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初期，諸侯亂戰，百家爭鳴，“法”使李悝，變法革新，助魏稱雄！
說起李悝（kuī），其於亂局中助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第一強國，在擔任相國（當時還稱為相邦，後因劉邦稱帝后為避名諱改為相國）期間大力推行變法運動，史稱“李悝變法”；由此拉開了整個戰國時期的變法序幕，可謂前無古人，後多從者（商鞅，韓非追循其路），稱其為“變法始祖”名符其實。
在李悝之前還有法學先驅管仲老人家，可謂成績也突出，但為什麼卻要說李悝才是“變法始祖”呢？變法是不成功則成仁的大事，是刮骨療傷的革新，是深入骨髓的陣痛！管仲所做更像大改革，而李悝所做觸及更深，陣痛更久，更符合刮骨療傷的變法而治。
法家雖然是諸子百家中最晚形成的流派，但李悝作為法家的骨灰級玩家，玩“法”甚多，編撰《法經》，踐行法治，歷行改革，成就顯著；竟引無數人跟風，商鞅手持《法經》入秦國，韓非深受啟蒙得集法家之大成，後世法治不管如何改革，秦律、漢律還是唐律都始終難逃《法經》的影子，可以說是一脈相傳的沿襲。
這麼優秀的法家人物，為什麼卻活成了傳說呢？
這一切要從《法經》的失傳說起，作為李悝在法學界最顯著的成就，《法經》影響數個朝代，是依法治國的必備法寶；但遺憾的是失傳了！讓人不再能親眼所見其系統的文字精華，關於他的功績佐證我們需要從別人的記載和口中得知，所以他就成了傳說中的人物！
01
一介布衣李悝在貴族權勢當道的戰國，是如何讓變法得以成功的？
如果把戰國初期魏國的異軍突起，稱霸七雄，看作是一支豪華足球隊踢出冠軍的過程，那麼李悝無異於是球隊的中場發動機，推動著一切向前奔跑。
李悝一個草根球員，能踢進豪門並不容易，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春秋末年的霸主晉國，被韓、趙、魏三家貴族所瓜分，社會處於動亂局面，亂世需要英雄，李悝應運而生。
地利：魏國作為貴族參與了瓜分，當然不希望自己也會有此下場出現，而李悝的變法就是以打壓貴族特權為主要目標，廢除世襲制度，實行官僚體制，魏文侯作為最大的受益者當然舉雙手贊成。
人和:這麼大的事業靠一個人的力量顯然不行，雖然有魏文候的大力支持，但也需要其他能人的協助，翟璜、李悝、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魏成等人的參與解決了團隊協作的人和問題。
有了天然的變法條件，又有便捷的地利，加上眾人拾柴火焰高，李悝的一切變法舉措得以在實踐中推行，隨著變法成果得以鞏固，他還抽時間彙集各國的法律，彙編出了《法經》這一部系統全面的成文法典，用法律形式來固定和肯定變法，保護變法的延續推進。
他的變法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法律制度上有所動作，在經濟上，他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通俗來說就是重農政策，不僅鼓勵農民精耕細作，提高糧食產量；還制定政策，讓魏國在豐收的年份以基本價購買農民多餘的糧食，在荒災的年份，以之前的基本價進行賣出，這樣糧食的價格就得以穩定，因而國家和人民的生活得以穩定，大大的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實現國富民強；在今天看來，這樣的操作手段與期貨的套期保值有異曲同工之妙，是非常先進的舉措。
因為魏文侯的敢為天下先，大力啟用李悝變法改革，所以魏國才能快速的富國強兵，抑制住趙國，還有餘力不斷的東征西討，連敗秦、齊、楚諸國，開拓了大片疆土，讓魏國成為真正的中原霸主；魏國稱霸中原近一百年就是延續變法的百年時間，假如魏國一直推行李悝的變法舉措，或許後面就沒秦國和商鞅什麼事了！魏國的衰落也因廢除變法而開始，歷史證明李悝的變法是相當成功的。
02
李悝並未親授弟子，又是如何“教”出商鞅，影響韓非的呢？
