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不愛讀書，並且想方設法逃避讀書，但他卻對《四書》情有獨衷，書中有多處描寫：
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第三回）
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第十九回）
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幹，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第二十八回)
根據脂批提示：“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可知紅樓成書於乾隆年間。明清之期，八股文大行其道，把朱熹編撰的《四書集註》當成必讀教科書，科舉題目限定在四書內，使得讀《四書》成為“
時尚之學”（賈雨村語）。
但是，寶玉對科舉是深惡痛絕的，不但自己抗拒科舉，而且把“讀書上進的人”，“起個名字叫作`祿蠹'”。對於勸他讀書上進的寶釵湘雲等人，他絲毫不留情面，當場翻臉：“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
一邊對科舉必讀書情有獨衷，一邊對科舉深惡痛絕，曹雪芹為何賦予寶玉這兩種極端對立的情感？
這正是作者曹雪芹的巧妙之處，藉助寶玉，表達他對以《四書》為代表的儒學態度。
《四書》是孔孟儒學經典，它是教人修身明理之書，不應成為追求功名利祿的工具。
《四書》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合稱，它完整地表現了從孔子到孟子的儒學傳承和發展。也正因為這樣的傳承和發展，後人才把孔子和孟子合稱為“孔孟”，他們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書，它從“仁”的核心思想出發，教導學子們如何修身立世，如何與自己相處、與親友相處、與世人相處，乃至與世界相處，既有認識論，也有方法論。掌握了《論語》中的思想，進可治國平天下，退可修身齊家，活成隨心所欲的通達之人。
《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參寫的一篇文章，相當於一篇優秀習作。為什麼說是優秀習作？因為曾參把孔子的修身思想進行了提煉，總結出了“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提煉和總結，把《論語》瑣碎的記述變成了簡單直接的議論文，更便於學習和吸收。
《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寫的一篇文章。子思不但是孔子的孫子，同時又是曾參的學生，《中庸》也是一篇優秀習作，提煉和總結的是孔子思想中的處世之道：不偏不倚、中正平和，避免走極端。
和《論語》一樣，《孟子》也是一篇言論集，記錄了孟子的言論。孟子是子思的學生，他在繼承孔子“仁愛”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性善論”，主張“民貴君輕”，強調統治者要加強德治，以民為本。
因此，讀《四書》，不但可以瞭解孔孟儒學的傳承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可從中學到從修身到平天下的智慧。作為普通個體，如何活好自己；作為一家之主，如何平衡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帶給家人幸福；作為有社會職權之人，如何行權和保一方平安幸福；作為統治者，如何讓治下百姓安居樂業，每個人，都能從《四書》中找到方法。
這才是讀《四書》的作用和意義，也是曹雪芹對《四書》推崇的原因。因此，我們能看到，寶玉雖然頑劣，但他在待人接物上謙恭守禮、進退有度；他雖然不愛讀書上進，卻能把《四書》用來玩酒令遊戲。
對於孔子，寶玉尤其推崇備至，把孔子的話當成至理名言，絲毫不敢褻瀆。第五十一回，寶玉自比“野墳圈子裡長的幾十年的一棵老楊樹”，麝月說楊樹“太下流了”，要比也應該比作松柏。
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寶玉經常說混話，因此他的那些極有價值的話常常被淹沒，比如他對文武百官的議論：
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 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居廟堂之高的文武百官，卻為了個人名節只拼一死，棄社稷安危和百姓生死於不顧，豈不枉讀聖賢書？
因此，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把被貼上科舉標籤的《四書》諷刺為“時尚之學”。追求功名利祿，把《四書》當晉身的工具，竟然成為了時尚，催生出了賈雨村這樣的“祿蠹”，完全顛倒了讀書的目的和意義，也玷汙了《四書》！
從太虛幻境薄命釵的分類，可看出曹雪芹對孔孟人倫學的認同
