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20162066
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被定义为“反对西方列强的爱国运动”。现在，更多的人愿意称之为“庚子国难”或“庚子国变”。并且对义和团运动“诟病”或“诋毁”的声音也在最近几年有所抬头。
义和团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究竟是该颂扬还是该“诟病”或“诋毁”呢？
搞清楚这个问题本来不难，但是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
还是先看看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个过程。
义和团运动，爆发在清末的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其实义和团本身存在的时间更长，它的的前身就是一个民间的以练“神拳”为目的的“宗教组织”。叫“义和拳”。算是一个“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江湖武术帮派”。义和拳的主要势力在山东。在河北及津京地区也有。
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朝的国门，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了像“主子”般的特权，所谓“连皇上都怕”。同时，西方的宗教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大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按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路子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天主教。
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是有天然特权的，这种特权使得西方传教士漠视中国法律，教会自己以及纵容教民胡作非为，不断制造压迫或残害地方百姓的恶性事件，称之为“教案”。在中国的民间逐渐积累了对西方传教士以及教民的仇视。
西方的宗教传播严重的冲击了中国民间宗教势力，使得民间宗教势力和西方各列强的宗教侵略的矛盾日益尖锐，反对和抵抗西方宗教势力的义和团就形成了。
最初，义和团和西方宗教势力之间的争斗，只限于民间，并且，已经被西方列强打怕了的清廷对于义和团的反抗是持反对甚至镇压的态度的。
义和团运动演变成“庚子国难”，十足的反映出清朝政府的腐败，懦弱和无耻。
简单的讲就是义和团被清朝政府“利用了”。
义和团发展的很快，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化侵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当时的清廷，对西方列强是又恨又怕，但是清廷没有力量，也没有胆子和西方列强叫板，光绪皇帝搞了一个“戊戌变法”，这个戊戌变法在当时，是比较符合西方列强的口味的，但不符合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口味。
慈禧只让这个变法进行了百日，所以也叫“百日维新”。
在戊戌变法这个问题上，慈禧和西方列强有了矛盾，这个老婆娘看到了义和团的力量，她要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于是她下令召集义和团进京，并向西方宣战。
依靠“江湖力量”来抗衡西方列强，亏慈禧想的出。
得到了朝廷支持的义和团在北京几乎是“大开杀戒”。在他们眼里和意识里，根本没有什么“国际惯例”，于是，杀传教士，烧教堂，继而杀教民，烧洋产。
当义和团的行为激怒西方列强的时候，八国联军就来了。无耻的清廷又帮着八国联军剿灭义和团，但此时，八国联军已近不再和清廷讲道理，他们攻占了北京，慈禧跑了。
西方列强在北京进行了野蛮的报复性的抢劫和破坏。更可怕的是，西方列强开启了瓜分中国的模式，只不过一时分赃不均，给了中国一个得以喘息和寻求变革的机会。
在清廷的“努力下”义和团被剿灭。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寻求独立，寻求救国道路的“反帝反封建”风暴开始酝酿。
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义和团运动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代表了在中国，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的民众基础很雄厚，为今后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推翻帝制都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作为民间的“朴素爱国主义”的“江湖团体”，肯定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愚昧性，但这并不是义和团独有的特性，应该是整个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民性，不能当做诟病义和团的理由。同时，所谓的“国际法”，“人道主义”等等，在西方列强同样的野蛮和霸道面前几乎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可以诋毁的。
有一些人，对中国没有像西方列强希望的那样走上一条所谓的“全面西化”的道路感到“耿耿于怀”，对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越来越差，对自己先辈的抗争和探索越来越视而不见，但对死了外国人，烧了外国的教堂耿耿于怀，于是便对先辈们大肆诋毁。不知道他们的西方主子能否听到呢？
步武堂
义和团还需要诋毁吗？根本不需要，义和团的劣迹如此之多，只要揭露出应有的事实，就足以让人汗颜。
义和团绝不是像某些人想的那样仅仅是杀杀洋人和欺压同胞的中国基督徒，义和团不仅排斥西方的入侵，还排斥西方传来的一切。上到宗教信仰，下到洋货铅笔，以至于很多戴着眼镜，拿着铅笔的青年学生都惨遭杀戮。义和团的行为，充斥着极为严重的反智色彩，其表面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行动，实际上不过是流氓借着爱国的名义欺压同胞，为祸乡里。义和团和前几年的反日游行却毁坏同胞合法财产并无本质不同。
