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柏拉圖的生平
我年輕的時候也和其他人一樣心裡懷著一個志向：一旦我長大成人，我就會立即投身政界。但是，後來的生活經歷卻改變了我的這個決定。我們那時的社會狀況被許多人所厭惡，所以就發生了一次顛覆活動。有五十一個人領導了這次革命……但是其中的三十人在整個政府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們中間有幾個是我的親戚和熟人，這些人馬上就開始設法拉我入夥……當時我少不更事，所經歷的事情也就不足為怪了。那時我想，他們將要把國家從不公道的生活狀況中拯救出來並能使之走上正義之途，所以我就急切地注意著他們的一舉一動。於是我就看到，這些人不久之後就又重蹈覆轍了。別的不說，他們竟然交給我一個任務，讓我和我的一個年老的朋友蘇格拉底——我會毫不猶豫地說，他是那個時代最正直的人——連同其他人一起強行把一個市民處死，目的是……想讓他（蘇格拉底）與他們同流合汙。但是，他並沒有服從他們的意願，而是寧願擔風險也不去參與他們的那種罪惡勾當。當我看到這些事情以及其他一些諸如此類的但也並非雞毛蒜皮的事情以後，我就感到厭惡之極，於是我就決定從這種罪惡的統治之中退隱而出。不久之後，那三十個政客以及他們的政權就被推翻了。於是，我對政治的興趣又慢慢地復萌了……可是又發生了一件事情，幾個有權勢的人把我們的朋友蘇格拉底送上了法庭，他們拿最惡毒的（當然也是莫須有的）罪名指控他：他們把他推上法庭的理由是，他褻瀆神明。他們判處了他死刑……當我看到這一切，看到那些當權者所施行的統治，看到當時的法律狀況和社會風氣，尤其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也越來越看透了這喧囂塵世，因而也就更清楚地認識到，搞政治是多麼不容易，因為若沒有朋友和可以信賴的同黨就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國家的立法腐敗和社會風氣敗壞也日益嚴重……雖然我始終都沒有停止過思考這些問題，希望能找到解決之道，使國家的狀況有所改善，並且總是期待著能夠有施展抱負的機會，但是最終我認識到，國家的現狀整個說來是糟糕透頂，因為它的法律現狀幾乎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除非能夠有一個神奇的新機構來挽救它。於是我經過再三思考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必須崇尚真正的哲學，因為只有真正的哲學才能為社會和個人生活帶來正義之見；必須使哲學家成為政治家，或者使政治家奇蹟般地成為哲學家，要不然，人類的不幸就不可能終止。”
以上是柏拉圖的一段自述，引自他的一封信札（研究者認為這封信札是真實的），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有關他的生活的大概印象，並且也可以瞭解到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一些動機。柏拉圖出生於公元前427年，他是雅典貴族的後裔。二十歲的時候，柏拉圖遇上了蘇格拉底併成為他的弟子，柏拉圖放棄了他在文學方面的志向，從而專心研究哲學。他做蘇格拉底的弟子長達八年，蘇格拉底被判刑並被處死，這件事對柏拉圖的心靈震動很大（我們在上一節中曾經引述過他自己對當時場面的描寫），於是他就背井離鄉，先是到了麥加拉城，後來他又去周遊各地，據說他還到了埃及並認識了那裡的宗教和豐富的知識以及他們的僧侶制度。或許他也到過東方，並且還認識了印度的智慧——他的某些著作印證了這一點。但是不管怎麼說，他曾經在希臘的殖民地下意大利和西西里逗留了很長時間，在那裡，他與畢達哥拉斯學派有過密切的接觸，這對他後來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一段時間，他曾經在敘拉古的專制君主狄奧尼修斯的宮廷做客，他試圖說服狄奧尼修斯接受他的政治觀念，但是未能如願。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自己故鄉的一個花園裡創立了一所學校，據說這所被稱為“柏拉圖學園”的學校在柏拉圖死後仍然存在達一百年之久。在這裡，柏拉圖為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授課，他不要任何報酬。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曾經兩次離開雅典前往敘拉古，但都是無功而返，除此之外他一直待在他的學園裡授課，他活到八十歲的高齡，臨死之前還在忙於工作。
2．柏拉圖的著作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只是通過對話和講演的形式對他周圍的人產生影響，因而他自己並沒有給後人留下片言隻字，但是柏拉圖卻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出自柏拉圖本人之手，其中也包括幾封書信，同樣可以確定的是，對柏拉圖來說，口頭傳授也比書面表達更為重要。他對於從事寫作的人沒有說過表示尊敬的話，這種態度在許多如柏拉圖這樣的傑出著作家身上也並不少見。他直截了當地說，他從來都不相信能夠用書面文字來表達他的思想內涵，文字的東西可能會遭受猜忌或不被理解。對此，他說：“我沒有著作，而且以後也不會有，因為這不像別的事情，如果學會了就可以說出來，而它是突然之間產生的，就像被一個跳躍著的火花點燃了，這是心靈的閃光，從此以後它就會自我保存。”但對於我們後人來說，他的著作還是我們瞭解他的哲學思想的唯一源泉，而且這些幾乎是違揹他自己的意願而寫出的著作也仍然是那麼超群出眾。這些著作的寫作時間前後持續達五十年之久，在個別問題的處理上，柏拉圖的觀點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在大部分問題上他的觀點經常發生明顯的改變。
