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頗受好評的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裡，當時還是裕王的朱載垕身材瘦弱，遇事就是找他幾位老師：徐階、高拱、張居正們拿主意，全無半點帝位接班人的霸氣與決斷。
電視劇裡的裕王形象，似乎也符合朱載垕登基後的形象。在明朝十六帝裡，明穆宗朱載垕在位僅僅六年，他老子嘉靖皇帝和兒子萬曆皇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兩個皇帝，一個在位四十五年，還有個更是超長待機四十八年，朱載垕夾在老子和兒子之間短短的六年執政光陰，看上去有些尷尬。
但是，在位時間短不等於就功績小，後周世宗柴榮也僅在位六年，仁宗朱高熾在位更只有10個月，都被後世稱為明主。明穆宗朱載垕的這六年，成就也著實不低。
大明帝國到了嘉靖晚期，已經進入明顯的下降通道，財政狀況相當惡化，所以海瑞在著名的《治安疏》裡所說的“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雖然略顯誇張，卻也是實情。
朱載垕即位後的隆慶元年十二月，他派戶部尚書馬森盤點國庫的太倉銀，得到的結果是：太倉存銀130萬兩，而每年的開支是553萬兩，存銀僅夠開支三個月。朱載垕大吃一驚，感慨說：“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
如果朱載垕是個軟蛋窩囊廢，明朝將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許撐不到崇禎就得翻車。
偏偏，一段中興及時而來，暫時止住了持續下跌的趨勢，並且看起來有止跌企穩的跡象，這就是始自隆慶的隆萬中興。
朱載垕在位期間，辦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於兒子朱翊鈞純軍事的萬曆三大徵，隆慶朝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歷史上數得著的大事件，歷來為史家好評。
隆慶開海
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為了防範倭寇的侵擾和隔離海上的方國珍餘部。
從洪武到永樂、宣德，明朝皇帝們一次次下旨重申海禁，甚至寫入了《大明律》。
但是，海禁政策是違背歷史潮流的，從宋到元，沿海的居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雖然能從官府角度禁海，卻禁止不了民間的走私貿易，反而助長了沿海盜匪與倭寇勾結，嘉靖年間倭亂大盛，就是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謂的“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等到嘉靖四十三年終於把倭亂平定，大明也被折騰掉了半條命。所以，嘉靖駕崩後，不少有識的大臣比如譚綸、涂澤民等就一再奏請開海，譚綸在奏摺中所說的“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正是民間情況的切實反映。
隆慶順應民意，批准開海“準販東、西二洋”，從朱元璋時代就實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載垕這裡終於被放開，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開海後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中國的市場可以和世界市場銜接了，各種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帶來的收益是流入中國的白銀不斷增加。從十六世紀七十年代的28.5萬兩，十年後就躍升到89萬兩，到了1600年，已經達到年均100萬兩的規模，為明朝貨幣白銀化提供了重要條件。
當然除了民間經濟的活躍，政府還能收稅，明朝能收取“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等幾種稅收。有正經生意可做，一樣能賺錢，誰還願意冒著殺頭的危險去當海盜呢，商人也願意交稅做正規生意，這是個良性的循環。
隆慶和議
隆慶和議同樣是大事件，它在軍事上的意義相當重大。從明初起，蒙古擾邊兩百多年，或大或小，不曾消停。
隆慶朝廷敏銳地抓住了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賭氣出走的機會，由方逢時、王崇古和高拱、張居正等閣臣策劃，穆宗拍板定議，最終達成了和俺答汗的和議，困擾明朝已久的西北邊患，得以初步平定。
不要以為和議來得很容易，對於明朝和蒙古來說，要化解這個樑子可不容易，高拱、張居正一度遭遇強烈的阻力，被反對的御史彈劾，過程一波三折，史料多有記載。
《明史稿·高拱傳》朝議多以為不可。拱獨立主之，春芳與居正亦如拱指，遂排眾議，請於上，而封貢以成。
《明通鑑》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
《嘉靖以來首輔傳·高拱》：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劃頗當，亡何而貢成。
高拱、張居正、王崇古當然可以提出各種方案，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於隆慶。高張雖然是內閣大佬，卻連言官也對付不了，最終否決反對意見，拍板定音的，只能是隆慶皇帝。
所以在這件事上，時人劉仲達等都說：“賴先皇明聖，垂鑑不疑，忠良結局。”