我们先看看义和团的所谓宗旨，这在义和团中流传的一组诗中就表现的很明显，其中写道：“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这活脱脱就是封建迷信，不用科学反倒用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铁路电线杆，固然可以帮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他同样可以帮助中国成为现代国家，赢得独立自主，不借助现代科学的力量，反而借助最为愚昧的封建迷信，这样搞，中国一万年也无法赢得自由。相比于义和团式的愤青，明显洋务派和维新派都要靠谱的多，至少人家懂得中国的不足，懂得要效法西洋才能自强，洋务派虽然没意识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至少明白器不如人，义和团连器不如人都不承认，妄想用什么神法击败洋人，是妥妥的误国。
如果义和团仅仅是反智主义，倒也罢了，如果能好好抵抗洋人，倒也可歌可泣，但是事实却是，义和团的战斗力低下的不成样子，连该有的勇气都没有，杀起洋人来不得力，杀自己人倒是一门灵。
当时，义和团按照与洋人的关系亲疏将国人分为二毛子、三毛子，直到十毛子，如果说二毛子还是真正的汉奸，那么后面的纯粹是无故构陷，后几位的毛子往往只是用了洋货，比如戴了眼镜用了铅笔，就被砍杀，还有一些，仅仅是会英语，也被当做奸佞杀了。
当时人记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当时中国最开明最爱国的维新派，义和团更是明言杀戮，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义和团杀无辜的中国人比外国人多得多）
按照义和团的标准，不仅洋务派维新派该杀，今日的我们也都该杀，因为如今中国的义务教育规定要学英语，我们都会些英语，所以都是汉奸，都要杀。
对同胞如此凶狠，那么对洋人怎样呢？就拿西什库教堂之战来说，十几万义和团围着只有2000教徒，50洋兵的教堂，竟然攻了几个月都没攻下来，最后，甚至请了和尚做法来破洋人所谓的邪法，简直是笑话百出，可笑至极。要知道，当时的祖鲁人依靠和义和团差不多的武器，更少的人数。还歼灭了1000英国殖民军，义和团要是真有勇气杀敌，怎么会如此没有战果？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懦夫罢了，他们根本没有丝毫为国之心，只是一群将愤怒发泄给同胞的流氓罢了。
（聂士成和清军才是抵抗的主力）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真正发挥作用，英勇抗敌的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作为清军中的佼佼者，聂士成英勇抗敌，连八国联军都对其印象深刻。当时清朝战胜联军的廊坊大捷主要功臣就是聂士成，八国联军记载，聂士成的重机枪让联军难以前进，不得不后撤。但是当时的清朝官员却将主要功劳归功于义和团，聂士成部分毫未赏。
与义和团相比，聂士成才是真正的英雄，但是他的妻儿却被义和团杀死，足见义和团之假爱国、真流氓，行为之卑劣无以复加。
义和团这样无故屠戮同胞、倡导迷信反智，还杀害爱国将领聂士成妻儿的一群人，实在称不上什么爱国英雄，他们不过是一群假托爱国之名，实际行流氓恶行的群氓罢了。
。
沉思的托克维尔
这话问得，似乎义和团还需要专门诋毁似的。
之所以这么问，肯定是中了中学教材的毒呗。
中学教材，对义和团的评价，反帝爱国。
问题是，他们反的什么帝？他们知道啥是帝不？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洋人，就是帝；只要是洋货，就是帝；甚至，你信仰了洋教，跟洋人做生意，学了洋文，用了洋货，统统是帝。而帝在他们眼里，是这个样的：
“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药”；
“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
“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
“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
……
这些瘆人吧。于是他们采取了更瘆人的动作：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独念咒语说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附着人体把拳玩。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萧然。
洋鬼子，全平完，大清统一锦江山。
……
还是那句话，爱国是需要技术含量的，不是你说爱，就可以随便爱的；你想爱，就能爱好的。这个，就跟父母爱孩子一样，首先是爱的意识，其次是爱的能力与技术。这两者缺一不可，缺一样，都可能是祸害，而不是爱。
站在社会结构的角度，他们就是大清这种金字塔社会最底层最庞大的底座部分；
站在政治动员的角度，他们就是慈禧太后宫斗不顺、易储不得、恼羞成怒后启动的一枚棋子，一堆炮灰；
站在文明水位的角度，别说现代文明了，即使旧式文明，他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渣最烂的部分，居然信奉刀枪不入、神鬼附体。
……
总之，就这么一种文化生态学意义上的三无产品，三聚晴氨，却被太后搅动起来，想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没成想，所有的颜色，最后都还给大清了，老太后的脸，青红肿白，没脸混了，才启动了晚清新政，1905年，又转名为晚清宪政。可惜历史老人早已消失了最后的耐心，让革命跑前面去袅。革命为什么跑过改良，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义和团之乱，既让大清元气大伤，又让统治威权一落千丈。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动员最底层的力量，让他们参与社会变革。后来中国多次群众运动，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它会让秩序失控，人性之恶泛滥，文明水位迅速下降，社会千疮百孔，既不易修复，还遗毒深远。
所以，现在不是诋毁义和团与否的问题，而是，去掉原先的政治油彩，迅速把它还原，还原真实的问题。不是诋毁，而是它原本就不光彩。是革命话语系统把它神圣化了。现在需要做的，是诉诸历史真实。你看着象妖魔化，其实本来就是妖魔，刀枪不入，神鬼附体，女人阴部可以对付洋枪洋炮，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你认为还不够妖么？
端木赐香
义和团需要诋毁吗？简直是罪恶滔天！
禁止信基督教，禁止使用火柴洋钉，禁止铁路火车，等等这些错误我都可以理解，可以包容，我不能容忍的是禁止的方式：
从你身上搜出一根火柴，杀！
在你家里发现一颗洋钉，杀！
你是基督教徒？杀！
你同情基督教被杀？杀！
反对西方的一切不是罪行，最多只是错误而已，但是通过无情屠杀同胞的方式来反对西方文化，就是十足的罪恶！
