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圖/圖蟲創意）
“舒蕪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絕對不小，極而言之，降低了傳統的道德底線，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惡化了基本的生存環境。”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姚崢華
前不久，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陳思和先生的人物隨筆集《星光》。裡邊的人物，大多是陳先生尊敬的師友，如他的恩師賈植芳先生。
第一輯的六篇文章，除巴金兩篇外，其他四篇全部著筆於賈植芳先生。“沒有他們對我的影響和指導，就沒有今天的我。”筆下點點滴滴都滲透了陳思和先生內心的感動。這些飽含深情的感性文字，沒有被單獨編輯成書，只是按照編年形式編入他的各類文集。
記得2016年國內首個“賈植芳研究中心”落戶張掖河西學院，陳思和先生在揭牌儀式上就含淚揮寫“書在人就在，生命就在”，在場所有人無不動容。
▲93歲時的賈植芳（圖/視覺中國）
提到“賈植芳”這個名字，必須提及“胡風分子”這段歷史，必須涉及長達25年的牢獄之災，又必須牽扯到一個人——造成災難的主角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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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個“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舒蕪：《迴歸五四·後序》）的歷史性大冤獄，事實真相在很多書本或文章中被撰寫過披露過。其中有一處細節，陳思和先生在《星光》中不惜筆墨地進行了分析，讓我頗感新鮮，又折服於陳先生的坦誠直率。
事實的出處是：1983年1月31日舒蕪連同牛漢、綠原一起做東宴請賈先生夫婦，那次飯局後，他們同遊琉璃廠，舒蕪買了一本週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在書上題記：“1983年1月，賈植芳兄偕夫人任敏來京，參加現代文學流派問題討論會，31日午，綠原、牛漢與餘共酌植芳、任敏於前門飯店餐廳。飯後，皆遊琉璃廠中國書店購此，書頁猶多未裁，印成至今五十年矣。燈下展現，略記今日之事，五十年後或有續記數行者乎！舒蕪。”
▲舒蕪（圖/網絡）
這個細節在很多文章中被提及過，成為後來“賈拒認舒”事件的強有力證據之一，很多人也據此進行了各自解讀，舒蕪本人在2006年5月號的《萬象》上刊文《賈拒認舒版本考》寫道，賈拒認舒者，據說我曾登門奉訪賈植芳先生，先生說我不認識你，閉門不納也。但是，這件事我不記得有，也就是說，我記得沒有。文章最後說，他記憶之有，不足以否定我的記憶之無；我又怎敢憑我的記憶之無，否定他的記憶之有？何況“說有容易說無難”，是考據的常識哩。
隨後，2006年12月《萬象》第八卷第九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業松寫了《“賈拒認舒”材料補》，“承傅傑兄見告，得知《萬象》五月號有篇文章值得賈植芳先生一看，遂去找來這期雜誌，拿給先生看了。先生看後，說了一聲：‘哦！’然後略為沉吟，又補了一句：‘這個人無聊。’‘這個人’指的是舒蕪先生，所說的文章叫《賈拒認舒版本考》。”
張業松是路翎研究專家，寫過《路翎印象》《路翎批評文集》等著作。另有一篇《關於舒蕪先生的是非》則刊登於《書屋》2000年第11期。
這裡需要指明的是，舒蕪所指的“版本考”中的四個版本，分別出現於四篇文章，即：孫正荃《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走近賈植芳》（刊登於《隨筆》2002年第6期）；化鐵《閒話賈植芳》（刊登於2003年7月《書友》第56期）；李輝《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刊登於2004年8月《文匯讀書週報》）；賈植芳《九十歲的生活（日記選）》（刊登於2004年10月13日《文匯報·筆會》）。
舒蕪在文章中說，事實上“《隨筆》版”、“化鐵版”和“李輝版”都是出自同一個“祖本”，也就是“賈植芳版”，賈植芳先生才是提供“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原始版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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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賈植芳版”是怎麼說的呢?
