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鑑》裡為什麼沒有李白
作為一部篇幅長達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鉅著，《資治通鑑》對歷史的記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詳盡的。事實卻並非如此。舉一個例子，《資治通鑑》對前代的歷史記載，以敘述唐朝的內容最為豐富。兩漢四百餘年，《資治通鑑》不過給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卻佔據了八十一卷篇幅。但當一位讀者嘗試著在《資治通鑑》中尋找李白的蹤跡時，他會發現什麼？他會發現，《資治通鑑》中居然沒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資治通鑑》給予唐朝歷史如此高的關注度，卻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資治通鑑》的作者們疏忽了嗎？把這個疑問暫時擱在一邊，讓我們繼續在《資治通鑑》中尋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會發現了什麼？我們會發現，杜甫的運氣比李白好一點點。為什麼是好一點點？因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資治通鑑》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也就意味著杜甫事實上在《資治通鑑》中也沒有出現過，只不過被別人提到了一次，因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頗受不得志的政治家們的青睞。
深入核查後，讀者們會發現，在《資治通鑑》裡失蹤的，不僅僅是李白、杜甫，還有很多跟他們同樣大腕的中國歷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歷史小名人，被《資治通鑑》“遺忘”的更是不計其數。這當然不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資治通鑑》編纂團隊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學者李光地所諷刺的那樣，《資治通鑑》的疏曠“網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為屹立千餘年不倒的經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記》一起構成中國傳統史學的雙峰。顯然，粗心出錯的是李光地這樣的讀者，而不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
《資治通鑑》為什麼會出現這類貌似“疏漏”的現象，如果這並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後的合理性又是什麼？我們先來算一筆帳。《資治通鑑》篇幅的確巨大，總字數約三百萬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段上起春秋戰國之際，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縱橫一千四百餘年。平均下來，每年只能佔用2000字左右。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間，外服四夷，內強皇權，奠定了此後中國歷史兩千餘年的走向。這麼重要的歷史時期，《資治通鑑》只給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講述九年，每卷不超過兩萬字。我們全面抗戰打了八年，試想，若規定用兩萬字的篇幅把抗日戰爭敘述一遍，我們能講什麼？把主要戰役，指揮將領，犧牲多少同胞羅列一遍，大概也不止兩萬字。然而《資治通鑑》就在兩萬字不到的篇幅裡，把漢武帝時代波瀾壯闊的九年給講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這樣看下來，《資治通鑑》的篇幅成為一個相對的問題。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萬言，當然算鉅著。但和它所承擔的任務與內容比，三百萬字卻已經是節省到不能再節省的地步了。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相對性？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歷史名人不見於《資治通鑑》又有什麼關係？先來看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鑑表》中的一段話：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司馬光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分別能解答我們之前提出的兩個問題。中國古人重視歷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後，歷經戰亂，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統治階層成員，開始日益重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並形成閱讀、討論歷史的穩定傳統。這一傳統在宋代得到進一步鞏固。但傳統的史書，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積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經非常大。今天被我們稱之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資治通鑑》開始編修之前，已經完成了十九部，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一直到《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僅這十九部歷史著作加起來，字數就達到一千五百萬左右。這就是司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話中所描述的情況，“遷固（指司馬遷和班固）以來，文字繁多”。找個讀書專業戶，認認真真每天讀五萬字，讀完這些書要花一年時間。以致用為目的的讀史，猶需細緻認真，不能流於泛泛觀覽，要做到學與思並行。若用這種方法一絲不苟地讀史，對於日理萬機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級官員，怎麼有時間把這些書讀遍？