而且，让人心痛的是在义和团造成的八国联军干涉期间，沙俄又乘机占据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使得中国人的空间再次被严重挤压，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实施一胎制！
综上所述，赞美这样的血腥邪教，简直就是二次犯罪！
黔人东子
太平天国、李自成，哪个不是被现在自封为“历史学家”的精英们诋毁的渣都不剩？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首先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其次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再次要看到事件中的积极意义。
历史本身就是矛盾存在的，有利就一定有弊，哪有完全的利或者完全的弊？分析历史尤其应该注意，否则所有历史事件都是弊端了。
义和团运动，性质是清政府企图借助民间力量对抗外来侵略的挣扎，属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大范畴，这一点必须得到肯定。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运动中出现各种愚昧、宗教邪说，现在看来是愚不可及，当时却正是快速推动运动发展的有效手段。即便在今天的美国，各种邪教依然盛行，更何况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
很多人把义和团骂的一无是处，让美国人推崇至今的国父华盛顿又如何？屠杀印第安人的事情，总统山四位所谓最伟大的总统，哪个做的少了？都是刽子手？都是屠夫？都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历史，是需要向前看，看到它对后世的积极影响，而不是历史本身。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农民阶级就中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加速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步伐，间接加速了腐朽清王朝的灭亡。
老夏说
我不赞同把批评义和团运动中过激行为的声音评价为“诋毁”，事实上这些批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也切中要害，义和团运动本身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极大地伤害，而且义和团运动中良莠不齐的义和团成员也确实有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
但是，这些批评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义和团运动究竟是怎么兴起的；第二，清朝官吏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义和团运动本身并不是一个原生运动，它其实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应激反应。
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传教士并不像传统口径宣传那样一无是处，相反，这些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是人品很好，很负有牺牲精神的人，他们也把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知识传播到了东方。
但是，这种反转之反转和之前宣传一样，只突出了传教士的一面，忽略了传统宣传口径中所渲染的他们传播基督教的一面。
事实上这些传教士未必如传统宣传里所说的是西方国家侵华急先锋，但是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坚定信仰基督教，并且以在古老东方传播基督教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离开“文明”的欧洲，终生待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了）
所以，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同时，更重要的是传播基督教。
而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山东这个孔圣人家乡作为“顽固东方最后堡垒），以在此传播基督教为无上之光荣。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实力差距的扩大，使得不少西方传教士选择一种非常激进的传播方式，比如德国占领胶州湾后，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公文，诉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远近士庶，闻此皆愤懑”，祈求总理衙门与德国交涉。
这无疑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时尚在北京的梁启超回忆称“公车大为愤激”，在京士子集合麦孟华等11人向都察院呈递上书，称事件是“欲灭我圣教”，“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皆在此举。”
要知道，明末清初之所以江南地区对清军激烈抵抗，并不是因为清朝取代了明朝（明末后阎应元最初是隐居，而非抵抗），而是因为多尔衮下达了剃发令，强迫江南民众改变自己生活习惯；江南民众对清朝自发抵抗与其说是效忠明朝，不如说是抗拒改变自己生活方式。
传教士在山东等地这种倚仗西方国家与清朝巨大的实力差距而采取的粗暴传教方式，无异于新时期的“剃发易服”，也就难怪山东上下对传教士严重反感。
另外一点就是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过程中为了更快传播基督教，频频采取非常规手段，比如德国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就指出“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
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也有类似的描述：“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