在賈植芳先生日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84年我到北京參加第四次作代會時，住京西賓館，舒蕪也作為出席會議的代表來訪問我，被我拒絕情況，事實是，在會議期間，某一天上午，我聽到叩門聲，開門後，原來是舒蕪來訪。我以對陌生人的冷淡態度問他：‘你找誰？’他則是滿面笑容地像熟人的表情對我說：‘就找你。’我聽後以不屑一顧的冷淡態度回答說：‘我並不認識你。’後即隨手重重地把門關閉。因為經過這幾年的考察，我發現他對自己50年代犯的賣友求榮的無恥行徑毫無悔罪表現，是一個有才無德的無恥之徒。因此，與他斷然絕交，劃清界線。”
▲賈植芳（圖/網絡）
這一場景也多處被引用描述，只是開門後的細節有點出入，陳思和的說法是：屋裡亮屋外暗，賈植芳先生眼睛看不清，一開始認不出舒蕪來，得知後依然重重把門關上。
也就是說,“閉門羹”的事實是存在的。“賈拒認舒”時間為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會，而非舒蕪說的1983年琉璃廠訪書及前門飯店聚餐。
汪成法教授一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他在《另一種真實——也談賈植芳“拒認”舒蕪事件》中寫道，既然是從細節上來作文章，舒蕪先生不知為何對李輝和賈植芳兩個“版本”中所說的“拒認”事件不是發生於1983年而是發生於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會一說，又不曾舉出可信的證據來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儘管如此，顯然仍舊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所謂賈植芳之‘拒認’舒蕪，完全是出於賈植芳先生的記憶之誤，其實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他甚至拋出疑問，賈植芳先生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誤記？又為什麼會將自己的這一“記憶”告訴他人？這一“記憶”對賈植芳和那些“傳說”者意味著什麼？
歷史的有趣在於，同一細節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不同的解讀反映出不同的立場和態度。在這些層次豐富的情感文字中，人於其中便一個個鮮活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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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和先生在文章中分析起“賈拒認舒”的遠因和近因。遠因便是舒蕪在琉璃廠購書中的這番題記。“我沒有看到這個題記的原件，這段話由舒蕪作為證據發表在《書友》雜誌，又由張業松轉引在《“賈拒認舒”材料補》一文中。”
正是這個題記，讓陳思和先生產生了一個疑點——這個題記究竟是舒蕪在當天晚上的燈下所寫，還是在琉璃廠中國書店買書的時候當場所寫？從現在公佈的內容上看，似乎是當天晚上補記白天的事情經過，所以其中有“燈下展現”云云。
“但就我所知，這題記是購書的當場所寫，因為先生回到上海就告訴我這件事，而且還說了題記的具體內容，先生沒有千里眼，也不會跟蹤到舒蕪家裡的‘燈下’，唯一的解釋是，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舒蕪在琉璃廠購書後當場所題，而從‘燈下展現……’起才是回家後補記。”
陳思和說，賈植芳先生對舒蕪此舉非常警惕，他認為這是舒蕪宴請他們的真實的目的，而且牛漢、綠原都被他矇騙過去了。在他看來，舒蕪當場題記一事，目的很清楚，是要通過這一段文字留下證據，證明賈、牛、綠等這批胡風冤案的主要受難者已經原諒舒蕪，和好如初了。舒蕪的藏書、周作人的原版，都是會流傳後世的，那麼，舒蕪的題記在將來就會成為一種歷史證據。
牛漢先生在世時，他在紀念文集中有所記載，“賈先生來北京社科院參加學術會議，我們又見面了。這期間舒蕪請求我帶他去見賈先生，賈先生在舒蕪面前表現很大氣。跟路翎不同，路翎堅決不理睬舒蕪。這是因為賈先生脾氣比路翎溫和，但溫和不等於軟弱。”
由此，陳思和進一步佐證指出，可見這次聚餐對舒蕪是很重要的舉動，他是做了精心準備的，而賈先生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
為了慎重起見，陳思和核查了賈植芳先生的日記，發現除了吃飯逛書店，日記一字未提舒蕪購書題記的事，而是特別記了如下一段話：“他這次很積極，牛漢說，這是向我們請罪了。眾人只是敷衍而已。”強調了“請罪”和“敷衍”兩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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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也幫著理順並還原一下事實：在1983年，賈植芳先生確實在北京看望過舒蕪，併為舒蕪住宅條件的簡陋及獲知舒蕪也被打成“右派”感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也一起前往前門飯店吃了飯並同遊了琉璃廠，可“當他看到舒蕪的購書題記的精心表演，無意識的心理陰影就出現了，他開始警惕了：這個人還在演戲，並沒有真心地懺悔”（陳思和：《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
