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在古代史書中的名氣挺大的，它是我國篇幅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與紀傳體的名作《史記》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兩部傑出史書。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的名氣也挺大，他出身於文化世家，他的父親司馬池曾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司馬光於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初任奉禮郎、大理評事，曾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祐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禦史臺，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編寫史書的工作；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司馬光應召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罷黜新黨，廢王安石新法，主持“元祐更化”。
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後去世，宋哲宗下旨讓他葬於高陵，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
司馬光畫像
歷來，在學術界的評論中，多是把《資治通鑑》當成是一部史書，這當然是沒有錯的，《資治通鑑》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編年體史書，但是，從謀略學的角度看，無論是從作者編書的目的、當時最高掌權者的評價，還是從編書的立場和編寫所側重的內容來說，《資治通鑑》更應該看成是一部政治謀略書，是中國古代傑出的謀略文化經典著作。
首先，司馬光不但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很早就立志編撰一部史書，而他編撰史書的主要目的總結歷史經驗，為最高掌權者提供政治管理謀略，他研究歷史，為的是“資於治道”。
司馬光所編撰的史書原來名字叫《通志》，治平三年（1066年）已編撰成戰國迄秦八卷，司馬光將編好的《通志》部分內容呈給宋英宗看，英宗下旨設立專門的書局續修《通志》，並撥銀子，增加編寫人員，足見，英宗是看好《通志》一書，認為該書的編寫是很有意義的。
宋神宗繼位之後，對《通志》的支持力度更大了，他認為該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便賜名為《資治通鑑》，並且還親自為該書撰寫了序言。
值得注意的是，神宗認為該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顯然，神宗皇帝是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來看待《資治通鑑》的，認為它對於治理國家很有借鑑意義。神宗所關注是歷史經驗中的帝王謀略，他是把《資治通鑑》等成一部政治謀略書來讀的。
何況，神宗對該書賜名時，該書的作者所堅持的政治立場並非與神宗皇帝是一致的，而該書還能受重視，這是不容易的。當時，司馬光正竭力反對神宗所極力支持的王安石所主持的變法革新，司馬光是王安石的對手，司馬光與王安石硬懟，實際上是觸犯了宋神宗的，而且，當神宗皇帝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時，司馬光竟然堅辭不就，自請離京，先是到了西安，後來又到了洛陽，在這種情況下，神宗還將司馬光所編寫的《通志》賜名為《資治通鑑》，足見神宗皇帝對該書的重視，重視其對於治國之道的借鑑意義。
元豐七年（1084年）《資治通鑑》成書，司馬光被升為資政殿學士。顯然，司馬光編該書被認為是很有功勞的。
資治通鑑
其次，司馬光自己也對於編寫《通志》的目的講得很清楚，他編寫《通志》是為了總結歷史，是為帝王治國理政提供治國管理經驗的。
早在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馬光任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時，英宗便命司馬光編撰歷代君臣事蹟，英宗的目的是借鑑歷代君臣的政治管理經驗。而當時司馬光向英宗進奏曰：“自少已來，略涉群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慼，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頃臣曾以戰國八捲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
在這一段奏文中，說得很清楚，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所以，司馬光便以編年體形式，編寫一部精要的史書，為的是讓皇帝方便閱讀，其根本目的是借鑑歷史上的管理謀略，他認為“凡關國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慼，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歷史上的治國經驗都是帝王應該瞭解的。
在這裡，英宗與司馬光可謂君臣同心，他們瞭解歷史都是為了借鑑治國的政治謀略。可見，《資治通鑑》編寫的是歷史事實，而所重點關注的卻是“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的政治謀略。
再次，《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但作者並非純粹是在編年紀實，而是在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和總結時，非常側重於闡述那些“以資於治道”的歷史經驗，並表達自己的議論。
《資治通鑑》共有294卷300萬字，是一部篇幅巨大的編年體史書，司馬光主編此書時，以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 和範祖禹為協編，而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則負責檢閱文字。
司馬光編寫該書的時候，經常在洛陽的書局中舉行學術聚會，邀請當時洛陽的著名學者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比如，當時洛陽的名賢程顥、程頤、邵雍、文彥博、呂蒙正等就經常參與學術聚會。當時的書局中，一群賢哲在一起研論學術。而學術聚會上的各種觀點，對司馬光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這也影響了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的態度和立場。
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時，並非是完全客觀地在敘事，而是有所議論的，而其議論的基本立場，所堅持的是儒家的仁禮綱常的基本原則。《資治通鑑》在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全書共有186篇附論，其中的以“臣光曰”來發論的有102篇，而其它的84篇是各家的評論，比如裴子野的評論佔了10篇。