柏拉圖的著作幾乎都是以對話的形式寫成的，他在蘇格拉底死後不久寫下的著作基本上都是這種形式，而且這種形式在他後期的幾乎所有著作中也佔據重要的地位。在其中我們也很難區分得出，哪些話是蘇格拉底本人曾經說的，哪些話是柏拉圖假借蘇格拉底之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以柏拉圖的名義流傳下來的對話有34篇，其中一部分被認為是偽作。我們把柏拉圖的最重要的對話列述如下：
1．《申辯篇》（Apologie）——記述蘇格拉底在針對自己的法庭上的所作的辯護演說。
2．《克力同篇》（Kriton）——關於對法律的尊重。
3．《普羅塔哥拉篇》（Protagoras）——討論詭辯術，論德性及其一致性和可教性。
以上三篇被列為柏拉圖的早期著作。
4．《高爾吉亞篇》（Gorgias）——其中討論的中心問題還是德性，以及德行的可教性問題。智者派的自私的道德被證明是不充分的，修辭術也不能完全作為教育手段。道德的善是絕對的東西並可以用形而上學加以證明。政治、音樂以及詩藝都從屬於道德的善。最後他還對靈魂在彼岸世界裡的命運做了展望。
5．《美諾篇》（Menon）——論認識的本質是“回憶”，論數學的意義。
6．《克拉底洛篇》（Kratylos）——論語言。
以上三篇對話被列為柏拉圖過渡時期的著作。顯然，它們是柏拉圖從意大利歸來後寫成的，因為它們明顯地受到了畢達哥拉斯思想的影響。這時柏拉圖還沒有達到他思想的頂峰。
7．《會飲篇》（Symposion）——追求美和善的動力就是厄洛斯（愛慾）。這裡也有對蘇格拉底的讚美，認為蘇格拉底是完美的化身。
8．《斐多篇》（Phaidon）——論不朽。論靈魂的永恆和超驗性。柏拉圖理念論的形成。
9．《國家篇》（Politeia）——論國家。這是柏拉圖內容最豐富的著作。柏拉圖成年以後花費了許多年才寫成這本著作。從個人到社會，它幾乎涵蓋了柏拉圖哲學的所有領域。
10．《斐德羅篇》（Phaidros）——這篇對話對於理解柏拉圖的理念論和他的“靈魂劃分”的思想尤為重要。
11．《泰阿泰德篇》（Theaitetos）——關於知識的本質所做的認識論解釋。
上述的第7至第11篇對話被認為是柏拉圖成熟時期的著作。
12．《蒂邁歐篇》（Timaios）——柏拉圖的自然哲學。內容涉及一切自然現象的形成，從宇宙天體到地球生物。
13．《克里蒂亞篇》（Kritias）——這一篇沒有完成。其中記載了傳說中比柏拉圖生活的時代還早約一萬年的島國阿特蘭蒂斯的衰落，至今人們對此仍然有許多猜測並一直在尋找它的遺蹟。
14．《政治家篇》（Politikos）——包含老年柏拉圖的政治觀點並與下一篇相銜接。
15．《法律篇》（Leges）——這是柏拉圖晚期的最後一部偉大著作，它在柏拉圖活著的時候並沒有完成，而是由柏拉圖的一個學生在他死後整理出版的。這一篇對話仍然討論政治問題，它表明，柏拉圖思想的真正目的自始至終就在於要建立一個合乎道德的國家並對其國民進行相應的教育。“法律”是柏拉圖晚期哲學討論的主要問題。
自從柏拉圖之後，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後來的其他歐洲人都常常用對話的形式表達哲學思想。柏拉圖式的對話當然也不是不假思索、任意而為的，由詭辯學派所倡導並在蘇格拉底那裡日臻完善的對話藝術不可能不對柏拉圖產生影響。與系統地表述思想相比，對話形式具有它自己的優點，它更加形象和生動。在對話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各執己見，他們既可以表示贊同，也可以表示反對，並且也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考察同一個問題。此外，對話形式還有一個優點，就是作者本人在對話結束時不必總是調解不同意見之間的分歧，並且他也不需要表明自己的最終立場。這既可以表示作者的猶豫不決和模稜兩可的態度，也可以表示作者清楚地知道並且深信，人的思想永遠都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統一，意見分歧和思想對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柏拉圖就屬於後一種情況。柏拉圖對話的特點就是語言極其優美，參與對話的人物性格突出且觀點鮮明，它們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不朽之作。
3．方法論的註解
我們可以採用系統的形式闡述柏拉圖的哲學，可以一個接一個地分別討論柏拉圖的各個哲學議題並陳述與其相關的思想。可是，人們對這種方法可能會提出異議，因為柏拉圖自己從來就沒有創立一個前後一貫的“體系”，而且從柏拉圖現有的著作中我們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推斷出一種體系來；與早期的傑出希臘思想家不同，柏拉圖寫作時使用的是自己的哲學概念語言，或者說，他自己新造了一些概念。而且他的著作中的術語也並不前後一致，幾乎每一部著作在思想上都有所創新。一種“體系化的”陳述必然會藉助於虛構，因而也就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把柏拉圖的思想硬塞進一個既不屬於他也與他的思想不相符的框子裡。這個框子是敘述者按照自己的觀點選取的，許多哲學家就這樣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圖解釋過去的一切，用以作為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的前期準備，在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過去的哲學文獻好像已經成了他們本人著作的一種註腳。由於這個原因，對柏拉圖的研究需要一種追本溯源的敘述方式，這就是說，在敘述他的思想時，我們要追尋他思想發展的脈絡，這就要求相當的細緻入微。柏拉圖的思想在發展過程中有時會出現前後銜接不上的情況，這就需要我們把他中斷了的思緒重新連接起來，而不能跳過去忽略不計。
