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想要透彻观察古代的历史，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资治通鉴》是始终绕不开的。《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时期，记载的历史上启战国开端，终于北宋初年。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为何将“三家分晋”作为该书的开篇？假若参照《史记》，将黄帝这位华夏文明始祖作为全书的开篇，岂不是更好？
《资治通鉴》作为一本编年体史书，司马光在编写时依照时间顺序，将历史事件罗列其中。这便需要一个准确的时间点，这一时间点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这一年周朝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出镐京。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历史记载的所有事件，都以编年的形式有了明确的记载，每个君主在位的时间长短，他们在位时每一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能完整地接续起来。
因此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不会选择共和元年前作为开篇。黄帝的事迹虽然广为流传，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是不完整的，特别是有相当年份的历史事件记载是空白，因而只适合作为纪传体的形式编写成史料。
那为何司马光不将共和元年作为开端呢？想来“共和行政”也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便要涉及到“共和行政”的政治含义了，周厉王贪婪残暴，重用奸臣霸占山川之利，宠信卫国的巫师监视国人，任意迫害国人，最终导致国人同时发动暴动，周厉王出逃，最终死在了外地。国人联合起来推翻君主的暴政，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在君主与国人共治天下的西周时期，“共和行政”有着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对“共和行政”大书特书显然不合时宜。司马光作为“儒家三圣”之一，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自然不会写赶跑君主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反而选择“三家分晋”这样惨痛的例子教育天子，提醒天子时刻堤防乱臣贼子。对臣子胁迫天子求取分封的事例大加鞭挞，号召臣子要有臣子的本分，天子和大臣们要时刻注意权力过重的大臣，以防威胁天子地位。
另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时期的这段历史不仅有人写过，写出的书还非常好，这本书就是儒家十三部经典之一的《春秋左氏传》。此书以孔子删定的《春秋》为大纲，上至周平王东迁，下至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在对内容进行扩充的同时，继承了孔子编写史书的指导思想，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褒贬没有直接写出来，往往蕴含在叙述中，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此书还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司马光作为典型的儒家思想培养下的圣人，完美继承了儒家思想，对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看得非常重要。在宋仁宗时期多次上书解决继嗣问题，宋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考虑，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促办理，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但其实司马光在政坛过得磕磕绊绊，上书大量的奏折没得到重视，担任的官职也是无足轻重的闲官。
四十多岁的司马光郁郁不得志之下，决定仿效圣贤修书，续写《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一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全书的开篇，阐述自己忠君的儒家立场，对礼、分、名三者进行深刻的剖析，倡导恪守君臣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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