為何以“臣光曰”來發表議論呢？陳垣於《胡注通鑑表微》分析說：“《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
這說的是，司馬光謙虛不敢公然效法《春秋》，而有志於效仿《左傳》，將“君子曰”改為“臣光曰”，為的是表達“有所感觸”，實際上是在表達對於史事的議論。而這議論的立場所堅持的是仁義綱常原則。正如黃盛雄所概括的，司馬光評論史事的立場是“誠”與“禮”。這個概括是深刻的，司馬光確實是在他所編寫的史書中堅持“禮之綱紀”。
此外，張須在《通鑑學》曾分析說：“《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恆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託始之意。”
顯然，司馬光雖是在“編年紀實”，但卻是帶著為帝王總結治國經驗的目的去“紀實”的，而他所根據的理論原則是儒家的“禮之綱紀”，這一原則是他評價賢君與昏君、忠臣與奸臣的標準。不難看出，“臣光曰”後面所闡述的是司馬光為帝王總結的治國理政的謀略。
此外，司馬光除了在史書有附論中的議論外，還在編寫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注重於從帝王謀略的角度去總結歷史經驗，在記述歷史時，重點探索帝王治國的賢明之道，而對於其它治理方式是有所忽略的。
司馬光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共1362年的歷史中，寫隋唐五代的達371年，佔全書40%，而隋唐中，他對賢明政治時期如貞觀之治等的編寫是最為詳細的。其它如文景之治等也寫得較為詳細。這顯露了司馬光的用意，描寫歷史是為了總結賢明政治的經驗，而其它的被他有所忽略。
而且，在評價歷史人物的立場上，司馬光也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比如，被班固評價為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卻被司馬光給予負面的評價。司馬光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做事很荒唐，奢侈、迷信、好戰，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民眾起來造反，認為漢武帝與秦始皇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都是很差勁的帝王。顯然，對漢武帝如此的負面評價，是不公允的，這反映了司馬光是從儒家正統的王道主義立場來評價漢武帝和秦始皇的。
資治通鑑
還有，司馬光以富有經驗的政治家眼光來看待歷史，對歷史的記述與評論所側重探尋的是治國理政的謀略，所以，司馬光的“歷史學”從實質上看就是“政治謀略學”。
司馬光是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歷經宋英宗、神宗和哲宗三朝，特別是經歷了神宗、哲宗時新舊政較量的激烈時期，司馬光是王安石的政治對手，王安石是推行新法的改革派的帶頭人，而司馬光是反變法守舊派的領袖人物，司馬光在與王安石改革派的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元祐更化”的政治中，司馬光徹底打敗變法派，成了最終是獲勝者。由司馬光這樣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來編寫史書，當然不會僅僅是紙上談兵，也不會僅僅是客觀地記載歷史，而是帶著明顯的立場態度和強烈的“資治”目的去編寫歷史書的。毫無疑問，《資治通鑑》是史書，但更是古代治國理政的政治謀略名著。
司馬光正是本著“資政”的目的，對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進行精選輯要，他所關注的並非僅是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真實狀況，而是歷史上事件和人物對於治理國家的“資於治道”意義，關注的是值得借鑑的歷史謀略。顯然，對歷史的記錄並非是編寫《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而尋求治理之道，總結興衰規律，分析制度優劣，權衡政策利弊，探討用人得失等等，才是編寫《資治通鑑》的根本目的。
在《資治通鑑》一書中，作者通過對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敘述，來闡述各種謀略思想。書中的重要事例很多，有總結政治改革經驗的，如“商鞅變法”“孝文帝變法”等；有關於政壇鬥爭策略的，如“東漢黨錮之禍”“唐中葉安祿山之亂”等；有關宮廷激烈鬥爭的，如“周勃平諸呂”等；有關於失敗變革中新的政治勢力崛起的，如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等。
在《資治通鑑》中，關於軍事謀略的表現是最為精彩的，例如，戰國時期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時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等等，皆通過詳細生動的記述和精妙的分析，來深刻地表現了古代的軍事韜略，顯示軍事智謀的巨大魅力。
《資治通鑑》很善於利用對人物言行的精細描寫來表現人物的智謀，比如，書中對於謝安這一軍事統帥的描寫就非常精彩，描寫出了謝安的個性和智謀。書中描寫到：東晉取得勝利之後，“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謝安那種表面上神態自若，而實則內心激動無比的神情特點被非常生動地表現出來，讓人讚歎作者刻畫人物內心的高超能力。
曾國藩曾評價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因為在曾國藩看來，《資治通鑑》“窮物之理，執聖之道”，即不僅僅只講道理，而且還講權變。曾國藩的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最後，歷史上的政治家、史學家們也大都從政治謀略的角度去評價《資治通鑑》，把《資治通鑑》當成一部政治謀略書來讀，而非僅僅當史書來讀。
比如，宋元之際著名史學家胡三省對《資治通鑑》的政治謀略評價極高，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
還有，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在精讀《資治通鑑》之後，專門寫了一部研究《通鑑》的政治謀略著作——《讀通鑑論》，借引《資治通鑑》所載史實系統地評論自秦至五代之間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分析歷朝歷代成敗興亡，盛哀得失，總結經驗，引古鑑今，積極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尋求漢族復興的政治道路。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十分深刻。
總而言之，《資治通鑑》雖說是編年史書，但更應該看成是古代的政治謀略經典，《資治通鑑》和《貞觀之治》等古典謀略書一樣，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視為是治政寶典，受到了歷史上大政治家的青睞，像康熙、曾國藩等政治家們，都對《資治通鑑》愛不釋手，通過研讀《資治通鑑》去學習治政謀略。時至今日，政界、商界中仍有很多人把《資治通鑑》作為謀略書來讀，從這一部書中吸取智謀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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