每一種哲學史的敘述基本上都會遇到這樣的方法上的困難，我們之所以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我們接下來將要討論柏拉圖著作中內容豐富和錯綜複雜的哲學思想。每個思想家都是“帶有矛盾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思想家的著作能夠始終保持前後一致。對於我們這篇導論來說，我們也不可能前後一致地遵循這兩種方法中的一種，我們將遵循以下原則，也就是按照從形而上學（理念論）到倫理學再到政治學的順序來討論柏拉圖的思想體系。
此外，細心的讀者也可能會在對話中發現一些容易引起爭議的結論和推論。在這種情況下，柏拉圖是不是想（如蘇格拉底那樣）為其爭論的對手設置一個陷阱——或者他的論證中存在的缺陷是不是在無意中產生的，關於這些問題人們寫過大量的研究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哲學史家認為柏拉圖寫作對話只是為了“消遣”，這些對話是指導人們從事哲學研究的入門性的著作，而柏拉圖思想的核心部分都是由他口頭傳授的。柏拉圖自己曾經發表的一些意見倒是能夠佐證這種論點。
4．歷史的出發點
柏拉圖的思想首先是在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的激發下產生的，在其他思想家那裡情況也是如此。同樣，面對他那個時代的思想，柏拉圖的態度是矛盾的，在這一點上，柏拉圖與其他思想家也是一樣的。他接受了一些時代的思想並對其加以發展，而對於另一些思想他是持反對態度的並努力克服之。就此而言，柏拉圖思想的出發點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柏拉圖極力反對和克服的就是詭辯術。在他的對話中，他總是讓智者們再三出場，他先讓他們坦率地闡明自己的立場，然後他再對其加以反駁。在他看來，普羅塔哥拉的那句話——人是萬物的尺度，不存在普遍的標準——是一個基本錯誤。他說，這樣一種學說必然會摧毀知識以及道德的基礎。智者們的修辭術是一種說服他人的藝術，但是把它作為一種哲學的方法則不適合。
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認為的那樣，每一個事物都需要一個對立面，因此，每個哲學家也需要一個思想對手。柏拉圖努力想使自己脫離智者派的影響，但是，他卻沒有認識到，他自己也是站在智者派思想家們的肩上的。即使在最偉大的哲學家那裡，我們也不可以期待他能夠以完全公正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對手。除了柏拉圖從智者派那裡繼承下來並加以發展的辯證法之外，柏拉圖與智者派主要有兩點共同之處。首先，柏拉圖也對流行的知識產生懷疑，他表示，人的感官知覺不可能感知事物的本來面目，而只能感知始終在變化著的事物的現象。如果我們通過將大量的感官知覺合併到一起並從而形成一種普遍的觀念，這樣其接近真實的可能性會大一些，但是，它仍然更多的是以一種說服（通過感官）為基礎的，而並非以他們的清晰的意識為基礎。其次，和智者派思想家們一樣，柏拉圖也懷疑流行的道德觀念，而且他也對故步自封的元老制以及政治家們的所謂豐功偉績持懷疑態度。如同流行的觀念所缺乏的，它們也都缺乏一種能夠賦予一個行為某種價值的能力，即能夠清楚地意識到為什麼這個事情是好的和正確的。
至此為止，柏拉圖與智者派還是意見一致的。但是，當涉及到理智和道德問題時，他們之間就產生了明顯的意見分歧。智者派思想家們說，對於思想和行為來說並不存在普遍的有約束力的標準。在柏拉圖看來，哲學的任務恰恰就在於此，也就是說，它要表明這樣的標準是存在的，而且它還要告訴人們該如何獲得這種標準量器。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種準備（是入門性的基礎知識）。在這裡，柏拉圖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而且這也是他的哲學出發點的積極的一面。但是，柏拉圖遠遠地超過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曾說“我自知自己一無所知”，對此柏拉圖的意見是，在永恆的理念之中存在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標準，我們能夠通過思想和預感來把握這種標準。
柏拉圖的思想不僅與智者派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它還與早期的思想家如德謨克利特的思想產生分歧。與德謨克利特不同，柏拉圖認為，世界是一種宇宙理性的標誌和產物，這樣，他的世界觀就與早期希臘詩人和哲學家帶有悲觀色彩的世界觀形成了對照。在柏拉圖那裡，那個灰暗的宇宙背景被迫隱退了，因此，他的哲學就成了一種“光明的形而上學”。
5．理念論
從事哲學思考的原動力和方法
