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为什么诞生在山东,洋人的所作所为对于义和团的暴虐有没有责任?

日慕乡关


首先,我想细化一下这个问题。准确的说,义和团出现在山东西部,即鲁西地区。

鲁西北平原人口稠密,是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平均粮食产量低,涝灾严重、盐碱地范围大,也是黄河改道的重灾区。属于兵家南来北往的通道,经历了蒙古入侵的洗劫、靖难之役的蹂躏、满人南下的波及,并且是太平天国北伐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捻军扫荡的范围。

鲁西南相比而言虽然贫穷但是整体比鲁西北富裕,可以承受一定的地主阶层,鲁西北则主要是自耕农;

鲁西南当时种植了大量鸦片,盗匪活动不断,这也导致了鲁西南各村庄内部连接紧密且倾向自我保护,主要是外向型流动,而鲁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大且外来户易被接纳。

鲁西地区的相同点是士绅力量都十分微弱,正统儒士的稀少使该地区缺乏教化,更容易接受异端思想,而士绅力量薄弱也不利于地方秩序的维护。(没有任何地域黑的意思,只是陈述晚清的状况)

很多秘密宗教习俗与地区民间文化一致,秘密宗教本身与村庄结合也很紧密,而社会环境的恶化也使村社的保卫者即习武之人地位愈发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神仙附体,刀枪不入”的无稽之谈竟被人深信不疑。

以上诸多因素都只是孕育义和团的土壤,如果没有列强的暴行,也是不可能催化出义和团运动的。

义和团大部分人的社会成分是:多数为贫苦农民和雇农并混进了无业游民,领导阶层成分也十分复杂但没有士绅阶层。

列强的经济入侵导致鲁西这一棉花产区遭受到巨大冲击,许多自耕农沦为赤贫。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一严重威胁引起了山东地区强烈的危机感。最关键的是,教会喜欢干预中国司法,包庇教民,这就造成了教民与民众的冲突。

教民会利用教会为自己谋求利益,横行乡里;普通民众则渴望加入一个组织保护自己、武装自己。一旦各有所恃,则冲突更加激烈。

面对日益严重的教民冲突,毓贤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又使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

(详见我之前回答的如何评价毓贤),中国历史最为大规模的排外运动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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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路交通便利,之前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美日俄亦在此博弈,洋教随机涌入,大到县城,小至村屯,洋教在山东遍地开花。这就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为什么诞生在山东的原因。洋人的所作所为极大刺激了当地彪悍的群众,实施残虐的手段释放内心的愤怒。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们中的一些人仗着自己有不被问责的特殊权利,在当地与民争利,作威作福,他们的牧师在山东的权利相当于大清的知县,老百姓头上“两个爷”,怎不愤怒?就拿1897年的曹州教案来说,一次教徒与当地群众产生冲突,教堂为袒护教徒,拿出“治外法权”镇压当地群众,群众不服,冲进教堂打死了人,矛盾就更加激化,。洋人借此向朝廷施压,强行索要租借地,缉拿闹事者,群众怎不愤怒?曹州是什么地?梁山伯好汉就集聚于此,老百姓械斗在当时就司空见惯,洋人的傲慢横行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群众愤怒。


文戈笔记


山东地处沿海,洋人强租地区多;山东民风豪放,百姓嫉恶如仇;若无洋人欺凌至极,平民一般不敢揭竿而起;洋人是罪魁祸首,朝廷是草菅人命,义和团行事或有过分,盛怒之下,悲愤欲狂,罪首难辞其咎!


风尘旧客


山东省乐陵市黄街镇义和屯村。百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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