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所寫並非真實歷史?

唐代乃至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和杜甫,在宋代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中有多少筆墨呢?答案或許出乎意料,李白隻字未提,杜甫只被引用一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一現象其實和《資治通鑑》的寫作目的有直接關聯。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以“砸缸救人”故事為人所知,他七歲讀《春秋》,立志接續其作,編纂之後1400餘年的歷史。公元1066年,宋英宗決定將司馬光編寫的史書,作為官方文化工程進行,迄至1084年編纂完成,共耗時19年。

通常,人們用“信史”的態度閱讀《資治通鑑》;然而,姜鵬在《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中寫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套被講述的歷史,並不是歷史的全部,更不是歷史本身。在傳統史學領域中,無論多麼經典的文本,都帶有這個特徵。越是經典、偉大的史學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種思想的產物。”他的觀點提醒我們:司馬光的用意,絕不只是追求真實的歷史,更是用歷史傳達自己的政治思想。

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20世紀後現代史學,提出非常值得反思的觀點,即歷史本身是一個文本,它是被人所書寫的,我們應該在內容之外,關注其寫作的軌跡、目的與意義。其實,姜鵬在解讀《資治通鑑》時,便清醒地利用這一原則解讀出司馬光的書寫用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歷史既追求真實性,也是對真實性的消解。對於《資治通鑑》,它沒有一個字講宋代,卻每一個字都在針對宋代思考。解讀司馬光的敘事,一定要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解讀者的聲音,而不只是解讀者評說的對象。

司馬光本人相信禮樂教化的作用,強調道德意義,反對過度擴張,提倡君主愛民之德政。這些觀念滲透在他剪裁、編纂和書寫的《資治通鑑》中。例如唐代將軍李靖、李勣,劉餗的野史軼聞著作《小說》,記載他們不為李世民效力;而陳嶽的私修史《統紀》記載其充當幫手。在此情況下,司馬光選擇前一種,認為其有益於風化。

再如春秋趙簡子的故事,《史記》記載趙簡子聽術士之言選擇毋恤,司馬光沒有采用這一版本,而是採用《韓詩外傳》的說法,這兩部書雖然基本史實相似,但“韓詩”版本更強調“德行”,突出有德比有才更重要的原則。

又如記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內容涉及禮樂制度、刑政德教、農業生產、天人災異,體現對天道的敬畏,對災異的焦慮,注重天人關係。但司馬光大量刪去天人關係的論述,突出禮樂制度。一方面因宋代天人鬼神之說,已經不再主流;另一方面,司馬光強調禮樂教化是治道的重要基石。

這裡有必要說明:什麼是“禮”或者說禮的制度。儒家思想的“禮”不僅是彬彬有禮的外在禮節,在司馬光這樣的治世能臣那裡,“禮”更多是價值取向延伸出的系統制度,“禮”最重要的功能是穩定秩序,最重要的特點符合天理人情,所以當我們不討論個別細節,總體來看,遵“禮”就是尊重一種廣為認可的合理秩序,這也是司馬光強調“禮”的緣由。

舉例而言,春秋時,吳國季札非常賢能,卻是幼子,不符合嫡長子繼承製,吳王雖想傳位於他,但他卻拒絕王位,後來,其兄弟諸樊、餘昧,二人的兒子爭奪權力,造成國家混亂。唐代獨孤及評價此事,認為“義”最重要,可以以賢廢年,君命高於禮。司馬光則認為,遵“禮”最重要,國家存續不是唯一的最高標準,比如推翻夏桀、商紂,在孟子那裡不是“弒君”而是“誅惡”。君臣關係也只是禮的一部分內容,“禮”的作用,是促進並規範和諧有序的君臣關係。

遵循禮樂制度,重視人倫道德,其實正是德政的核心。有觀點認為:道德主義的施政方式屬於古代,不夠先進,不能指導當下。筆者以為,注重道德沒有錯,錯在我們對“道德”的理解,那種惺惺作態的道德表演,不是道德,一顆對黎民蒼生的愛護關切之心,才是儒家崇尚的施政道德

胡適曾評價孔子為源頭的儒家思想,重視動機,動機是道德的源頭,一切行為由動機而起。但是,強調動機不等於不問結果,俗語有“好心辦壞事”的說法,好心是善的動機,而辦壞事是結果,無論心多麼好、多麼善,可壞的結果卻要我們完完全全地承擔。

事情做得不夠出色,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善的動機為藉口,對事情敷衍塞責或恐擔責任。切莫忘記,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正統觀念,固然強調道德、禮樂、德政之類的觀念,但其結果一定是國家繁榮、人民安康,任何固守信條,而不向這一最終結果而努力的施政者,本質上都沒有做到司馬光所陳述的要求。

不得不說,缺乏對歷史背景和司馬光政治思想的瞭解,我們難以完全讀出那些用心良苦的寫作。不過,我們首先要明確,《資治通鑑》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它是善史,更在於司馬光“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用意。

歷史不僅僅傳達真實,它更在傳遞思想觀念和價值尺度。這既是20世紀現代歷史學的反思,也是中國史學自“春秋”開啟的“善善惡惡”“一字喻褒貶”的傳統。在此意義上,《資治通鑑》依然有太多地方,值得後人探索。

夜读 |《资治通鉴》所写并非真实历史?

《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姜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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