只有那些具備哲學思考的原動力的人才能夠獲得對理念的認識，柏拉圖稱這種原動力為“厄洛斯”（愛慾）。這個詞原來在希臘語中代表情愛（或性慾）——愛神也被稱為厄洛斯，柏拉圖為這個詞賦予了一種更高的超凡脫俗的意義。厄洛斯就是追求，是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是塵世的人對永生的渴望，同時也是意欲喚醒他人心中的這種衝動的期盼。一個美麗的身體所能帶來的愉悅是Eros的最低層次，一切與美相關的活動都接近於這種衝動，尤其是被視為哲學的前奏的音樂，此外還有數學，因為數學教導人們撇開感性的東西而專注於純粹的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柏拉圖式的愛”這個概念，指的是男女之間的純粹精神的愛或純粹的“友誼”，在這裡，肉體的慾望已經被消除了，但這是對柏拉圖的一種誤解。柏拉圖只是說過這樣的話：“那些愛肉體更甚於愛靈魂的庸俗的情侶是不好的。”柏拉圖根本就沒有提到過要消除肉體的慾望。此外，柏拉圖說這句話時指的也根本不是男女之間的愛，而是指的同性之間的愛，同性愛在當時也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柏拉圖提及此事也並不感覺難堪。
美的直觀是一種準備，但是認識理念的真正工具則是抽象思維，柏拉圖稱之為辯證思維。為了達到目的，正確的方法就是必須使厄洛斯成為原動力。修辭法可以作為說服別人的工具，而辯證法則是一種藝術，它可以幫助人們在共同的探索中，在對話中，不斷地接近普遍有效的真理。一方面，辯證的思想會從特殊上升到一般，從相對上升到絕對，另一方面，辯證的思想還會通過所有中間環節從一般下降為特殊和個別。
理念與現象
你想象一下，有人在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居所裡，它的入口是朝上開著的，亮光可以從上面照進來。這些人從孩童時就被捆縛在這裡面，他們只能待在原地，連頭都不能轉動。但是他們有光，這光是從他們上面和他們後面的遠處燃燒著的火那裡發出來的。在火光和這些被囚禁的人之間有一條從上面延伸下來的路，沿著這條路有一堵牆。有些人手裡拿著各種器皿舉過牆頭並沿牆走過，很自然，有人在走過時會說話，而另一些人則沉默無語。
他說，你在述說一個奇特的景象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我說，不，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你想想看，除了火光映照在他們對面牆上的影子之外，他們還能看到自己的和自己同伴的什麼呢？那麼，那些被人舉著過去的東西呢？情況不也是那樣嗎？如果他們能夠相互交談，你不認為，他們會確信，他們看見並談論著的那個東西就是真正被人拿過去的那個東西吧？又比如，如果一個過路人說話，聲音在他們的地牢的巖壁上發出迴音，你不認為，他們會確信，那是對面巖壁上的影子發出的聲音嗎？——那麼，請你設想一下，如果其中的一個人被解除了桎梏，並且他不得不突然站起來，轉動脖子環視四周，開始走動，向有光亮的地方張望，這一切會讓他感到痛苦的，他會由於目眩而看不見原先他只見到過其影子的實物。假如有人確切地告訴他，他過去所看見的一切純粹都是虛幻的東西，而現在他接近了事物本身，他就站在具有高度實在性的事物面前，因而見到的東西也更真實了，你認為他聽了這番話會說什麼呢？如果有人甚至逼迫他去看那亮光本身，難道那光就不會刺痛他的眼睛嗎？他會不會想逃跑，逃回他以前習慣見到的東西那裡去，並且堅信，他過去看見的影子比剛才人們指給他看的實物更加真實呢？
以上就是柏拉圖在《國家篇》裡討論人的生活和人的認識時所做的著名的“洞穴比喻”，引文略有刪節。我們的日常存在就類似於那個地牢，我們周圍的環境就類似於那些巖壁上影子。我們的靈魂上升到理念的世界就類似於那個囚徒突然站立起來環顧四周。那麼，理念又是什麼呢？“我們設想一種理念，在其中我們用同一個名字稱呼一系列個別事物。”理念（希臘語eidos或idea，原來意指事物的形象）就是存在物的形狀、類型和普遍性。但是理念不是一般的純粹概念——這種概念是通過撇開事物的特殊性並從中歸納出其共同特徵而獲得的，它具有絕對的現實性，甚至可以說，它是唯一真實的（形而上的）現實。個別事物會消亡，但是，理念會作為事物的永恆的原始形象而永駐。
究竟應不應該為一般的理念賦予比個別事物更高的現實性，或者與之相反，僅僅認為個別事物是真實的，而認為一般的理念只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這是一個基本的哲學問題。在敘述中世紀哲學時，我們還將討論這個問題。對柏拉圖來說，理念無論如何就是真正的現實。晚年的柏拉圖喜歡將理念與畢達哥拉斯的數的概念聯繫到一起。
與蘇格拉底不同，柏拉圖將可見的自然也納入他的思想體系之中。由於唯一真實的理念能被純粹的思想所認識，所以，對柏拉圖來說，研究物質存在只具有次等的意義。以研究物質存在為目的的自然科學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確定性，而只能達到或然性。在這樣一種觀念的指導下，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也寫了一篇關於自然科學的文章。
對我們來說，與理念論緊密相關的首要問題就是：影像世界（即可見的自然）究竟是如何實現其存在的呢？顯而易見，由於美的直觀也可以通達理念，所以自然物就是理念的映像與顯現。那麼，存在於一個更高的、“彼岸的”精神世界中的理念又是如何顯現為感覺世界裡的具體物質呢？雖然這種顯現並不完全並有所減弱。在理念之外必定還存在另一種東西，或者說還存在一種反映理念的物質。柏拉圖在《蒂邁歐篇》裡稱這另一種東西為（虛）空——他肯定是依循了德謨克利特的觀點，或許稱之為直觀的形式會更確切一些，不僅應該包括同時存在的，而且也應該包括先後存在的。柏拉圖將這第二個原則稱為普通意義上的“物質”（後來的亞里士多德也是如此），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關於柏拉圖的自然理論我們在這裡就不深入探究了，但是，這裡明顯存在一個的漏洞：因為，即使存在這兩個原則，我們仍然不清楚，是什麼力量促使本來沉睡著的理念現身為物質。因為柏拉圖哲學不能彌補這兩種原則之間的漏洞，因此可以說，他的哲學是二元論的。