這就引出了司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個話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來的這些歷史作一次提煉、總結，縮減篇幅，留下最精華的部分，以便以皇帝為首的帝國高級管理人員有可能對它進行仔細閱讀。這就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由來。壓縮歷史、選取敘述對象，必然需要有標準。把什麼內容保留下來，什麼內容剔除出去，都應該按照這個標準來確定。而標準的制定，又與寫作目的緊密聯繫在一起。司馬光講得很清楚，他編這部《資治通鑑》，是為了給皇帝等國家高管提供歷史參考，便於他們汲取歷史經驗以提高治理國家的水平。這就是《資治通鑑》的編纂目的。根據這一目的來選擇什麼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進入《資治通鑑》，什麼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標準自然也就不難定義。用司馬光的原話說，就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這就是《資治通鑑》選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最為簡要的標準說明，它只記錄那些影響到國家興衰成敗、百姓幸福指數的人和事，沒有多餘的篇幅留給文學、藝術以及名人軼事。
李白、杜甫不見載於《資治通鑑》，符合這個標準，因為他們不是政治人物。司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子虛賦》《上林賦》不見載於《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只選取他一篇短短的《諫獵賦》，也符合這個標準。因為《子虛》《上林》辭藻再華麗，也與治國無關；《諫獵賦》的文字雖然相對平實且篇幅短小，卻從一個角度提出了帝王行為規範的問題，與治道有關，故能被《資治通鑑》相中。
二、文學家的歷史與政治家的歷史
《資治通鑑》所記載的內容，絕大多數已被之前的十幾部王朝史，和其他各類史學著作敘述過。司馬光並不是簡單地把這些歷史事件從以前的本書上剪裁過來，拼拼湊湊形成一本新書。對於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著名歷史事件，司馬光同樣會抱著極為審慎的態度，予以重新檢查。檢查的目的，除了進一步核對歷史真實性之外，還要考慮以往的歷史敘述，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讀是否正確，是否真的有利於後人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如果以前的歷史學家，出於種種原因，在對歷史事件進行解釋時超出了政治理性範疇，司馬光必然會對相關內容進行重新編排、詮釋。
舉一個例子。《史記·留侯世家》記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謂“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隱居在商山的老人。劉邦晚年因寵愛戚夫人的緣故，想廢掉原來的太子（即他與呂雉的兒子劉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兒子劉如意。鬱悶而惶恐的呂雉以及呂氏家族其他成員跑去找留侯張良支招，張良表示自己在這件事無力迴天。《史記》這樣記載張良對呂氏的答覆：“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慾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氏認為劉邦能對張良言聽計從，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張良卻說，當初劉邦重視他的謀劃，不過是因為在與項羽的競爭過程中處於劣勢罷了。張良的自知之明在於，他知道自己在劉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樣的環境下才能得到體現。現在天下安定，對劉邦來說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寢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張良。因此張良認為，劉邦因為寵愛戚夫人的緣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夠勸說改變得了的。
或許是出於對身陷困境的呂氏和劉盈的同情，張良還是給他們支了一招。張良對他們說：“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這四人就是所謂的“商山四皓”。劉邦什麼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這四個人。這四位年長的高人一致認為劉邦是個沒文化的流氓，言語舉止粗魯，所以他們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但劉邦就像一個追求不到心愛的姑娘而寢食難安的小夥子一樣，對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張良說，如果你們願意犧牲些金玉璧帛，讓太子親自寫信，言辭儘量謙卑，禮節儘量周到，派位能說會道的辯士去固請，四位老人應該會下山。等他們來了以後，讓他們時時跟隨太子入朝。劉邦知道以後，必然會因太子能搞定這四個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說不定對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幫助。
呂氏按照張良的建議去做了，果然敦請到了這四位高人。《史記》是這樣描述劉邦第一次看到這四人時的情景的：
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裡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闢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
