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啟示錄》 張國剛 著 中華書局
司馬光《資治通鑑》手稿殘卷（局部） 國家圖書館藏
【書榜訪談】
銀杏葉落得滿地金黃，清華園已入深秋。從西門到二校門，從大禮堂到老圖書館，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拍照。拍景，也拍人，把關於秋天的記憶凝固在照片裡。
“‘現在’轉瞬即逝，成為‘過去’，‘未來’還沒來。只有歷史，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從文北樓的信箱裡捧出了一大摞信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國剛回到辦公室，談學，論史，聊他的新書《資治通鑑啟示錄》，不經意間提起，此時距離司馬光出生，已有千年。
光明書榜：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讀《資治通鑑》的？這部《資治通鑑啟示錄》與2016年出版的《〈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有什麼不同？
張國剛：《資治通鑑》這部書，我年輕時就唸過。我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研究的都是隋唐史，那時讀《通鑑》，主要是看隋唐五代的部分。但《通鑑》寫史，從戰國一直寫到五代，書只讀一半，總覺得不合適。十幾年前，我在學校裡開了“《資治通鑑》導讀”課，這是一門面向全校學生的文化素質課，挺受歡迎。在備課的過程中，我讀完了《資治通鑑》，有的內容還是反覆讀。六年前，這門課在清華大學的慕課平臺“學堂在線”上線，線上聽課的學生近十萬人，選擇認證學習的也有幾萬人。《〈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是根據這門課的講稿整理的，2016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入選了當年的年度“中國好書”。
《資治通鑑啟示錄》來自我在《月讀》雜誌連載的《〈資治通鑑〉講座》。這個欄目每月一篇，從2014年到2019年，我連續寫了6年。這些年，我不僅給清華的本科生講《通鑑》，也給進修生講，還在全國和海外的不少地方講。在這個過程中，我對《通鑑》愈發熟悉，寫起文章來就心裡有底。
兩本書相比，《〈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更通俗一些，因為最初是課堂講稿，《資治通鑑啟示錄》的基礎是文章，雖然也通俗，但相對嚴謹一些。兩本書的內容有重疊，也有差異。除了這兩本書，我還寫了一本《〈資治通鑑〉與治世得失》，可以看作是《〈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的姊妹篇，書稿也交給了中華書局，明年可以出版。
光明書榜：您這兩本書雖然以《資治通鑑》為核心，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紹《資治通鑑》，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文獻中的史料，這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張國剛：《資治通鑑》編寫於宋代，距離隋唐五代比較近，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進了一些其他史書中沒有的文獻，史料價值比較高，但它並沒有囊括所有材料。
隋唐之前，《通鑑》沒太多獨家材料，但是對史料有所取捨。比如，《通鑑》記載，趙簡子在選擇接班人時，給長子伯魯、幼子無恤每人一支寫著訓誡之辭的竹簡。三年後，伯魯把竹簡丟了，也忘了上面的話；無恤不僅熟記那些話，還從袖子裡拿出了竹簡。而《史記》記載，趙簡子讓幾個兒子上山尋找“寶符”，其他人都沒找到，只有無恤說“已得符矣”，因為他在山上發現“代可取也”（可以奪取代國）。這體現了無恤的政治才能，但《通鑑》沒記。再比如，在講商鞅變法時，我將其與古希臘的城邦改革進行比較，還涉及了外國的史料。我沒把自己限制在《通鑑》這一部書中，而是希望廣收不同材料，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講清楚。
我們說《通鑑》重要，並不是說它處處重要。比如“臣光曰”的部分，也就是司馬光的評論，就不像它的史料價值那麼高。司馬光距離我們已經一千年了，同樣一件事，站在當時的立場上去看，他的評論可能是對的，今天可能就顯得有些迂腐。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只關心《通鑑》記載的歷史事實就可以了，不需要對“臣光曰”投入太多精力。