為了彌補這個漏洞，另外還需要起中介作用的第三個原則，它介於兩者之間，或者說高於兩者之上。晚年的柏拉圖越來越傾向於接受一種神的或世界精神的觀念，但是，他並沒有用具體的形式，而是用神話的形式闡釋他的這種思想——因為柏拉圖本來就特別喜歡用神話的形式闡發嚴密的思想。
6．人類學與倫理學
在柏拉圖看來，人的靈魂可劃分為思想、意志（情感）和慾望三部分。思想存於人的頭部，情感存於人的胸部，慾望存於人的下身。但是，思想或曰理性是其中唯一不朽的部分，它在進入人的身體時就與其他部分結合在一起了。
不朽的靈魂既無始也無終，其本質與世界靈魂很相似。我們所有的知識都是對過去事物的回憶，是對靈魂的體現。“既然心靈是不死的，並且已經投生了好多次，既然它已經看到了陽間和陰間的一切東西，因此它獲得了所有一切事物的知識。因此，人的靈魂能夠把它以前所得到的關於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識回憶起來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既然一切東西都是血脈相通的，而靈魂也已經學會了一切，因此就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夠通過對於一件事情的記憶——這個記憶我們稱為學習——來發現一切其他的事物，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並且能夠不知疲倦地探求。因為一切探求、一切學習都只不過是回憶罷了。”
這些句子容易讓人產生猜測，人們會想，柏拉圖可能對古代印度哲學有所瞭解。
在理念的王國中，至善的觀念佔據最高的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理念的理念。至善的最高目的就是將自己置於一切之上，這也是世界的最終目的。“我想，你可能會說，太陽不僅賦予可見的東西一種能力，就是讓它被看見，而且還賦予可見的東西以生成、成長和獲得營養的能力，雖然太陽本身不是生成……同樣，你會說，能夠被認識的東西不僅從善那裡獲得其可認識性，而且還從善那裡獲得它的實在與本質，因為善本身並不是實在，而是在地位和力量方面高於實在的東西。”
柏拉圖的倫理學從至善的觀念中得出結論，不死的靈魂是人身上的那種能夠使人參與到理念世界中去的東西。人的目的就是通過使自己上升到超感覺的世界從而達到至善。肉體和感性是阻礙人們達到至善的桎梏，用柏拉圖的話說就是“soma，sema”（肉體是靈魂的墳墓）。
德行是靈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靈魂接近於這個目標。因為可見的東西是不可見的東西的影像，所以，尤其是在藝術中，我們可以藉助於可見的東西去把握理念。
就像在蘇格拉底那裡一樣，只有當德行建立在可被認識的基礎之上，德行才能真正成其為德行。因此，德行也是可教的。柏拉圖發展了蘇格拉底的德行理論，他將一般的德行概念分解為四種主要德行，它們是智慧、勇敢、審慎和正義感。其中前面的三個與靈魂的組成部分相符合：智慧是理智的德性，勇敢是意志的德性。第三個德行，雖然（在德語中）被稱為審慎，但是並沒有完全表達出柏拉圖的原意，希臘語中的Sophrosyne意思是平衡（或內心的平靜），也就是說，在享樂與禁慾以及嚴厲與順從之間能夠保持中庸，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時候也應表現出高貴的尊嚴，既不要愚蠢地表現出過分親密，也不要態度冷淡拒人於千里之外。最後，正義感包括其他所有的德行，它存在於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及其德行的恰當的關係中。
7．國家
我們前面引述的柏拉圖信札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柏拉圖是一個未能如願以償的政治家，政治問題以及國家的正確體制問題都是他終生為之殫精竭慮的問題。Polis，這個柏拉圖的國家思想中的中心概念就是我們今天的Politik（政治）這個詞的雛形。正確的行為、德性、合乎道德、正義感等，這些柏拉圖首先用於個人身上的概念現在又“被放大了尺寸”用在國家的身上。只有在國家中，這些概念才能被真正理解，也只有在國家中，這些概念才能完全實現其意義。可以想象的合乎道德的生活的最高形式就是那種在一個完善的國家裡的合乎道德的社會生活。
柏拉圖的國家學說中既有消極的批判性成分，也有積極的建設性成分。前者與柏拉圖豐富的人生經歷不無關係，在其中，他考察了現存的國家體制。在後者中，柏拉圖描繪出一幅理想國的畫卷。關於兩者我們都截取其代表性的特徵做簡要陳述。
對現存國家體制的批判
就像有許多種類型的人一樣，也有許多種類型的國家體制，因為國家是由不同個性的人組成的，這些人當然會對國家的形式產生影響，所以國家體制是由人的個性特徵所決定的。柏拉圖考察了不同的國家形式以及國家中的人的類型。
寡頭政治是這樣一種制度，“它建立在對財產的過分尊重之上，有錢人擁有政治權力，窮人則被排斥在執掌政權之外”。寡頭政治有三大缺點：第一個缺點，“如果人們根據財產的多少來任用船長，那麼，即使一個窮人更懂得航海技術，他也不會受到重用！這樣，他們的航行就會遭遇危險……涉及任何一種領導事務不都是同樣的道理嗎？……在國家事務中也是這樣嗎？……在國家事務中就更是如此了，因為政治事務是最困難最重要的事務”；第二個缺點，“這樣的國家必定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富人的，另一個是窮人的，儘管他們在同一個國家裡生活，但是他們雙方卻總是相互威脅著對方”；第三個缺點，“每個人都有機會揮霍掉他的全部財產……然後他仍然留在這個國家裡……作為一個窮光蛋……你在一個國家裡遇見乞丐的地方，那裡也會藏著小偷、扒手、強盜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職業慣犯”。