《論語·顏淵》中記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對人倫的表述：尊卑有序、上下有別。其理論基礎來自《易經》。據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易傳 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尊卑貴賤，自盤古開天地就已經固定不變了。天有天倫，人有人倫，天地有尊卑貴賤，人也有尊卑貴賤：君尊臣卑、主貴僕賤；男尊女卑、夫貴妻賤。不過，這裡的尊卑貴賤不帶褒貶，指的只是序位之別，好比現在的男左女右，很多場所不能男女共用，很多場合要分上下級等。
曹雪芹對此是認可的，從他對薄命釵的排序可以看出來。
描述“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薄命，是紅樓的一大主旨，為此，作者在第五回，通過賈寶玉神遊太虛，以夢幻的形式，向讀者展示了三個薄命冊，分別命名為“金陵十二釵正冊”、"金陵十二釵副冊"、"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其分類就是按照尊卑貴賤的標準來劃分的。
“金陵十二釵正冊”中所列舉的十二個女孩，其身份都是主子，即便妙玉已出家為尼，也是出身於“讀書仕宦之家”，其所享受的待遇也和主子一般。
"金陵十二釵副冊"雖然只向讀者透露了香菱一人，但從香菱的身份可知，這是比正冊次一等的姨娘類別，屬於半主半僕。
"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則地位再降一級，屬於丫鬟，僕人類別。
有人說，從曹雪芹的這種分類，可見他也是個封建思想的維護者，並沒有平等觀念。
其實，不能這樣粗暴地給他貼標籤，這種分類是有道理的，其理論依據即是由孔子的人倫學衍生出來的職能劃分。
自然界為什麼有天倫？因為每個物種都有它天然的職能，比如天的職能是自強不息，通過天體運動帶給地球生物生存能量；地的職能是厚德載物，用土壤承載萬物，讓萬物有堅實的根基。這便是從天倫衍生出來的職能。
同理，從人倫衍生出來的職能則是“在其位謀其政”，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有君主的樣子，為君者的職能是讓百姓安居樂業，“
盛世無飢餒”；臣子則要盡好臣子的本分，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作用，輔助君主治理好國家。每個人都因身份地位不同而擁有不同的職能，所享受的權益和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同。我們要看到君主擁有三宮六院錦衣玉食，我們也要看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當危險來臨時，職權越大的人，所承擔的責任也越大，所付出的代價也越大。
因此，曹雪芹對正冊中的女子有很高的讚譽，也有很重的批判。作為嫡長女貴為皇妃的元春，其身份確實尊貴，但也正因為她的身份尊貴，她是承擔責任最大也是付出代價最大的人。當初去“那不得見人的地方”，不是為了追求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家族的穩固。這是她作為賈府女兒該承擔的責任。
含淚遠嫁的探春，雖然只是庶女，但她依然只能以賈府女兒的身份，犧牲個人利益，為家族奉獻。
這樣的責任，只能出現在主子身上，不會讓奴僕去承擔，因為奴僕又有奴僕的職能，起協助主子的作用。
這就好比管理者和基層員工的區別，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個管理者如果沒盡好職能，其影響和傷害要比基層員工大得多。因此，“在其位謀其政”的“位”，既指尊卑貴賤的位分，又指職能和責任。曹雪芹對薄命冊的分類，並無褒貶之意，強調的正是位置和職能。
對位置和職能的強調，還體現在晴雯的判詞上：“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這是導致晴雯薄命的根本原因，擺不正自己的位置，行使了她這個位置不該有的職能，以奴婢之身，行主母之權 。其後果是引發了基層婆子和丫頭間的矛盾對立，給管理者造成麻煩和困擾，嚴重增加了管理成本。
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告訴我們要守好位置，不要越界，尤其不要僭越人倫序位。否則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每個人都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行使與位置相匹配的職權，不失職，也不越權，不偏不倚，這也是中庸之道。
都說紅樓有自傳性質，書中寶玉即為作者曹雪芹，是有一定道理的。作者曹雪芹在批判寶玉“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的同時，自悔“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但也對寶玉這個不曾被世俗名利汙染的孩子進行了肯定，並通過對寶玉的肯定，表達了他對孔孟儒學的態度：天下學子，當以孔孟儒學的《四書》修身明理，切莫把它變成“時尚之學”，謀取功利，否則就會成為像賈雨村那樣壞了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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