李悝作為優秀的法家代表人物，欲學者當然眾多，但他並未親授弟子，所以其他人只能偷學；好在他的書《法經》是公開的，他的變法成績是周知的，所以偷學也不是太難，但學出境界卻很難，也就商鞅，韓非二人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魏國大膽啟用李悝實施變法，很快國力就達到了鼎盛，其他列國震撼不已。身處西部邊陲的秦國與魏國紛爭不斷，自然不希望被人吞併，所以在秦孝公時對外發布《招賢令》，商鞅聽聞後便手持《法經》親入秦國，由此開始了波瀾起伏的一生，為秦國最終一統中原奠定了基礎。所以說，李老師“教”出了商鞅。
商鞅基本原封不動的把一切都搬到了秦國，他雖然沒有正式師從李悝，但他是衛國人，所在的地方就是變法成績最顯著的展示地，可以直接和間接的吸收李老師的一切套路，可以隨時結合變法的成績總結經驗，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比如商鞅像李悝一樣“重農抑商”，他打造的強戰鬥力的“秦銳士”也是模防李悝“魏武卒”的模式，秦律更是沿襲《法經》而成。
而韓非同學，因本身有口吃並不善表達，便把更多的時間花來讀書，著書立作，當他讀到《法經》後，便結合韓國所在的形勢反覆思考法家治國體系，彙總各家之長，提升整合，最終成了法家之集大成者！這一切都是站在先前法家人物的肩膀上完成的，所以說李悝的法治思想是基礎，又是啟蒙，對韓非產生了深遠影響。
03
從現今角度來看，李悝因《法經》的失傳確實像活在傳說中的人物，但其功績和影響卻是千秋萬代的
《法經》雖然已經失傳，但它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的記載和各種沿用版本的溯源，基本還能還原其大概內容；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是後代歷代法典模仿的藍本，在法制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法經》分為盜、賊、囚、捕、雜、具六部，主要目的是懲辦盜賊，盜和賊是古時特別是奴隸制轉型時期，危害社會秩序最為猖獗的犯罪，不僅侵犯私有財產，還危及民眾安全，所以將其放在懲辦的前兩位嚴打是最符合社會實際的。它對魏國的國家治理起極其深遠的作用，不僅規範和限制了舊貴族和當權者的言行，還持續性為提高魏國的綜合國力發揮能量，在制度上保證其他各領域改革的有序進行。
《法經》由商鞅帶往秦國後，秦律便從《法經》脫胎而出，而漢律又承襲秦律，所以說李悝在法治上的貢獻是千秋萬代的。
李悝當時的改革在經濟上積極幫助農民減輕負擔，鼓勵老百姓精耕細作，鼓勵自由開墾土地，要知道土地是古時統治的根本，這等於肯定土地私有化的價值。
在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按“食有勞而祿有功”的原則選拔官吏，正式破除了世襲制度，推行官僚制度，讓布衣平民有機會踏入權利市場，為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主義社會轉型鋪平了道路。
李悝的變法不僅增加了魏國的綜合國力，而且同時開啟了戰國大變法運動的序幕，各國紛紛學習變法強國之路，最終形成了古代持續最久、成效最明顯的變法運動，讓法家流派在百家爭鳴中成績斐然，掀起了依法治國的熱潮；在後世的法治進程中，也時常借鑑和學習他的變法經驗，他的法理思想傳承千古，影響深遠。
結語
李悝的一生無異於是成功的，直接推動了魏國的強盛，間接影響了秦國的輝煌，思想主張和法治手段更是流傳千古，至今仍有積極的借鑑價值。
或許是生存的過於久遠，或許是《法經》失傳的影響，總之他沒有成為最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甚至少有人知，但其“變法始祖”的身份在法學界卻是普遍認可的。
李悝變法在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因為他在戰國初期的一系列操作，讓戰國時代的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的得以深入廣泛革新，對奴隸制社會成功過渡到封建社會的貢獻功不可沒，我們需要銘記這位“傳說”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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