必定會出現一種類型的人，他們能夠適應在這樣的國家體制中生存。因為“凡是受到尊重的東西，大家就都會去效仿，不受尊重的東西，大家就棄之如敝屣”。人們不去追求智慧和正義，而是去追名逐利，聚斂錢財。這樣就會產生一些貪得無厭、遊手好閒的人，這種人與恬淡寡欲、合乎道德的人格理想相去甚遠。
在這種以寡頭政治為主的國家裡，階級之間的鬥爭就可能導致民主制的產生。“我想，如果窮人獲得勝利，他們把那些與自己敵對的人或處死或流放到異國他鄉，其餘的國家公民都有權參政議政並擔當政務……民主制就是這樣產生的。”民主的口號就是自由。“首先，人們是自由的，整個城邦都在享受著行動自由和無限制的言論自由，這裡的每個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且，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即使你精於權術，你也不必被迫去執掌政權；如果你不喜歡服從命令，你也可以不服從；當別人去參戰時，你可以不上戰場；如果你不喜歡和平，當別人要和平時你也可以不要……就目前來說，難道這不是天賜的絕佳樂事嗎？……諸如此類的……就是民主制的特徵，它因而是一種令人心滿意足的制度，這是一種斑駁陸離的無政府狀態，不管平等與否，所有人都享有同樣平等的權利”。
那些對這種制度感到心滿意足的人會變成什麼樣呢？難道無節制的縱慾和普遍的人心渙散不會因此而充斥整個社會嗎？如果人人平等自由，又該如何教育年輕人呢？“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在學生面前會戰戰兢兢，會去討好學生，而學生卻不把老師放在眼裡……況且，年輕人會誇誇其談，他們與前輩們平起平坐，分庭抗禮；而那些前輩們卻盡力表現出平易近人和談笑風生的樣子，目的是不讓年輕人覺得他們會因此而不高興，或者認為他們是盛氣凌人、難以親近的長者”，“年輕人稱羞恥感是一種愚蠢之舉，他們把羞恥感拋諸腦後；他們把審慎的品德說成是沒有男子漢氣概……生活節制和勤儉持家的美德在他們眼裡就是土裡土氣和寒酸”。
民主制後面接著就是僭主政治。“因為僭主政治是對民主制的一種反動，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寡頭政治所推崇的至善就是擁有巨大的財富，它也因此而得以實現。正是由於對財富貪得無厭，並且為了聚斂財富而忽視了所有其他事物，寡頭政治從而就走向衰落……而民主制之所以走向衰落，不也是因為它對自由的貪得無厭嗎？”“事實上，物極必反，一年四季是這樣，植物是這樣，身體的營養是這樣，更何況國家呢……如事實所顯示的那樣，對於每個公民和國家來說，當自由達到極端的程度時，其結果就只能是極端的奴役”，“人民通常都是推舉一個人作為他們的領袖，他們愛戴他並使他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其代價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於一人之手，而且過分膨脹的權力慾也會使得這個君主忘乎所以，他渴望權力就如同嗜血成性的猛獸。“難道不是這樣嗎？一個被恭順的民眾所擁護的人民領袖，面對臣民的流血犧牲他不僅表現得無動於衷，而且他還不公正地陷害他們，把他們推上法庭，草菅人命……他們或被放逐，或被宣判死刑；他取消他們遺留下的債務並將他們的田產重新分割，然後，必然的結果就是，要麼他被自己的敵人殺死，要麼他就成為一個如豺狼一般兇狠的暴君。”
兩千多年以前，希特勒統治的歷史就已經被柏拉圖寫就了！
理想國
每個人身上都存在著慾望、意志和理性，只有當三者處於一種合理的關係中，公道才能得以實現。同樣，一個國家也面臨著三個與生俱來的任務：保障人民的基本營養，保護國家不受外敵侵犯，理性的領導。與此相適應，也存在三個自然的社會階層：勞動者、戰士（柏拉圖稱之為“守護者”）以及統治者，在這裡也一樣，只有當三者的關係和諧一致，國家也才能實現公道。就如同在個人那裡一樣，國家也必須由理性來統治，這種理性是由統治者來體現的。怎樣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柏拉圖的回答是：通過選擇。
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它必須為每個兒童提供同樣的受教育機會，不管他是什麼出身。體育和音樂是兒童期最基本的教育內容。體育運動可以鍛鍊人的體魄，能夠賦予人以勇氣和堅強的意志。音樂可以塑造人的靈魂，能夠使人性情溫和寬厚。兩者相結合就會塑造出和諧均衡的個性來。隨後就是要學習算術、數學以及初級的辯證法，也就是要學習正確的思維，此外，他還要經受疲勞與匱乏之苦，間或接受一些誘惑的考驗，目的是鍛鍊和鞏固他的堅強品格。到了二十歲時，他們要經過最高當局的嚴格選拔，留下來的人還要繼續接受十年的教育，然後再進行一次篩選。然後，被選中的人再接受為期五年的哲學方面的智力教育。經歷過所有這些考驗的人到了三十五歲時還缺少一種東西，它對於他們將來執掌政權至關重要：這就是在實際生活中和生存鬥爭中的經驗。在這方面他們還要接受十五年的鍛鍊，與過去所經歷的思維訓練不同，這時他們要經受冷酷的現實的考驗。然後，他們到了五十歲，這時他們經過生活的洗禮而變得沉著冷靜和意志堅定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他們經過精心全面的培養而成為非常成熟的人，所以他們這時就可以進入領導階層去擔當要職了，而且這也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用再經過選拔，因為他們已經被確定為是最優秀的了。他們將成為柏拉圖夢寐以求的“哲學王”或君王式哲學家，集權力與智慧於一身，這是多麼美妙的理想啊!
