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出身於沒落的門閥士族，到他生活的時代，不僅家族勢力衰微，國家也多動盪，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治局面沉悶低迷，柳宗元憑藉自身實力在科舉制度紊亂時成功躋身官宦之列，其仕途坎坷多折，在當時各種思想“百花齊放”和自身豐富經歷的雙重影響下，其思想多次發展變化，而儒釋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始終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

早期入世理想與傳統儒家教育

柳宗元少時正值動亂，生活不定，無法像當時一般士大夫子弟一樣入國學或州、縣學讀書，因而他四歲開始接受母親盧氏的啟蒙教育，學習“古賦十四首”等，後來又在“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雖然所受教育不正規，然而也獲得了儒家倫理、經典和子、史書籍等廣泛知識，並學會寫作詩文，父親柳鎮入朝後，柳宗元被安排進入長安讀書求學，開始走上“覓舉求官”之路，為仕途生涯作準備。

柳宗元於貞元九年入進士科，然而這一年恰值父親病逝，依當時制度，柳宗元在守制的三年內不得參加“關試”及為官。貞元十二年，柳宗元服喪期滿，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未被錄取，後來的兩年繼續應考，依舊不中，直到十四年登科，被任命為集賢殿書院正字。在柳宗元執著於科考為官這件事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儒家經世致用思想對他的影響，儒家倡導積極入世，《禮記·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為廣大士人所推崇，在給大理卿崔儆的信中，柳宗元明確了自己“有樂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的遠大理想。進入官場之後的柳宗元進一步瞭解了官場的黑暗，發現自己的理想並不能順利實現，在京兆府藍田縣尉職上，他難以容忍官府不圖政治而熱心謀取私利的行為，精神上很是痛苦，在寫下《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為耆老等乞奏復尊號表》、《京兆府賀佳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一系列無聊的官樣文章的同時，對現實的不滿更加深刻，內心的經世思想在這種黑暗環境裡使柳宗元選擇了致力於革新，這樣，在自貞元十四年入仕後的五年裡，他一邊加深對政局的認識，一邊廣結各方誌士，不斷積累實力以為理想拼搏。

貞元十九年柳宗元入朝任監察御史裡行，這一時期他真正著手於革新事業，寫下了《蠟說》、《時論令》、《斷刑論》、《守道論》、《六逆論》等與朝政密切相關的文章，宣揚革新政治主張，貞元二十一年，革新派取得暫時勝利，柳宗元以卓越的文才擔任起革新派政權中的文字工作，起草了《禮部為文武百僚請聽政表》等關係政令、人事這些重大問題的決策文書，然而革新派畢竟根基不深，地位不穩，內憂外患不斷，柳宗元書《故尚書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高度讚揚王叔文的才能，以文明志，表達自己對於革新的堅定信念。“永貞革新”是柳宗元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行動，他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並作為骨幹分子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柳宗元對於少時那個經世夢想深深的執念，儒家思想在他前半段為官生涯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支持柳宗元在革新中不畏艱險，一路走下去。

貶官落寞生活與佛禪思想慰藉

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被一貶再貶，十年“南囚”生活令他困頓憂鬱，雖在永州時得以回到長安，然興奮之情尚未冷卻便再次被貶，在第二次貶往柳州的途中他失去了東山再起的希望，並於十四年冬在柳州病逝。漫長的貶謫生活讓柳宗元的思想再次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傳統儒家思想此時只是加劇他的苦悶，然而柳宗元畢竟博學，很快他找到了新的思想來排解自己的憂愁情緒，佛禪思想在其貶謫生活中給了他極大的安慰。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的佛禪思想並非在貶謫之後才產生，事實上，佛禪思想伴隨了他的一生。柳宗元自幼出生於信仰佛教的家庭，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自稱“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仕途的不順只是使蟄伏於他內心的佛禪思想進一步表露了出來。

在加貶永州的途中，柳宗元駐舟汨羅江口，寫下《吊屈原文》，高度讚美屈原，在文章的最後，他寫下了這樣的話：“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他批評時政，感慨仕途，明則悼念屈原，實則抒發個人慨嘆。在這句話裡我們可以發現柳宗元依然深切關注社會現實，傳統儒家倫理經典教育對他的影響仍舊佔據重要地位。永州任上不及半年，柳宗元敬愛的母親盧氏離世，重新啟用之路也因時局動盪更加阻塞，雙重打擊之下他的身心健康急劇惡化，極度灰心失意之下也曾放下經世理想，想到徹底出世。柳宗元寓居龍興寺，與住持一起參禪問道，原有的佛教思想進一步發展完善，自己的心靈也在佛禪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但是佛教的消極意識還是沒有完全戰勝他的經世思想，自謂：“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期內。”佛禪思想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調節劑，一種暫時的解脫。

晉、宋以來佛門中有“樂住山林”的傳統，柳宗元在貶謫時期將這一傳統很好地繼承並發展下來，遭遇貶謫並被棄置的柳宗元“悶即出遊”，在山水之中消解仕途不順所帶來的難以排遣的憂鬱，佛禪思想對柳宗元的影響就集中體現在這些山水詩歌之中。佛禪思想一大內容即出世的思想，遠離凡塵政事，不去關注世俗之事，潛心修養身性。這一思想無疑十分契合柳宗元自身的狀況，他雖熱心政事，然而貶謫之身使得他無法實現經世理想，一味勉強自己去繼續原來的夢想之路，只能徒增無窮無盡的憂愁苦悶，佛禪出世思想給了他精神上的突破口，使他獲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贖。柳宗元在遊山玩水中放鬆身心，調整心態，深刻體會到“與萬化冥合”的禪意，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他感嘆：“知是山之特點，不以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具，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將自身融合於廣闊無垠的大自然之中；在《鈷鉧潭西小丘記》中他感嘆；“枕蓆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瀅瀅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在《永州八記》中，柳宗元深刻詮釋了“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的佛禪思想。個人與自然、與萬物的交融冥合，讓他放寬視野，縮小自己，在廣闊的宇宙中，個人的憂鬱愁悶變得不值一提，在佛禪思想的指引下，柳宗元的貶謫生活變得安逸休閒、恬淡寧靜，就是在日常不出行時，他也在園藝中自得安逸，《與楊誨之第二書》記載了他充滿樂趣的生活，“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

儒與佛兩種思想之間的苦悶徘徊

不可否認的是，柳宗元並未完完全全臣服於佛禪的出世思想之下，在山水遊樂的過程中，他一方面放空自己，抒發鬱結於胸的憤懣，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柳宗元並不滿足於這種完全閒適的生活，他的經世理想常常在不經意之間流露出來。“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酬賈鵬山人》）“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零陵春望》）等詩表現出了他在入世與出世、在儒與佛之間的苦悶徘徊，他在兩種思想、兩種生活中的艱難抉擇，是以儘管悠遊山水的日子十分清閒安逸，他還是在詠物之餘不忘表達濃郁的傷感，永州小石潭讓他感到新奇喜悅，末了還是感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這與作者紮根於內心深處的憂鬱是密切相關的，這一憂鬱的來源主要就是仕途的不順利，政治理想的難以實現，在《江雪》中我們在體會作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孤高之外不難發現他深深的落寞。

柳宗元青少年時期在儒家傳統教育的作用下積極入世，後期政治失意後在佛禪思想影響下寄情山水，尋找心靈的淨土，實現自我救贖。然而由於兩種思想對他的影響均深入骨髓，某種程度上還“統合儒釋”，合二為一，他只能在出世與入世之間不斷徘徊，既不能拋棄仕途超然物外，但也不會因仕途失意鬱郁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