更为具体的好处则体现在徭役上，尽管教民完粮、完银与非教民一样，但是介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和清朝中央屡次下旨要求山东官场上下要“睦邻友好”，保护教民，所以在徭役上，教民需要承担的杂税、杂役比非教民要少得多。
既然传教士有西方坚船利炮做保护伞，信了基督教官府不敢拉夫当差，那么自然就会吸引一大批人加入基督教，这是一批什么人呢？以后来毛泽东调查显示，在各种革命运动中，往往是流氓无产者常常能冲锋陷阵。而且还提到运动和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基督教在山东等地传播，第一批信奉基督教的往往是农村里的流氓无产者和恶霸，甚至于土匪和白莲教徒。
而这些教民信教目的既然是为了“要好处”，新教后自然是要鱼肉乡里的。现存大量材料和当时人回忆录可以证实（工作完成于上世纪5、60年代）
“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面对教民这种欺压，非教民只能选择加入义和团或者组织民团以自保。
而且现在资料也可以证实，当没有清朝上层统治者煽动和鼓励情况下，本乡本土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劣迹（和地痞无赖教民相比），甚至为了彰显自身正义属性，义和团等组织对非教民还显得和颜悦色，公平买卖。
那么，是什么激化了这一切呢？清朝朝廷官员和统治者。
慈禧因为西方国家反对她废除光绪帝的计划，因此准备引入义和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里我注重说一下山东官场。
晚清醇亲王奕譞曾有一段名言：“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这段话的意思直白的说就是洋人怕惹恼清廷治下的百姓；百姓怕惹恼清廷的地方官；地方官怕惹恼军队头目；军队头目怕惹恼洋人。既然百姓怕官、洋人怕百姓，当然应该由朝廷去煽动百姓反洋人。
这当然不是醇王爷自己的奇思妙想，而是当时清朝官场的普遍共识。
对于清朝官员来说，他们本心当然不希望传教士来分享他们手中的权力，更本能厌恶传教士以“保护教民”为理由干涉他们奴役百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教案里我们都可以发现不少偏僻小县，地方官还公然对传教士索贿，悄悄杀害；但是清朝政府经过一系列打击，尤其是甲午战争、德国强占胶州湾等事件后，清朝被西方国家吓破了胆，而西方国家对传教士死亡必追究到底的态度也使得地方官为了自己乌纱帽和身家性命，不敢得罪传教士。
但是他们又本能痛恨这些来分润自己权力，鼓动治下“刁民”的传教士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和醇亲王一样，想出了扶持义和团、梅花拳这些类似地方团练组织来给教会和传教士找麻烦。
这些官吏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义和团前身）采取两手策略。一手鼓励，希望“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一手杀戮，在冲突激化时，把“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
所以这才是义和团运动能在河北、山东逐渐坐大的根本原因。
毓贤担任山东巡抚时，清朝朝廷给他发的电报中明确要求他既不能闹出外交纠纷，同时又必须暗中保持朝廷体面，不能在传教士面前过分示弱；这其实就是在暗示他大力发展“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而且事实上义和团运动确实在毓贤任内达到了一个高峰。
以往观点认为这只是毓贤不能表现，目前随着新史料曝光，以往观点是不正确的，毓贤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还是朝廷的要求。
因此，义和团运动真正幕后黑手是清朝朝廷里的统治者和官吏，民众只是被他们给利用了，是这些官员和权贵的炮灰。
克罗采和春天
义和团运动在我国曾经是历史地位非常高的一场革命运动，长期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八大革命高潮事件之一，但是近些年来，诋毁和批评义和团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也逐渐多了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出现两极化倾向呢？
实际上对义和团运动的负面评价在清末和民国一直是主流，慈禧太后自下令解散义和团后，就将义和团视为“拳乱”，八国联军更是认为义和团的团员为“拳匪”。民国时期基本上也是维持了这样一个论调。新中国成立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开始上升，成为一次重要的革命事件。
近些年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开始出现许多负面的情况。主要原因包括：
其一：义和团的多重面相通过史学研究被展现，而不再是以单纯的爱国形象出现。义和团运动中许多无辜的外国人被杀，按照现代国际法观点，这是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义和团团员通过暴力方式排外的做法实际上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不利的。比如历史学家袁伟时就曾经评价义和团运动为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同时，袁先生认为义和团的罪行是反人道的，也是极端愚蠢的。当下许多人对于义和团的评价与袁伟时的观点相类似。
其二：之所以很多人批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也是人云亦云的结果，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博取眼球和注意力，大肆批判一些已经有定论的革命历史事件，进而通过网络等途径影响力一大批人，最终导致许多人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实际上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小编觉得对于诸如义和团运动之类的复杂的历史事件，不应该单纯的从一个角度去分析，应该全面的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才能符合历史事实。
青年史学家
大众化自媒体事业的日益蓬勃，使很多人热衷于表达历史观点，对历史指手划脚者越来越多了，其实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并不具备专业批评的知识储备，只是简单地从历史中挑选出容易处理的事实先入为主，缺乏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包容，总是以自己的浅薄方式碎片化阅读复杂的历史现象，在有限的语境中说不出有多深刻的认识理由，大都靠简单粗暴的谩骂评述历史，因此很难避免“诋毁”之风盛行，这也算是当今自媒体平台上很时尚的一景了！