這是一段絕妙的文字。司馬遷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劉邦擊敗英布、回朝大擺慶功宴席之時。劉邦在生命最後一年裡，先後剷除了當年並肩打天下的三位異姓諸侯王韓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斬英布一戰，可以說標誌著劉氏天下真正的形成。雖然忍受著病痛的煎熬，但對終於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給自己兒子的劉邦來說，此刻的心情應該是無比愉快的。孰料久請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現在這個場合，給劉邦原本愉悅的心理蒙上了一層陰影。司馬遷首先用簡潔而有力的文字描寫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如果不註明這句話出自司馬遷筆下，有些讀者大概會誤以為這是在引《西遊記》裡的文字。“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多麼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歲的人，在今天來說稀鬆平常，但在人均壽命三十歲還不到的漢朝初年來說，能看到八十多歲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況，這一下子就是來四個。自然引起劉邦和一班功臣們的詫異。
在通報姓名之後，劉邦才知道跟隨太子前來參加慶功宴的四位奇異的老人，原來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卻始終召請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時的劉邦，就像一個在得知心愛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後非要問個為什麼的年輕人，問這四位老人，為什麼不應他這位皇帝的招聘來當官，卻跟太子玩到了一塊？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評了劉邦是個沒有文化且言語粗魯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說，像我們這樣的高潔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塊去的。太子的情況就不同了，四人用六個字評價了太子劉盈：仁孝、恭敬、愛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這樣高素養、高品味的上層人物才有資格和他們一起玩之外，四老還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潔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聽完這番解釋後，劉邦深感無奈，只能說，那以後就麻煩你們好好調教、保護我這個兒子了。四人在敬了劉邦一杯酒之後，也起身走了。劉邦在目送他們離開的過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邊，指著四人的背影對她說：你看，連我都請不到的人，太子卻能輕鬆搞定，看來太子羽翼已經豐滿，廢是廢不掉了。於是為了安慰哭泣悲傷的戚夫人，劉邦讓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並親自為她和唱帶有濃厚鄉音的歌曲。舞罷歌盡，劉邦在悶悶不樂之中結束了這次慶功宴會，最終竟沒有換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鐘出場時間裡，就挫敗了劉邦。令人發噱的是，這四位老人其實什麼都沒做，只不過在大庭廣眾之下把不懂禮貌的劉邦數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劉邦就這麼讓更換太子的計劃流產了。這就是《史記》告訴我們的故事，司馬遷用它來解釋劉邦為什麼沒有廢成太子。這個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聞者傾倒。但奇怪的是，這麼著名的故事，卻未被同樣關注劉邦晚年太子之爭的《資治通鑑》採納。為什麼？司馬光提了一個問題：
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雲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汙髙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雲“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
大家不覺得這個故事太富有戲劇性了嗎？想想劉邦是什麼性格？剛猛伉厲，狡猾反覆；不讀書、沒文化，輕視儒生；不畏輿論，關鍵時刻甚至會用親人的性命做賭注。這就是劉邦。怎麼突然就變得畏懼名義、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卻從未謀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鐘的出場，就能讓劉邦拋開了對戚夫人的恩愛與承諾？那他還是聽說項羽要烹煮自己的父親時，說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劉邦嘛？司馬光認為，這“不科學”。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與真實性不成比例。傳統史學中，名聲再卓著的作品，也難免會出現為追求故事的繪聲繪色而犧牲其真實性。《史記》文學性強，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鴻門宴”“荊軻刺秦王”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但從史學角度講，其真實性如何，卻歷代均有質疑。比如，今天人們所熟知的“趙氏孤兒”，故事藍本也出自《史記》。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基本上已經被後來的史學家們否定，因其內在矛盾太明顯，也與更早的典籍《左傳》所記載的內容出入太大。司馬光批評司馬遷“好奇”，《史記》中往往有這類華而不實的故事。