到了1984年，賈先生再次到北京參加會議，會議期間舒蕪登門拜訪，賈先生一改一年前的態度，閉門不納了。陳思和在文章中分析，“1984年作代會上，聽到了朋友（‘胡風分子’）間議論舒蕪的是非，（賈植芳）就更加證實了對舒蕪的警惕。所謂的‘賈拒認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
▲賈植芳的《我的人生檔案》（圖/網絡）
但對於這本來是很清楚的事情，舒蕪先生把1984年的“賈拒認舒”記成了1983年的“賈認舒”，於是產生了他的“記憶之無”和賈先生的“記憶之有”。由此我不免也產生了與汪成法教授相同的疑問：舒蕪先生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誤記？又為什麼會將自己的這一“記憶”撰文告訴他人？這一“記憶”又意味著什麼？
陳思和先生在文章中寫道，“後來事實證明，先生是有見地的，舒蕪那份題記還沒有傳諸後世，就開始派上用場了。”
止庵老師曾在文章《由舒蕪之死而想到的》寫過，“舒蕪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絕對不小，極而言之，降低了傳統的道德底線，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惡化了基本的生存環境。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許多中國人不敢在私信中吐露真實想法，亦不敢保存此類信件，甚至主動上交，追本溯源，不能說與舒蕪當年之舉全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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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回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德性”上來。知識分子的“德性”所依據的是什麼，它是屬於倫理範疇還是學術範疇？
陳思和先生認為兩者皆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養“德性”的方式。比如巴金先生是在內心煎熬的懺悔中；沈從文先生是在瓶瓶罐罐的文物中；而賈植芳先生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監獄裡。傅雷先生沒有翻譯巴爾扎克全集，他仍不失為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因為他的“德行”的價值勝過了他的“言行”。
▲賈植芳（右）和陳思和（圖/網絡）
“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傳統，是賈植芳先生知識譜系的中樞點。這是他判斷所有善惡倫理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培養他“德性”的基本出發點，所以，他要求自己“把人字寫端正”，一生為此踐行不懈。
2016年我有幸跟隨李輝老師參觀了位於張掖河西學院的“賈植芳研究中心”。校方讓每個人在簽名本上寫一句話，我思量了半天，最後寫下“端端正正做一個‘大寫’的人”，表達了我對賈植芳先生的敬仰和緬懷之情，也藉此對自己鞭策和警醒。
陳思和先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專家，他師從賈植芳先生多年，治學嚴謹，為人正直。寫下《星光》，“因為心裡積累了太多的感情，才會有必須傾訴出來的慾望。”與其說是“我寫他們的事蹟”，其實也是“寫我自己的心靈成長過程。”
《星光》的出版，可以與前不久舒蕪女兒方竹的兩本新書《日記中的爸爸舒蕪》《人生實難》一起對照閱讀，這對讀者重返半個多世紀前的歷史現場，瞭解和認知歷史發展過程中滄桑風雨下個人的命運和選擇以及靈魂深處的反省，尤顯可貴。
之所以取名《星光》，暗含著某種指意，陳思和先生在《跋》中寫道，有時，我們的眼睛經常看不見天空的星星，或者看見了，也覺得暗淡無光。但是我們不能以此就認為星星消失了，天空暗淡了。我們只能相信，星星是永恆的，星光也是永久的，不管我們的眼睛看得見看不見，都沒有關係，我們的心裡需要這樣的信念。
在我眼裡，陳思和先生寫下的這些文字，有如星光，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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