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眾所周知，自明朝初期開始，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未能從外交上解決倭寇問題，而倭寇肆虐的局勢又日益嚴峻。故而，為了實現對倭寇的有效打擊，明太祖開始推行海禁政策。但是到了隆慶年間，明穆宗卻是一反常態的選擇了開海，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究其原因，原來是隨著時間的變遷，海禁政策弊大於利的不良局勢開始凸顯，反而對明朝更為不利，因此，為了改善這一困境，明穆宗才選擇了開海，解除了海禁的部分內容。

楊載畫像插圖

明太祖外交抗倭失敗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為了解決倭寇頻繁襲擾明朝沿海一帶的不良局勢，明太祖朱元璋“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盜，即命將徂徵耳，王其圖之。”——《明史·外國一》

明文譴責倭寇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襲之舉，但由於朱元璋語氣太過強硬，“日本王良懷不奉命”不說，還回復了一句“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訹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明史·外國一》

很明顯，朱元璋的強硬態度，讓當時的日本王良懷誤以為是繼元世祖忽必烈遠征日本後的又一次來襲，所以並沒有同意明太祖的要求。

日本使者僧祖示意畫像插圖

明太祖迫於無奈，只能於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又一次派遣使臣，讓日本王良懷知道已經是明朝的天下了，這才讓“良懷”的態度稍微有了改觀，“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開始嚮明太祖俯首稱臣。——《明史·外國一》

但是，倭寇襲掠的不良局面卻並未得到任何的緩解，依舊是頻繁的活躍于山東、溫州、台州、以及福建等諸多地區。難道說，是當時的日本王良懷陽奉陰違，表面臣服，實則繼續縱容倭寇襲掠明朝沿海地區嗎？

並不是，屬實是因為“時良懷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國內亂”，當時的日本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自公元1333年開始，在“後醍醐天皇”消滅鎌倉幕府且開始推行“建武新政”之時，由於其任人唯親，只重用京都貴族的緣故，讓“武士群體”產生了不滿。——《明史·外國一》

從而也就導致倒幕大將“足利尊氏”於公元1335年發動政變，並於公元1336年攻進京都，強迫後醍醐天皇退了位，並讓其交出了象徵皇權的“三神器”，另立新天皇“光嚴天皇”登基。建立了“室町幕府”，是為北朝。

後醍醐天皇示意畫像插圖

但問題就在於後醍醐天皇並未身亡，而是逃到了大和國的吉野（今奈良縣吉野郡吉野町），重新建立了一個南朝，正式開始了日本的“南北朝時代”。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正統”，紛爭不休、混亂不止。

也就是說，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的外交對象“日本王良懷”，其自身都已經是自顧不暇，忙於爭權奪利，根本就騰不出手來整頓因戰爭而滋生出來的“倭寇”勢力。

所以也就出現了日本王良懷一邊“遣僧圭廷用等來貢，且謝罪”，一邊倭寇卻仍舊在明朝沿海地區肆意襲掠的景象。——《明史·外國一》

明太祖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會失敗，也多是基於這個原因，不是日本王良懷不願意攜手整頓倭寇勢力，屬實是做不到呀。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畫像插圖

明太祖為抗倭推行海禁政策

故而，面對這外交抗倭政策的失敗，本“有興戰之策”的明太祖終究還是“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選擇了靠自己去整頓倭寇勢力，開始頒佈推行“海禁政策”。——《明史·外國一》

與此同時，為了預防倭寇劫掠往來商船，遏制倭寇，早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第二次派遣使臣出使日本的同時，就已經先行“罷太倉、黃渡市舶司”，繼而於洪武七年（1374年）又先後撤掉了“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廣東之廣州三市舶司”。——《明史·職官四》

明太祖此舉，顯然是為了實現對倭寇“物質資源”的有效控制。想要和倭寇打“消耗戰”，畢竟“倭寇”的本質就是“海盜”，其賴以維繼的根基終究還是往來的商船、漁船，如果沒了通商口岸，也就等同於切斷了倭寇的物資來源。

那“倭寇”若是還想謀取物質資源，要麼是在海上釣魚，要麼也就只能是下船進入陸地劫掠。但明太祖在沿海地區同樣佈置了靖海將軍、靖海侯等官職“分戍諸衛，海防大飭。......專以防海為務”。——《明史·外國一》

很多人可能就會問了，既然明朝的造船技術那麼發達，諸如永樂年間的“鄭和寶船”，豈不正是明朝造船工藝發達的真實體現嗎，為何不主動去海上追剿倭寇勢力呢？

蒙古騎兵示意畫像插圖

對於這點，其實並非明朝不願意，而是因為明朝當時所面臨的屬實並非僅僅只有“倭寇”的威脅，北方蒙元等少數民族勢力南下襲掠的威脅同樣嚴峻，而且由於“蒙古騎兵”那極強的單兵戰鬥力以及機動性，對對明朝所構成的威脅甚至還要大於倭寇。

