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但不可行非法之舉。
1月28日，公安部召開應對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專題會議強調：對未經批准擅自設卡攔截、斷路阻斷交通等違法行為，要立即報告黨委、政府，依法穩妥處置，維護正常交通秩序。
會上強調的這一點很有針對性。這些天，部分地方尤其是一些村鎮為了防控疫情，可謂“嚴防死守”，村子的大喇叭裡連續播放著“不走親戚不串門”的要求，“帶病回鄉不孝兒郎”等條幅也走紅網絡。此外，不少村子採取了“封村”措施，在村口安排專人值守；更有甚者，一些村挖斷村口道路，強行進行物理防禦。
疫情就是命令。我國農村目前的醫療水平與城市相去甚遠，抵抗疫情的能力偏弱，在這種背景下，有些矯枉過正，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點應得到社會理解。
但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防疫工作仍要堅守法律的準繩。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事，但不可行非法之舉。切斷道路並非切斷疫情的必要途徑，卻有可能自亂陣腳，因小而失大。法律之所以為法律，就是即便在極端情況下也能夠保障秩序的穩定和民眾的最大利益，自我封閉、以鄰為壑看似架勢十足，其實是對他人正常權利的折損，也可能削弱整體的抗風險能力。
面對疫情，不少人認為，為了村民安全，我們有權“封村”。但這是目的與手段的較量。目的和手段應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即限制權利的手段應當與所追求的目的相均衡。
國家衛健委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方案（試行）》中明確區分了“社區未發現病例”“社區出現病例或暴發疫情”“社區傳播疫情”這三種等級的社區疫情，只有進入到第三種疫情時才涉及封鎖社區和村落的問題。在當前，對返鄉、流動人員（尤其是武漢返鄉人員）開展居家隔離，對病人和疑似病例進行診斷治療，許多村落完全能夠防控疫情，而不必用影響更為嚴重的“封村”、斷路措施。
誠然，村民自治是我國基層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村民自治的前提是“依法自治”。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已經對封鎖疫區、關閉場所作出了明確規定，擅自封村，是不符合法律規範的。
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時期，一些地方就曾經發生過封路、挖斷路的問題，當時中央也明確表態堅決制止這種反應過激、涉嫌違法的行為。
封鎖，作為一種應急行為，如同一劑猛藥，既不能頻繁使用，也不能長期使用。“封村”與斷路，並非必要之舉，卻會嚴重影響民眾的正常生活、合理出行以及重點醫藥物資的運輸。基層防控疫情必須依法進行，不可簡單粗暴，直接“封村”、斷路了事。
□陳偉（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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