发生在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时不时地被人翻出来恶骂，当然存在被骂的理由，做为一场由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抱团取暖”式的社会运动，虽然被后世学者冠之以“义和团”运动，实质上并非是一个有组织、有政治的集团化力量，不过是在乱世之中由各个民间社团构成的、以自保为目的的力量组合。因此，天然地存在无政治核心、无自控能力的缺陷。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套路，所以在史料上留下来的每一项记载，都有可能不是义和团的整体而是局部，譬如大刀会的“金钟罩”，红灯会的“黄莲圣母”，会道门的“符咒法术”，伴之以其它武术门派的刀枪棍棒拳术以及斧头帮、青红帮、袍哥等江湖组织应有尽有的招数，各种理念混杂揉和在一起，其中有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者，有“扶清灭洋”维护国家利益者，也有趁机扩充势力圈占地盘者，甚至还有趁乱打砸抢烧者，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很难厘清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太平天国运动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但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止这些，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壮大，朝廷党争势力开始渗透介入，并引导其向有利于己方政治诉求的方向转化，进而使这一分散的力量在政治平衡关系中更趋分化，正团、假团之争，剿和抚并用，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区别对待，同时更恶化为内部的相互冲突厮杀，甚至演变为列强的帮凶，仅仅为复仇而复仇，完全失去政治大义，加上内部之间缺乏政治沟通，相互盲目攀比学习，有些社团可能真的是出于阻挡列强进攻在破坏铁路等设施，但到了其它社团手里就可能变成为破坏而破坏，这些综合因素的存在，让后人在阅读这一段历史时，无不痛心疾首，很难从正面立场对其进行评价。
所以，义和团运动本身是有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非建设性力量。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力量，让正在谋划实施瓜分中国的列强们清醒起来，一个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存危机面前，“破罐子破摔”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是何其强大，这种力量看似以最原始、最愚昧的方式在积聚，却在悄无声息中积攒出完全有可能失去控制的洪流，足以吞食任何生存威胁。
列强们自鸦片战争进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几乎全部来自那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对民间力量的认识多以落后、麻木来形容，对早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多抱着加以利用的心态，只是以“隔岸观火”来认识，之后还在不断进行着弱化政府力量的工作。
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让深度介入中国政治的列强们意识到，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民众的国家失去权威控制，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样的力量一旦觉醒，有核心政治力量参与领导，必然就是列强们的坟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清醒认识，八国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在与清政府签署赔款条约时，虽然还在坚持苛刻的要求，但态度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部分拿到赔款的国家还主动退还赔款，用来做教育基金，后来因“庚子赔款”留洋归来的很多人都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应该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首次以民间自发的形象给世界显示了威力，对民族觉醒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事实上加速了封建帝制的覆灭，促进了中国更早地步入社会变革，在国家疲弱、社会力量不足的局面之下，事实上也以实际行动发起了抵抗列强的挑战，多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其无畏的壮举应该得到尊重，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是一场爱国反帝运动，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大溢美之词，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宏观认识之上的。
从政治原理上讲，“多数人的暴政”在今天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民主政体模范”的美国，白人欺压黑人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中国的网络中抵制日货的口号至今仍在蔓延，前些年打砸日系车的暴行热度似乎也没怎么降低，其实我们今人没什么资格指责一百多年前的历史！
龙支子
对于义和团事件课本上的评价已经相当中肯了：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同时也带有盲目排外，封建迷信，暴戾残忍等阶级局限性。
然后现在总有这么些人，对后者成倍放大，却故意“忽视”前者，不知道用何居心。
现在对于义和团的阴暗面可没人遮遮掩掩，但是对积极的一面（廊坊之战，天津之战痛击八国联军，使得八国不敢瓜分中国），总有些人装着没看见，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
