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想要透徹觀察古代的歷史，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資治通鑑》是始終繞不開的。《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時期，記載的歷史上啟戰國開端，終於北宋初年。司馬光作為《資治通鑑》的作者，為何將“三家分晉”作為該書的開篇？假若參照《史記》，將黃帝這位華夏文明始祖作為全書的開篇，豈不是更好？
《資治通鑑》作為一本編年體史書，司馬光在編寫時依照時間順序，將歷史事件羅列其中。這便需要一個準確的時間點，這一時間點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這一年周朝國人暴動，周厲王逃出鎬京。從這一年開始我國曆史記載的所有事件，都以編年的形式有了明確的記載，每個君主在位的時間長短，他們在位時每一年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都能完整地接續起來。
因此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的時候，不會選擇共和元年前作為開篇。黃帝的事蹟雖然廣為流傳，但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是不完整的，特別是有相當年份的歷史事件記載是空白，因而只適合作為紀傳體的形式編寫成史料。
那為何司馬光不將共和元年作為開端呢？想來“共和行政”也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便要涉及到“共和行政”的政治含義了，周厲王貪婪殘暴，重用奸臣霸佔山川之利，寵信衛國的巫師監視國人，任意迫害國人，最終導致國人同時發動暴動，周厲王出逃，最終死在了外地。國人聯合起來推翻君主的暴政，這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在君主與國人共治天下的西周時期，“共和行政”有著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對“共和行政”大書特書顯然不合時宜。司馬光作為“儒家三聖”之一，在編寫史書的時候自然不會寫趕跑君主這樣大逆不道的言論，反而選擇“三家分晉”這樣慘痛的例子教育天子，提醒天子時刻堤防亂臣賊子。對臣子脅迫天子求取分封的事例大加鞭撻，號召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天子和大臣們要時刻注意權力過重的大臣，以防威脅天子地位。
另一個原因就是春秋時期的這段歷史不僅有人寫過，寫出的書還非常好，這本書就是儒家十三部經典之一的《春秋左氏傳》。此書以孔子刪定的《春秋》為大綱，上至周平王東遷，下至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在對內容進行擴充的同時，繼承了孔子編寫史書的指導思想，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貶沒有直接寫出來，往往蘊含在敘述中，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此書還帶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
司馬光作為典型的儒家思想培養下的聖人，完美繼承了儒家思想，對等級秩序和宗法倫理看得非常重要。在宋仁宗時期多次上書解決繼嗣問題，宋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考慮，將奏摺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促辦理，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但其實司馬光在政壇過得磕磕絆絆，上書大量的奏摺沒得到重視，擔任的官職也是無足輕重的閒官。
四十多歲的司馬光鬱郁不得志之下，決定仿效聖賢修書，續寫《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一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橫空出世。司馬光將“三家分晉”作為全書的開篇，闡述自己忠君的儒家立場，對禮、分、名三者進行深刻的剖析，倡導恪守君臣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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