再者，大海那麼大，倭寇勢力又零零散散，猶如大海撈針一般，又該如何追剿？其所需要承擔的財政、以及人力支出對明朝而言，無疑也是一個巨大的消耗。

所以，在明朝這種將大部分兵力和軍需都用在抵禦北方蒙元勢力侵襲的大環境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然也就只能對南方沿海地區的“倭寇”以限制和防禦為主，選擇了消極保守的“消耗戰”戰術，也就是“海禁”政策。

通過“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的形式來限制民間百姓與倭寇的接觸，繼而間接的達到抵禦“倭寇”的目的。——《明太祖實錄·卷七十》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看出，固然“海禁”政策比較消極，也比較保守，但毫無疑問，這種“消耗戰”戰術對控制“倭寇”勢力的作用還是顯然易見的，甚至有那麼一段時間還呈現出“

明初海禁政策下沿海一帶的困苦百姓示意畫像

“海禁政策”弊大於利

但是隨著時間的變遷，“海禁政策”弊大於利的嚴重後果也逐漸開始凸顯，俗話說的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封建時期的沿海百姓並不像我們如今這樣，他們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體系、以及物資運輸交通體系。

其祖祖輩輩基本都是依託“捕魚”或者是“海上貿易”來維持生計，但明太祖的“海禁”政策一推行，關閉了通商口岸，禁止百姓通商不說，還“派信國公湯和巡視浙閩，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九》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非但倭寇失去了物質來源，明朝百姓也同樣失去了生存所需的物質來源，飢寒交迫之下，也就只能是鋌而走險，在私底下出海捕魚、或者是與“倭寇”進行貿易，換取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源，也就是所謂的“走私”。

正如《明史·列傳第九十三》中所記載的，“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是百姓想這麼做嗎？百姓也不想，屬實是為了謀生而迫不得已之舉。

明朝官兵打擊倭寇示意畫像插圖

但是這個弊端在明朝初期，卻並未被明朝廷所重視，或者是重視的程度還不夠。明朝廷始終都把重心放在瞭如何打擊“倭寇”上面。

所以，直到洪武二十三年，面臨民間下海“走私”局勢愈演愈烈的不良事態，明太祖依舊還是下令“詔戶部嚴交通外番之禁。......今兩廣、浙江、福建愚民無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貿貨物，故禁之。”——《明太祖實錄·卷二零五》

而且一旦發現後，處罰也是極為嚴苛，“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個月銷盡。”——《日知錄之餘·卷二》

鄭和下西洋示意畫像插圖

即便是到了永樂年間，隨著“鄭和下西洋”事件的發生，讓明初的“海禁”政策看似出現了一些鬆弛，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因為在永樂年間，於永樂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還曾頒佈過這樣一道詔書，“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實錄·卷二七》

顧名思義，即便讓原本有船的明朝商人或者漁民將船隻改頭換面，改成明成祖意識中無法遠航的“平頭船”，但卻依舊會讓相關部門對其進行監視，防止其與“倭寇”進行貿易交換活動。

試問，在這種種高壓“海禁”政策制度之下，百姓又該如何去謀取生存所需呢？即使鋌而走險進行“走私”活動，也定然要承擔被發現後的“問罪”風險，那何不如直接就入海為寇，藉以反抗明朝的“海禁”政策呢？

正如明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所說的，“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

嘉靖倭亂示意畫像插圖

明穆宗解除“海禁”政策的原因

從而也就直接導致了嘉靖年間“嘉靖倭亂”的爆發，“

但說是“倭亂”，實則大部分都是一些由沿海窮困百姓組成的“假倭寇”，“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明史·外國三》

諸如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所發生的“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事件，就正是明朝“假倭寇”的真實體現。——《明史·世宗二》

就連嘉靖年間的抗倭名將“朱紈”，都曾發出了“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寇之盜尤難”的感慨。——《明史·列傳第九十三》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畫像插圖

很明顯，這次“嘉靖倭亂”，其本質只是一場披著“倭寇”外衣的“漁民起義”事件。明初的“海禁”政策已經實打實的激發了沿海一帶相當一部分百姓的怒火，說是“民心離散”都一點不為過。

也正是這次“嘉靖倭亂”的爆發，讓嘉靖之後登基稱帝的明穆宗“朱載垕”開始逐漸意識到，明朝初期那所謂的“海禁”，赫然已經無法再切實達到“打擊倭寇”的最佳效果，早已積弊成疾，且弊大於利。