可想而知，基於他的出身以及他與蘇格拉底的關係，柏拉圖自然會傾向於一種貴族國家的理想。他的國家理想是一種字面意義上的貴族統治：一種最優秀者的統治。但是這也是一種完全民主的統治制度，因為不存在世襲的優先權，大家都有均等的機會上升到最高地位。如果民主的特徵就是大家機會均等，所有人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那麼這種民主並不會順理成章地得以實現。
設若這樣一個國家能夠衝破種種艱難險阻終於得以成功建立，那麼這個國家在其內部也會面臨眾多的危機。通過上述方式選拔出來的統治者肯定都是一些強者而非弱者，他們身上也會存在一般人性中都存在的本能慾望，其慾望的強度至少也不會低於其他人的平均水平。他們在國家之內擁有無限的權力，雖然已經接受過各種考驗和教育，但是他們也無法抵制各種人生的誘惑，因此，在他們眼裡，自己的利益比大眾的利益更為重要。其慾望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金錢和財產，女人和家庭——因為“食與色”乃人之本性。
必須從兩方面抵制這種誘惑。針對武士和（未來的）統治者——因為統治者也是從武士中招募來的，所以他們都被柏拉圖稱為“護衛者”——柏拉圖提出如下準則：“首先，倘使能夠避免，他們就不應該佔據私有財產；他們的房屋也不能帶有門鎖或門閂，這樣，當有人想進入他的房子時就不會覺得受到阻攔。他們只能得到作為一個武士所必需的物品，國民為他們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剛好夠他們一年四季的所需，而不會為下一年剩下結餘。他們就像兵營裡的士兵一樣一同進餐，一同居住。我們將會對他們說，他們會從上帝那裡得到足夠的金銀，因此他們就不再需要塵世的金子。他們不應該拿塵世的金子去玷汙上帝給他們的恩賜……他們不允許接觸金銀或與這種合金有什麼瓜葛，他們居住的房屋上也不應該有這種合金製作的東西，他們的衣服上也不能佩戴這種東西，而且他們也不能用這種東西製成的器皿喝酒。這不僅對他們自己有好處，而且對國家也有益……但是，假如他們在某個時候擁有了自己的房屋、土地和金錢，那麼他們就變成了房主和地主，而不再是國家的護衛者，就變成了粗暴的發號施令者，而不再是其他公民的同盟者；他們就會憎恨他人並虎視眈眈地窺視他人，同樣，他們自己也變成了被別人憎恨和窺視的對象，他們的生活也處於恐懼之中，比外敵當前時還要恐懼。他們自己的人生面臨災難之時，國家的覆亡也就為期不遠了。”
在護衛者那裡的共同性也擴展到婦女身上。護衛者將沒有自己的妻子，“婦女是男人所共有的，一個婦女不會固定地與一個男人發生性行為，他們的孩子也是共有的，因此，父親不會認識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會認識自己的父親”。一般來講，男人選擇女人應該遵循如下原則：“最優秀的男人應該與最優秀的女人儘可能多地性交，最劣等的男人與最劣等的女人應該儘可能少地性交。如果想保持種群的優秀，那麼最優秀者的下一代就應該撫養成人，而最劣等者的下一代則不予撫養”，“結婚人數的多少由統治者們自由決定，這要考慮到戰爭和疾病以及其他因素，應儘可能地使男性的數量保持不變”。
廣大的從業者允許擁有私人財產和建立個人的家庭，在這方面政府不應插手干涉。
我們注意到，在老年柏拉圖的思想中，其早期國家理論中的某些觀念的片面性已經有所減弱，他的整個觀念與現實生活已經非常貼近。他提出的國家體制實際上是各種不同體制的混合體。
8．評價與批判
柏拉圖在希臘思想史上的地位
柏拉圖的著作是希臘哲學的頂峰，其涉及的範圍如此之廣，我們在這裡幾乎難以盡數。過去的一切思想都在他這裡匯聚到了一起，他不僅吸收了蘇格拉底以及智者學派的某些思想成分，還承襲了較早時期的希臘自然哲學，起初他傾向於埃利亞學派的觀點，認為世界的本原是不變的，後來他又認為世界是變化多樣的，因而他又接近了赫拉克利特的觀點，即認為一切皆流，萬物皆變。
然而最為主要的是，柏拉圖首次將迄今為止的希臘理性哲學與神秘教派，和畢達哥拉斯派那裡就已經出現的對靈魂轉世、淨化以及解脫的信仰結合在了一起。像柏拉圖那樣認真嚴肅地對待永恆性問題的人並不多見。在他的倫理考察中，他始終堅持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假如人佔有了整個世界，而他的靈魂卻遭到損害，這對於人來說有何益處呢？因此，必然就會產生貶低感性生活的思想，如我們在印度奧義書中所看到的那樣。這種來自東方的人生觀被認為是“滴入希臘血液裡的陌生血滴”。在這方面，弗里德里希·尼采對柏拉圖展開了攻擊，他稱柏拉圖是“敗壞道德的、前基督教的騙人高手”，“這個雅典人在埃及人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為此我們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事實上，柏拉圖的著作一方面是對迄今為止的希臘哲學的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它的發展，或者說他打破了迄今為止的希臘傳統。因此，柏拉圖的思想必然就會與古希臘文化中的幾個基本因素髮生衝突：他不僅不承認那些雅典的大政治家是能夠使人民過上合乎道德的生活的真正的教育者，而且還指責古希臘歷史上的偉大藝術和文學成就，對他來說，這些感覺敏銳的藝術家和美的愛好者也是應該得到讚賞的，可是，當他在道德上必須做出二者擇一的選擇時，他也不得不忍痛割愛了。
柏拉圖與後世
柏拉圖哲學對後世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它在新柏拉圖主義那裡經歷了第一次復興，而新柏拉圖主義在古典後期的幾個世紀中是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柏拉圖哲學還成為上升時期的基督教神學以及中世紀哲學的堅強同盟者，在近代初期，它又真正經歷了一次復興。在當代，哲學的興趣重又轉向了柏拉圖哲學。柏拉圖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在心理學方面的深刻見解——他已經預先認識到了某些現代精神分析的思想——和他的包羅萬象的思想以及他那令人肅然起敬的人格。“柏拉圖永遠都是所有時代的唯心主義哲學的奠基者，是生活中的精神先鋒，是人類行為的道德標準的宣告者，因此也是人類的最偉大的教育者。”
柏拉圖逝世後不久，他就在人們的心目中樹立起了一個在和諧的精神力量中追求道德完善的開明智者的形象。亞里士多德這樣讚頌他：“對於這樣一個奇特的人，壞人連讚揚他的權利都沒有，他們的嘴裡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語言和行動證明，有德性的就是幸福的人，我們之中無人能與他媲美。”