顯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馬光歸入華而不實之列，故未予採用。問題是，在否定了司馬遷的文本之後，《資治通鑑》又是如何解釋劉邦最終未換太子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馬光不僅僅是史學家，他還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為一名政治家，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了當時朝廷上就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資治通鑑》在敘述時，特別強調大臣們對廢立太子的反對，從大臣態度的角度來解釋劉邦為什麼打消廢太子的念頭。比如，《資治通鑑》吸收了當時御史大夫周昌反對這件事的記錄。御史大夫相當於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是一個口吃，說話比較費勁，有意思的是這個人脾氣還特別急、特別暴。口吃的人，越是著急，越是生氣，越是說不出話。即便如此，周昌還是要在劉邦面前表達自己強烈的反對意見。周昌對劉邦說：“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資治通鑑》卷十二）“期期”就是用來形容周昌說話時結巴的樣子。周昌又著急又想說話，又期期艾艾講不清楚的樣子，把劉邦也逗樂了。
此外，《資治通鑑》又採用了當時儒學大臣叔孫通對此事的反對。叔孫通為人以圓滑著稱，但因為他是太子的老師，所以在保護太子這件事上表現得非常有原則性。叔孫通是學者，所以從歷史的角度，給劉邦講述了很多隻偏私愛、不顧國家長遠利益，由廢立太子而導致國破家亡的典故。最後叔孫通對劉邦說：“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資治通鑑》卷十二）叔孫通說太子是維繫天下安危的根本，因為當具有權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時候，必需要有一個眾人認可的太子來繼承皇位，才能確保政權平穩過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時候沒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眾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實力派人物對皇位的爭奪，這樣就會導致天下大亂。古代中國的政治傳統，權力結構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絞盡腦汁，想走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如果允許有野心、有實力的人隨意爭奪這個頂端權力，勢必造成社會秩序崩壞，乃至於連年戰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倫理特別強調權力秩序，不允許隨意僭越、篡奪。但舊君主的生命總會終結，權力需要向下移交，為確保權力平穩過渡，必須在君主生前確定繼承人。繼承人的產生，需要經歷合理的程序。一經產生之後，若無大的過失與不妥，必須保持其地位的穩定性，這是權力秩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條。所以隨意變易太子無異於動搖國本，這可不是兒戲之事。
藉助叔孫通的發言，《資治通鑑》最終對這件事作了總結：“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資治通鑑》卷十二）趙王就是戚夫人的兒子劉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孫通等人，大臣反對廢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劉邦激烈地爭執過，包括張良也反對這件事。所以劉邦知道，即便自己廢了現在的太子，改立趙王，大臣們不擁護趙王，那趙王日後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呂氏集團（呂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噲都是握有兵權的人）與戚夫人、趙王之間的火併，反而有導致國家動盪的危險，所以劉邦打消了廢易太子的念頭。儘管劉邦讀書不多，人也粗鄙，但他畢竟是經歷過這麼多風浪，且有一定遠見的政治家。這點後果他當然預料得到。
雖然司馬遷離劉邦的時代更近，但司馬光的解釋顯然更為合理。常理狀態下，人的行為不會離邏輯很遠。司馬遷的故事顯然偏離了邏輯擺動的合理範疇。人們總以為離歷史現場更近的史學家講述的歷史，會更符合真實，其實未必然。司馬遷能在整體上帶給我們那個時代的感覺，卻不能保證每個故事的真實性。相比之下，司馬光對劉邦不廢太子的解釋，樸實無華，從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說這個樸實無華的解釋更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司馬光已經提醒我們：政治事件的結局要從政治思維、政治力量對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於那些精彩離奇卻不著邊際的故事。
前文已經提醒過大家，考察司馬光身份的時候，不要忘了，他不僅是史學家，還是那個時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馬光二十歲考中進士，此後歷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後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對不對，可以另外討論。但無疑，在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裡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編寫《資治通鑑》的初衷，也是為了讓歷史給未來提供借鑑，以迎來更好的政治。宋神宗為《資治通鑑》所作的序中寫到：“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以往事為鑑，有助於歸納、提煉治國的道理，這就是“資治通鑑”書名的由來。以提供治理經驗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選擇、解釋歷史，這就是《資治通鑑》最大的特點，有別於以往的所有史學著作。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區分《史記》與《資治通鑑》的差別，可以這樣說：《史記》是文學家筆下的歷史，《資治通鑑》是政治家筆下的歷史。
《資治通鑑》成書後，模仿、續寫的作品很多，但沒有一部能像《資治通鑑》那樣成功。原因即在於，那些作者沒有一個像司馬光那樣，有豐富的從政經驗，以及敏銳的政治觀察力。所以，在浩若煙海的傳統史學著作中，挑一部最適合於提煉治國理政經驗的史書，那沒有比《資治通鑑》更合適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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