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他是唐朝時期的文學家、散文家。他的文學方面有六百餘篇的著作，在詩歌、辭賦、散文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同時他和韓愈又是唐朝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他們與宋朝時期的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歐陽修、曾鞏合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
在星光燦爛、百花爭豔的唐代詩壇上，柳宗元的詩只留下140餘首，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他以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借鑑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代表。其五古，思想內容近於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故蘇軾把柳宗元和陶淵明並列稱之為“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柳宗元的文論別出心裁，頗具卓見，他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此外，還強調先“立行”再“立言”。
柳宗元在學術上的突出貢獻，首先表現在對歷史理論有突破性的見解。他有一篇最著名的政治論文《封建論》。針對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制度的優劣之爭，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他看來，天子分封制度的產生，“非聖人意也，勢也”。分封制有著種種嚴重弊端，而郡縣制恰能克服分封制弊端，郡縣制取代分封制，乃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種進化的歷史觀。
柳宗元的見解豐富而深刻，其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他首先明確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說法，認為“天”並不是有人格意義的神，只不過是“自然”而已。天地間事物的運動變化遵循的是自然規律，與國家的興亡、人的禍福都沒有關係。他將社會變遷與國家興亡的原因歸於人間的仁德，而不是天神的符瑞，反映了他堅持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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