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李竟因受指控結交諸侯王而被朝廷治罪，審問中供詞涉及霍氏家族，漢宣帝因而下詔命令：“霍雲、霍山不適合再在宮中供職，免職回家。”山陽太守張敞向漢宣帝上了一道秘密奏章，說道：“我聽說，春秋時期，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國，趙衰有功於晉國，田完有功於齊國，都受到本國的酬勞，並延及子孫。但是後來，田氏篡奪了齊國政權，趙氏瓜分了晉國，季氏則專權於魯國。因此，孔子作《春秋》，追蹤考察各國的興衰存亡，嚴厲批判卿大夫世襲制度。當年，大將軍霍光作出重大決策，使宗廟平安、國家穩定，功勞也不算小。周公輔政才七年，就歸政於周成王，而大將軍掌握國家的命運長達二十年之久。在他執掌大權的鼎盛時期，威嚴震撼天地，勢力侵凌日月。應由朝臣明確提出：‘陛下褒獎、寵信已故大將軍，以報答他對國家的功德，已經足夠了。而近來輔政大臣專擅朝政，外戚勢力過大，君臣之間沒有明顯的分別，請求解除霍氏三侯的官職，以侯的身份回家；對衛將軍張安世，也應賜給几案與手杖，讓他退休回家，以列候的身分充當天子的老師，由陛下時常召見慰問。’陛下則公開下詔表示對他們施恩，聽從大臣所請。群臣再據理力爭，然後陛下予以批准。這樣一來，天下人肯定會認為陛下不忘舊勳的功德而群臣又知禮，霍氏一家也可以世世代代無憂無患。如今，朝中聽不到直言，而使陛下自己下詔，這不是好策略。現在霍氏兩侯已被趕出宮廷，人情大致相同，因此以我的心來猜度，大司馬霍禹和他的親戚僚屬等必然會心懷畏懼。使天子的近臣恐慌自危，總不是萬全的辦法。我願在朝中公開提出我的意見作為開端，只是身在遙遠的山陽郡，無法實現，希望陛下仔細考慮。”漢宣帝對張敞的建議甚為欣賞，然而卻沒有召他來京。
領導都是在講究平衡，做出的任何決定，都須要從整體出發，不給下面的人留下任何的口實。霍光是為了漢朝的江山鞠躬盡瘁，付出了很多，但是他死後霍光的家人私慾膨脹，最後達到了預謀造反，威脅到朝廷穩定的地步，這樣的情形下，宣帝不得不出手處理。但無論是宣帝內心是如何想的，表面上看起來對霍家的處理必須是“忍痛割愛”，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領導必須是一個講情義，重感情的人，這個的正面形象有利用於自己權威的樹立，也可能為今後自己可能的錯誤的進行積蓄。假如一個領導任何的時候都是光明正大的好形象，偶爾出現了失誤，也會被人從“人無完人”的角度進行諒解，但如果正面形象不足，再犯錯，就會導致光輝形象的拉底，不利於人們會像尊從神一樣尊重自己，所以我們會一直看到，領導任何時候也不會犯錯，領導任何時候都是偉大的，英明的。其實這是領導的需要，也是權力的需要，控制力的需要。
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宣帝一直是在為霍家說話，但他的內心真是這麼想的嗎？這是不是與生活中有些相似，俗一點的詞是心口不一，正面的詞則是說話的藝術，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要有觀察能力，就是不要被外表、語言這些所矇蔽，很多的事情並不像我們看到聽到的那樣簡單，我們要聽對方說什麼，但更要看對方是怎麼做的，做的比說的更能真實的反應對方的內心所在，洞察能力是我們需要一直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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