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昧的日本人》一書說：“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日本民族改弦更張，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像扔破靴子一樣扔掉了曾經虔誠學習、模仿過的大陸文化。生存危機感是日本明治維新獲得成功的內在動力，而貪婪的吸收欲，則是保證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取得成效的關鍵，30年裡日本就走完了西方300年才能走完的路。”
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日本在這年制訂大陸政策：第一步，征服臺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第三步，征服滿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國。柳原前光提出：“日本是一大孤島，今後縱然有相應的軍備，而我們沒有廣闊的陸地也是立國的難事。朝鮮北連滿洲，西與清國接壤，如果讓朝鮮臣服我國，那麼這就是我國將來進取萬國的根本。”
同年，日本建立海軍，西方的軍事思想也於此時傳入日本，日本海軍以英國為樣板，陸軍以法國為樣板(1871普法戰爭德國獲勝後就以德國為樣板，誰最牛就學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與馬漢的“海權論”對日本影響深遠，日本以此思想武裝軍人頭腦，加緊擴軍備戰，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制訂了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大陸政策。
1873年剛剛統一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接見了來訪的日本人，說：“如今世界各國雖說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一番話使日本人茅塞頓開。也同樣接見過中國人來訪的俾斯麥在日本人走後說：“日本人來我國研究我國的政治制度，他們回國後一定對本國進行根本改革，必然強盛。而中國只是詢問戰艦多少錢，然後買船，別的一無所學。今後中日若開戰，中國必敗。”
同年伊藤博文因日本人個矮，提出讓日本女人與每個來日本的西洋人通婚，以改良種族，使日本人高大，但沒被明治天皇採納，因為這樣的話日本人在血統上就不純了。當然伊藤博文的建議如果被採納，日本女人可能是會接受的，因為二戰後有數百日本女人給佔領日本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寫信，說：“請讓我生您的孩子。”
1875年，日本牛刀小試，其“雲揚”號軍艦在朝鮮海面挑釁，並於次年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同年翁同穌說：“日本人陰而有謀，可慮，但日本還是小邦，窮而無賴，則更可憂。”1879年，日本情報之父福島正安在清國考察後說：“清國一大致命弱點是行賄受賄，但清國人對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兵卒，無不如此，此為清國不治之症，如此國家根本不是日本對手。”1880年日軍參謀總長山縣有朋說：“清國正在改革軍制，若仿效歐洲，平時可徵兵245萬，戰時可達850萬人，所以我們更應發憤圖強。”根據《帝國主義侵華史》的記載，日本人甚至比中國人自己更清楚開戰後中國每省可以派多少人參戰。
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兩次在朝鮮搞政變，與駐朝清軍發生衝突，於是兩國談判，談判雙方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保護日本使館是日本天職，而中國派兵是多事，為中日友好，中國必須撤軍。”李鴻章：“朝鮮是中國藩屬，中國有保護它的義務，且中國本土就是靠朝鮮之類的藩屬國做緩衝的，中國派兵朝鮮不是多事，與日本無關。”伊藤博文：“如果說中國為固屏藩派兵是義務，日本保護使館是天職，那麼兩國誰都撤不出。日本可以讓步，中國撤軍，日本也撤。”李鴻章：“我知道貴國從來沒有侵佔朝鮮的打算，今後日本如果佔朝鮮，中國必派兵；中國如果佔朝鮮，日本也可派兵。”
李鴻章無意間承認了日本的派兵權，日本通過談判中籤訂的《中日天津專條》使自己與清國在朝鮮問題上平起平坐，為日後發動戰爭埋下了伏筆。
1885年中法戰爭後中國著力打造北洋艦隊，添置武器，日本鷹派認為應立即與中國一戰，否則三年後中國必然強大。此時英國人赫德卻說：“恐伯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伸懶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大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下來，喝一口茶，點燃菸袋，打個呵欠，又睡著了。”
伊藤博文說：“所說三年後中國必強，此事可不必在意。雖此時水陸各軍看起來在整頓，依我看都是放空炮。中法戰爭剛結束中國似乎奮發有為，一二年後則又因循守舊，苟且偷安，用西方人的話講，中國又睡覺了。此時我們應與之友好，我國加緊備戰，三五年後，我國強大了，到時視中國情況而定。如果我們現在與之開戰，等於催清國自強，諸位看不到嗎？中國自從與俄國發生衝突後才開始架電報線，自中法戰爭後才開始建海軍，要平靜一二年，那些官員必會百般阻撓李鴻章的改革，那麼清國必然改革半途而廢，到那時我們再打，勝算會大很多。”
在此期間，李鴻章一方面搞洋務強國，另一方面在表面上與日本交好，想先穩住日本。但其真實想法被日本人看破了。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說：“中國人根本不瞭解日本，都笑話我國，只有李鴻章一人知道日本內情，也有對付日本的策略，他曾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日本國陰柔有大志，應該表面上跟他們交好，暗中防著他們。’他期望在軍備完善時對我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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