隆慶和議帶來的明朝西北向壓力的減輕，直接影響著王朝的延續。因為不久後，萬曆朝接連發生三大徵，隨後又是後金崛起，戰事不斷，如果在遼東、西北或是朝鮮同時拉響警報，明朝有可能顧此失彼，動搖根本。
改革吏治
相比開海和和議，改革吏治這件事更加重要，前兩者是由外而內，吏治的革新卻是自內而外，有化腐生肌的功效。
嘉靖朝的官場，司法腐敗、吏治廢弛，高拱曾經提出“八大頹習”來形容官場的頹廢。
《挽頹習以崇聖治疏》：欲有所為，則遊意於法之外，而得倚法以為奸...夫舞文無赦，所以一法守也；貪婪無赦，所以清汙俗也。
穆宗登基後，立即著手進行改革。主要內容是平反先朝因言獲罪的官員，有能力的官復原職或重新任用。撫卹先朝因為直言進諫而死的官員，這裡面就包括以力劾嚴嵩，慘遭處決而聞名的楊繼盛。
《明穆宗實錄》：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後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遵奉遺詔，存者召用，歿者恤錄。
另外，吏治整頓以打擊貪腐和規範官吏考核為主要內容，旨在扶元固本，也就是採納高拱主張的“崇忠厚、獎公直、核課程、公用舍、審功罪、核事實”等主張。
這些舉措，對明朝中後期影響深遠，直到萬曆前期，張居正還繼承了隆慶朝吏治改革的舉措，主張“為考成法以責實效”、“課吏職，信賞罰”。
整頓吏治帶來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為萬曆元年起的張居正改革鋪平了道路。吏治不改，官場生態惡化，貪腐成風，張居正主打經濟牌的改革就很難推行。
還好，這些朱載垕也為張居正提前鋪好了道路，得益於張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財政收入的增加，萬曆才有錢打仗，才不至於使大明過早陷入崇禎末年國庫空空的尷尬處境。
上面提到的這些是隆慶朝的政績，背後層次的原因，則來自於穆宗的領導藝術。
我們講到夾在嘉靖和萬曆之間的隆慶朝，卻很難把焦點聚集在身為皇帝的朱載垕身上，經常被高拱、張居正、譚綸、戚繼光等一班文臣武將搶了風頭。
因為這些名臣名將，實在是太牛了，在明朝歷史上都排的上號，隆慶皇帝反而因此被搶了風頭。
事實上，這正是隆慶的領導藝術精髓所在。
隆慶值得稱道的領導藝術主要有兩點。
善於用人，用人不疑。
對於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早在還是裕王時朱載垕就非常瞭解也非常信任。等他登基後，對他們放手使用，並給予堅定支持。高拱等人是臺上的主角，隆慶則是幕後的大佬，舞臺下的觀眾把目光聚集在主角身上，卻忽略了幕後的人物，這正是隆慶用人的成功之處——我有實力，但我更懂得低調。
某種角度上看，隆慶的用人學習了他老子嘉靖對嚴嵩的使用，卻更具實效性。嚴嵩也是在舞臺中央替嘉靖背鍋的人選，最後得了個悲慘的結局，隆慶所用的人卻都得以善終，並且在任上乾的有模有樣，成為後人稱道的名臣，相比嚴嵩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是升級版的嘉靖馭人之術。
拿隆慶朝啟用擔綱的文武官員同隨後的萬曆、天啟、崇禎幾朝來對比，就能得出明顯的差別。
決定後金生死的薩爾滸之戰，萬曆起用的是之前在朝鮮蔚山遭遇敗績，拋下部隊逃跑的楊鎬，從統帥上就先輸了努爾哈赤一陣。天啟年間的閹黨作亂，在隆慶朝不可能發生，崇禎朝的用人更是一塌糊塗，內閣首輔如走馬燈一般更換，袁崇煥、孫傳庭、盧象升等幾個能打一打的武將也都被朱由檢玩死，如果換了隆慶來領導...還頗為值得想象。
除了用人，還有個“想”和“做”的問題，也就是執行力。
作為皇帝，每做出一個決斷，要考慮的都是方方面面整體的利益，真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如果你是隆慶，面對朝臣一邊倒反對與俺答議和的呼聲，你是否需要考慮一下，兼顧一下反對派的情緒呢？吏治混亂，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隆慶，剛剛即位，是否要先等一等，理一下頭緒，而不是在即位之初就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呢？海禁有害無益，隆慶也知道，但這項政策是太祖定下來的祖制，祖制不可違，擅自更改，會不會被千夫所指呢？
每一項決定，考驗的都是隆慶的執行力，從結果來看，他都成功了。
同樣，如果嘉靖有隆慶的執行力，擱他那兒，早就該把海禁開了，在倭寇沒有形成氣候之前就開了海禁，把倭患消弭於無形。省得勞民傷財再打那麼些年仗，自己也不會給整的那麼窮。
如果崇禎有隆慶的執行力，他有數次機會可以扭轉局勢，就算到了最後，李自成兵臨城下前他都有機會南遷南京，東山再起。
結語
既有領導力，又有執行力的隆慶，才能一度開創中興的局面，所以隆慶朝連同之後萬曆朝前期被稱為“隆萬中興”，其實也就是隆慶中興。因為萬曆的前十年年齡有效，還在學習階段，缺乏親自執政的能力，政事多出於張居正和李太后之手，實際上也就是隆慶政策的延續。
隆慶在位短短六年，卻在嘉靖和萬曆之間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啟下作用，他止住了嘉靖晚期明朝下滑的頹勢，通過一系列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給大明打了一針強心劑，給兒子朱翊鈞留下了一個還算過得去的攤子，短短六年，有這樣的成就，這個領導當得顯然是合格的。
隆慶雖然低調，沒實力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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