以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下层要不就是唯唯诺诺甘当奴隶，要不就奋起反抗，但是反抗的话也只能做到“义和团”这个程度，你不要幻想着当时的中国能孕育出我党一样的坚强革命政党，这不现实，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经过剥削，压榨，愚民……没有那份素质。
但是他们有精神，有意志！
不过有这些，总还有份希望。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和印度不同的地方，正是有这份精神和意志，我们中华民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重新崛起，并且现在正在重塑盛世。
现在有些人想诋毁这种精神，那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我想不言而喻了吧
国史拾遗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义和团的不堪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有人怒砸（ri）系车，当时的环球日报就有一篇社论《义和团式的激情行动，与爱国无关》。可以说从官方的角度开始否定义和团。所以我们没必要再去讨论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的好坏，那都是堪比ISIS的存在，实在是拿不出手啊。具体证据其他达人已经有了清晰的回答，这里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倒觉得应该讨论一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以忘怀的痛，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二是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局面，割地赔款实在太难看。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满清再恶心也是我华夏一族之一，在西方列强侵略我中华之际，我们到底应该反帝还是应该反封？
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反帝反封是统一的任务，但很可惜，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两个独立的任务，不可能同时进行，辛亥革命反了封，但反不了帝，反帝的任务一直新中国的建立才逐步完成，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封可反。而在满清统治的时代，帝与封同在的时代，应该怎么做呢？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正好真对应的就是反清（太平天国都谈不上反封）和反帝。
因为太平天国反清，所以很多人追捧太平天国。诛杀清妖，多好的口号，甚至有人说只要太平天国反清，他就支持，我就呵呵了，在当时的历史中，反清的多了去了，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一次，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一次，日本打败了满清最强大的远东舰队——北洋水师。这些行动都动摇了满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要不要赞扬？要不要去jing国神厕参拜一下那些战死的“反清义士”？这个时候又有人会说，满清和华夏本是一族，当然要对外，那太平天国除了反清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义和团就正好相反，他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正好迎合很多国人对外国人的怨恨，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问题，义和团实在不干人事，战斗力差不说，祸害国人比祸害外国人积极多了，最终导致了辛丑条约。有人说，我们批判义和团式站在上帝视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这一点我毫不否认，但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站在上帝视角，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宣扬这种错误的爱国方式呢？
其实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将历史脸谱化，因为满清统治者不是汉人，因为满清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而太平天国反清，所以太平天国就是正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压榨我中华财富，逼迫满清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而义和团反帝，所以义和团就是正义的。至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到底给我中华大地造了多少孽？这不重要，哪怕错了，起始目的也是好的。jing国神厕放火，（jia shi de）拍卖会故意抬高流失文物价格却拒不付账，砸（ri）系车，这些都是当初错误观念的延续。这种历史观不改变我们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到底学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并不明白。学习历史是要我们了解历史中发生的事件，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亏，占便宜的事不妨再重演一下，吃亏的事有了一次就不要有第二次了。这才是“以史为鉴”的真正目的。
正视历史吧，只有正视历史我们才知道我们曾经犯过什么错误，我们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国家的复兴要的是科技，需要的是学习先进的外来文化，洋为中用。最不需要的就是爱国贼。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根本都是经济因素，但所有事件的选择方向都是历史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