關於柏拉圖，歌德這樣寫道：“柏拉圖面對世界表現得像個聖靈，他只是樂於在這個世界上暫時停留……他潛入世界的縱深之處，與其說要研究它，倒不如說是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向高處飛昇，懷著渴望，意欲重新分享他的本源。他所表述的一切都關涉一種永恆的、善的、真的和美的東西，他所追求的就是喚起人們心中的這種東西。”
當然，這多少是把柏拉圖理想化了，太過於把他看作是超出常人的威嚴崇高之人。可是，他的雕像向我們顯示的倒是“一幅思想深邃的面容，上面有他那跌宕起伏奮鬥不息的一生留下的痕跡”。
關於理念論
“理念”這個概念作為一個關鍵詞始終貫穿著兩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從柏拉圖所賦予它的鮮明意義上看，我們或許可以用“原型”或“真正的實在”來翻譯它。柏拉圖本人曾經把希臘語中的idea（或eidos，即圖像）與其他許多術語交替使用，顯然，只是當西塞羅開始向羅馬讀者闡釋柏拉圖的時候，他才使idea這個概念獲得了它通常的意義。
今天具有批判頭腦的讀者可能對柏拉圖提出質疑：為我們所能感知到的一個（廣義上的）對象設定一個與之相應的對應物，一個理念範圍內的原型，這到底有何意義？這不是畫蛇添足嗎？
請注意！如果我們正在想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對象——比方說一棵樹，而是正在想著某種概念性的東西——比方說一個數學中的“對象”，那麼事情就會是另一副樣子！
1545年，意大利的醫生和數學家傑羅拉莫·卡丹諾﹝我們今天汽車上的使用的萬向軸（Kardanwelle）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次使用了虛數，亦即負數的平方根，它“本來”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原本純粹只是一個（為了解開立方方程式而想出來的）手段，而在此後的幾百年間，它卻為人類的許多新的可能性和認識創造了條件，直至本世紀發現的“曼德爾布羅特集合”（Mendelbrot-Menge），這是當初誰也預料不到的事情。
有人會問：從卡丹諾到歐拉，再到柯西、高斯以及黎曼，這些研究者們是“發明”了某種（原先並不存在的）新東西呢，還是“發現”了某種新東西呢？在後面一種情況下，那種被發現的東西必須事先就已經存在了，那麼是在哪裡呢？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它存在於一種精神的、理念的範圍之內，它只是等待著被某位數學家“發現”。
羅傑·彭羅斯，這位當代著名的數學家曾經說過，他執著地堅持第二種觀點，也就是說，信奉數學柏拉圖主義，他的原話是：“曼德爾布羅特集合不是人類思維的發明：它是一個發現。正如喜馬拉雅山那樣，曼德爾布羅特集合就在那裡！”柏拉圖（在他的學園的門上安放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非數學家不得入內”）肯定會對彭羅斯的這段話感到高興。
對國家學說的批判
柏拉圖的國家學說中的烏托邦思想是它遭到拋棄的主要原因。有人說，雖然他的國家學說中包含某些正確的成分，但是它卻根本不可能付諸實施。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就已經帶著明顯的嘲諷口吻說：“這一些以及其他東西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不斷地重新編造出來。”
其主要原因在於：柏拉圖低估了人對物質財富和女人的佔有慾望，儘管他認為，在性和私有財產領域內，一種共產主義的狀態是勉強可以接受的。再者，如果從母親手裡把孩子拿走，那麼母性本能以及其他婦女的自然屬性和尊嚴也將會隨之退化。家庭是歷史之根源，是國家和人類文明的基礎，倘若它遭到破壞，那麼將必然導致社會的衰敗。
柏拉圖的擁護者們對於這樣一些不容忽視的異議進行了反駁，他們認為，柏拉圖只是對精選出來的一小部分人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或許他自己也很清楚，大多數人永遠都不會放棄私有財產、金錢、奢華和個人的家庭生活；況且，在思想成熟時期，柏拉圖自己就放棄了他的大部分有些偏高的期望。
或許柏拉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他提出了一個很難實現的理想，但是，在他看來，這種理想仍然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一個城市的典範就這樣矗立在天上，誰若是想看就能看到它，並且能夠以它為榜樣。現實中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曾經存在過一個這樣的城市，那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於他總會擁護這樣的城市而非其他類型的城市。”
另一個重要的不同意見認為，柏拉圖沒有注意到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統治者掌握著一種沒有經濟基礎的政治權力。歷史證明，社會的政治權力總是會隨著經濟關係的改變而改變。
最後一種批評意見也是最為尖銳的，它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在我們的二十世紀裡表達了出來，它主要來自卡爾·波普。兩種極權主義的國家體系——共產主義和希特勒政權——給人類造成了最為悲痛的經歷，而卡爾·波普的猶太血統更使他深受其害。奧地利被納粹德國併吞之後，他被迫流亡。他的著作《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首先於1945年出了英文版，後於1957年出了德文版，其中的整個第一卷（題目是“柏拉圖的魔力”）都是用來抨擊柏拉圖的（第二卷主要討論黑格爾和馬克思）。抨擊的核心問題是：由於害怕民主權利和思想自由可能會受到濫用——這也是柏拉圖從自己的人生經歷中總結出的經驗，柏拉圖要求建立一種全能的國家，主要以斯巴達為榜樣，在這樣的國家裡，一個人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從一出生就被決定了，並且將終生不再改變，甚至統治者將有權決定，誰應該和誰在一起生兒育女。這個國家裡的一切都應該按照統治者的原則來安排。軍事紀律高於一切，宗教的“異端邪說”應該禁絕，藝術和音樂應該受到嚴格的審查。柏拉圖甚至走得更遠，他將他的民族的最美和最偉大的創造——如荷馬史詩——堅決地予以摒棄，因為它們不適於做他的理想國的教育材料。於是，對柏拉圖的偉大和意義並非視而不見的卡爾·波普就問道，難道柏拉圖不是極權主義國家體制的精神先祖嗎？這種體制在我們這個世紀裡不是製造出了一種新的野蠻行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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