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其實就是意義治療。
意義治療希望能帶給人們這樣一個意識：不管我們經歷了什麼樣的磨難，我們始終能知道我們自己是一個主導，不是被災難帶來的情緒所主導。人的一切都可以被剝奪，唯有我們選擇面對的態度，即人類最後的自由權利。
弗蘭克爾在當時是世界“意義治療”年會的主席，下一任就是我的教授。
我跟教授經歷過兩屆。
他現在的身體狀況是他連郵件都接發不了。在美國他已經是法律上合法的盲人了，他平時戴著像顯微鏡一樣的眼鏡，否則他看不清楚任何字。我們學生助理其實也只是幫他準備文書打印些材料之類的，其他所有的規劃什麼的，依然是他自己一個人來做。
他做了很多年，但他從來沒有一個想法是說，我是一個法律上的殘疾人。他始終保持一個心態，他說：“我很感謝上帝，因為，當時在我們小鎮上得小兒麻痺的七個孩子中我是唯一一個存活到現在的（他現在八十三歲）
即使，我的腿無法走路，我現在胳膊已經抬不起來了，我穿衣服都需要別人來幫我穿，但是我頭腦始終清楚知道我的意義是什麼，這點我很感謝上帝，讓我明白自己的意義，且讓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去尋找它。”
說一個他對我最大的一個啟發的一個例子。
我第一次的心理輔導經歷，是去一個叫“勇氣營”的地方。“勇氣營”裡的孩子，大都是父母離異、家人過世，家庭變故，心理受到過創傷。
那裡是給這些孩子們治療悲傷的一個夏令營。這是我們這邊的一個臨終關懷的一個醫院的部門組織的，每年大概有七八十個孩子在那裡。
當時我準備去做志願者，但是我特別的不自信，覺得自己做不了，因為我當時才剛讀心理學研究生半年。我跟我教授說：我覺得我的知識量還不夠，我擔心這些孩子是很需要幫助的，但是萬一我的知識量不夠，幫助不到他們怎麼辦？
那時候我每天跟他工作，他非常忙，要處理學校的事兒、世界意義協會的事兒。
我和他說完我的顧慮後，他放下了手上的一切東西，也讓我把手上的一些資料啊、筆呀、書啊都放在旁邊，然後他一點一點地把他的輪椅調正，來回擺放位置，直到身子完全對著我，然後，眼神也對著我。儘管他已經算是盲人了，但他眼神也一直對著我。
然後他讓我把手伸過來，他就握著我的手，說：“我作為你的教授，首先我覺得你有能力去那裡，因為我知道那些在那裡的孩子，他們需要的不是你給他們什麼樣的技巧或知識來度過悲傷，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愛他們的人，能讓他們分享他們的悲傷，你對自己的擔憂恰恰就體現了你對他們真切的關心，只要你能讓他們感覺到你是真心地愛護他們，這其實就是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了。”
就是這一句話，把我當時所有的不自信，所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完全都去除掉了。甚至在我之後在這個醫院裡邊工作，也對我起到非常大的幫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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