光明書榜：《資治通鑑》主要呈現的是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得失，古往今來有很多政治家愛讀這部書。對於普通讀者來說，《資治通鑑》的價值在哪裡？
張國剛：普通人的知識來源，除了親身實踐，主要來自閱讀。面對世間萬物，如果只根據我們有限的實踐、眼耳所及作出判斷，就太隨機了、太狹小了。系統地讀一些歷史書，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
司馬光不是一個很優秀的政治家，但他記載歷史是認真的。他編寫《資治通鑑》的動力主要有兩點，一個是給君王提供借鑑，另一個是編纂一部客觀可信、能傳之萬世的通史。“資治”與“實錄”今天看起來是矛盾的，但在古代史學家那裡其實是統一的。
《資治通鑑》固然是寫給帝王讀的書，但帝王首先也是人，《資治通鑑》也有很多關於人生的經驗：智伯雖然有很多優點，但是“不仁”，最終智家被滅；吳起到哪都能建功立業，但在哪都待不住，這裡面就有一個如何在彰顯個人價值的同時兼顧各方利益的問題。人生中處處都有類似的問題需要面對。
元代學者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資治通鑑》不只是寫給政治家讀的，它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
光明書榜：現在有不少業餘愛好者參與歷史寫作，寫得很熱鬧，但他們的學術基礎讓人不太放心。一些歷史學者的通俗歷史寫作，有的為了通俗而不夠深入，有的留有學術寫作的痕跡，顯得“不可愛”。有評論說，您的《〈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標誌著歷史寫作與歷史閱讀的轉向。其實，您是近些年才開始系統閱讀、寫作《資治通鑑》的，為什麼要“跨界”？
張國剛：前面說過，我的碩士、博士階段研究的都是隋唐史。1989年，我獲得洪堡獎學金到德國留學，發現在德國評教授需要有兩本書，一本是博士論文，一本是教授論文，兩本書要涉及不同的領域。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面廣是很自然的事。現在，除了隋唐史，我還做海外漢學、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的研究。
年輕學者抓住一點做深入的研究，這是很好的。但如果資深年長一點，有了一定學術積累之後，可以跨界做點感興趣的事。你已經有了比較寬的視野、比較長的經歷，甚至可以指導研究生了，就應該充分發揮自己在宏觀思考方面的長處。
《資治通鑑》當然是一部比較宏觀的書。我寫《資治通鑑啟示錄》，認為普通人讀史，可以主要抓三件事：認人、記事、悟道。認人，就是認識那些重要的歷史人物；記事，就是要把歷史事件的脈絡搞清楚；悟道，就是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也就是“啟示”。現在編輯把書名定為“啟示錄”，只拎出了“悟道”這一方面，略嫌窄了一點。
光明書榜：與紀傳體的《史記》相比，編年體的《資治通鑑》閱讀難度是比較大的，不容易入手。對於如何閱讀《資治通鑑》，您有什麼建議？
張國剛：這可以分為幾種情況。如果你對《資治通鑑》本身不感興趣，只是想了解《資治通鑑》記載的那些歷史知識，可以先讀讀《通鑑紀事本末》《綱鑑易知錄》之類的書，把記載史實更翔實的《資治通鑑》放在後面讀；要想了解《資治通鑑》的智慧、思想，還可以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也可以讀我的書；如果是對《資治通鑑》這部書好奇，就必須讀原著。
讀《資治通鑑》原著，我建議不要一下子從頭讀到尾，而是要先挑有興趣的事讀。比如，你對安史之亂感興趣，就把別的線索先放一放，只讀與安史之亂有關的內容。這樣連貫地讀下去，就形成了一部自己的《通鑑紀事本末》了。南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在條目的設置上略嫌老套，他認為可以立目的，今天未必重要。
社會大眾讀《資治通鑑》這樣的書，不要有什麼功利目的，就應該一本書、一杯茶，慢慢讀。只有這樣，才能讀出它背後的東西來。
標點本《資治通鑑》修訂工程啟動
在司馬光誕辰一千年之際，標點本《資治通鑑》修訂工程日前在中華書局啟動。修訂工作由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團隊承擔。1956年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是新中國最早組織開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此次修訂，力圖將其從“標點本”升級為“點校本”：原標點本重點是標點、斷句，本次修訂將選擇善本作為底本，進行符合現代整理規範的全面校勘。
（本報記者杜羽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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