即使明世宗朱厚熜不惜血本，大舉興兵強勢鎮壓了這次“倭亂”，但以後呢？

如果明穆宗選擇繼續推行“海禁”的話，勢必就極有可能讓明朝再次迎來類似於“嘉靖倭亂”的困局，無疑會對明朝民心、財政、以及政權的穩固等諸多方面都造成不小影響。

所以，對明穆宗而言，他登基後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無疑就是該如何去改善“海禁”政策，消除其弊大於利的負面影響。

明穆宗朱載垕示意畫像插圖

明穆宗宣告解除“海禁”

因此，從明穆宗登基之初，就昭告群臣，但凡發現“先朝政令不便者”，可以上奏予以修改，赫然是在為如何“改善”海禁政策弊大於利的不良局勢而集思廣益。——《明史·穆宗》

另外，在明穆宗發佈集思廣益改善海禁政策的政令後，當即就有戶部尚書馬森上奏，“太包見存銀一百三十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銀該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通記所出，需得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帑藏所集似此,可謂匱乏之極矣。”——《明穆宗實錄·卷十五》

說白了，自明穆宗執政初期，顯然在面臨倭寇之患的同時，還面臨著一個財政困難的困局，這也就意味著“海禁”政策明顯是不能再繼續推行了，否則一旦再出現類似於“嘉靖倭亂”的事件，明穆宗必然無法承擔起那巨大的財政消耗。

涂澤民示意畫像插圖

所以，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提出“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不得往日本，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的主張以後，當即就獲得了明穆宗的支持。宣佈解除了一部分“海禁政策”。——《明穆宗實錄》

• 一方面百姓可以出海捕魚，也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商業貿易，也就有了獲取生存所需資源的途徑，自然也就沒必要再去鋌而走險的進行“走私”活動，更沒必要去入海為寇。
• 另一方面，“走私活動”少了，正規的商業活動多了，也就等同於是給明朝的財政增加了一條額外的稅收來源。畢竟按明朝規定來看，在進行“商業”活動的同時，也終究還是要交稅的，如此一來，便可以有效的緩解明穆宗時期的財政困局。

倭寇示意畫像插圖

與此同時，“不得往日本，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的條款，也就意味著明穆宗並未全面的解除海禁政策。

只不過是在原有“海禁政策”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良，對跟百姓民生息息相關的那一塊海禁政策進行了解除，但是對可以製造出火藥、炮彈、以及武器、盔甲等裝備的“硝黃、銅、鐵”等材料，這些物資依舊還是被劃入了嚴格禁止出海的違禁品行列。

其實也就等同於變相的限制了“倭寇”的武器來源，雖然讓倭寇有機會再次劫掠漁船、商船獲取生活物資，但相較於“民心的離散”、以及“嘉靖倭亂”的爆發。很明顯，明穆宗此舉的好處是要大於弊端的，最起碼不會導致“漁民起義”了不是嗎？

至於剩下的那些“真倭寇”，即便依舊存在，但其“海盜”的特性就註定他們沒有多大的凝聚力，屬實無法再對明朝構成太大的威脅。可謂是好處多多。

明朝抗倭示意畫像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其實是為了徹底切斷“倭寇”勢力的物質來源途徑，藉以達到讓“倭寇”在大海上自生自滅的目的，抵擋倭寇的侵襲。

但由於在明太祖推行海禁政策之初，明朝並未出現太多百姓“走私通倭”的事件，所以也就導致明太祖忽略或者壓根就沒有在意“走私”事件所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以至於等“海禁政策”弊大於利的不良局勢凸顯之時，已是積重難返。不花費點代價根本就無法抵擋。

從而，在到了嘉靖年間，“海禁”積弊成疾，徹底激發了沿海一帶百姓與明朝政權之間的“矛盾”以後，也就逐漸形成了以“假倭寇”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嘉靖倭亂”，這才讓明朝的統治者開始重視起民間百姓為謀生而產生的“走私通倭”現象。

那麼出現明穆宗一反常態的選擇“開海”，宣告解除一部分海禁政策的事件也就無可厚非了，說白了也就是一場順應時勢的改革舉措。藉以實現改善明初“海禁”政策弊大於利不良局勢的最終目的。

如若再結合明穆宗執政時期所面臨的“財政困局”，很明顯，“明穆宗選擇開海”的舉措雖然對徹底解決倭寇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充其量也就是對倭寇的武器來源有了一定的限制。

但其所起到的有利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屬實對明穆宗鞏固政權、改善海禁弊大於利的不良趨勢、以及穩定民心、改善明朝財政困境等諸多方面都具有著不同程度的積極意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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