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或精神重建
——關於賈平凹的《山本》
徐 勇
對於賈平凹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山本》，當然有必要置於賈平凹的整個創作歷程中考察，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有必要把它放在《古爐》（2011）和《老生》（2014）的脈絡中加以理解。這三部小說，雖然在創作時間上有一定間隔，其間作者又寫有《帶燈》（2013）和《極花》（2016），但三部之間卻有其內在的精神上的一致性。就題材而論，《山本》是寫革命歷史題材，與《老生》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就對人性的表現而言，卻又同《古爐》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三部作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賈平凹小說創作生涯中的歷史“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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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部曲”的角度看， 《老生》雖然在創作時間上處於中間，但卻是理解三部作品的內在精神一致性的關鍵。不難看出，在《老生》中，賈平凹表現歷史，其實是為表現現實服務的。即是說，現實才是作者寫作此書的起點。是現實的浮躁凌厲和亂象叢生，讓作者生髮出回溯歷史的衝動。他是想通過對歷史的回溯，找到現實的混亂的源頭或者說始因。現實意識是理解《老生》的關鍵。
本著這一理解，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認為， 《山本》雖然是講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故事，但它的起點仍舊是現在或者說當下。賈平凹並不是為著寫歷史而寫歷史。他在後記中特別提到了“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應該說，這是困擾作者自創作以來的核心命題，雖然在不同時期，作者對於這一命題有不同的理解和說法。所謂提綱挈領，抓住了這三“性”中的核心即“現代性”，就能明白作者的思考及其困惑所在。這一小說中，真正作為本土現代性的符號的是渦鎮青年井宗丞。他在平川縣讀書期間，接觸了外來的現代性的新思想，於是加入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游擊隊。他做的最驚心動魄的一件事就是綁架自己的父親。這是一種以綁架自己父親的方式表明其現代性的身份的做法。也就是說，它只是一種姿態的表示。而恰恰是這表明了現代性的暴力所在。但現代性並不總是充滿暴力的。比如說麻縣長，他是現代性的另一面，即代表理念和思想的一面，這一面，因其不掌握暴力工具（武裝力量） ，就顯得與現實格格不入。現代性的兩面性，一開始就在小說中表現出來：柔弱的理性和充滿暴力色彩的冷酷。這樣一種兩面性表現在《山本》中，使得《山本》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症候式文本，其內在的張力和矛盾，為我們深入理解這一文本打開了方便之門。
所謂秦嶺的歷史，就是一部你爭我奪的暴力鬥爭史。這樣也就能理解，何以游擊隊要收容保安團出身的阮天保並委以重任。小說最後，渦鎮在炮火中淪陷，一切的一切都結束了，現代性最終取得了勝利。但這樣的勝利是以毀滅和破壞為代價的。這可能就是賈平凹對現代性的複雜態度，他十分清楚現代性的勝利的必然，渦鎮在現代性的炮火中陷落就是明證，但他的情感更多傾向於傳統的和被毀滅的那部分，也就是說，賈平凹其實對傳統性和民間性有更多的眷戀和期待。
事實上，當“山本”以知識的形態呈現出來的時候，便已不再是“山之本來”了。麻縣長寫作《秦嶺志草木部》 《秦嶺志禽獸部》 ，就是分門別類，依次標明它的屬性和脾性，記錄在案，這是一種已經被整理過的知識。這樣的知識於“山之本來”無關，它能解釋秦嶺中的動植物，但解釋不了秦嶺中生活的山民。麻縣長最後自殺，或許正源自於這樣一種悖論和絕望：現代知識對於秦嶺中的山民來說是無效的。也就是說，麻縣長記錄下來的是關於秦嶺的“山”的知識，而不是“山之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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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賈平凹自己而言，他可能會在“現代性，傳統性，民間性”上表現出困惑和猶豫，但真正落實到小說寫作時，他關心的還是“人”本身。也就是說，他表面是在寫山，但落腳點卻是山裡生活的人，及人所構成的歷史。人性的豐富性，往往是這種三“性”所不能涵蓋的。 《山本》的大多數主人公，諸如井宗秀、阮天保、楊鍾等人就是在這三“性”之外的構成，而恰恰是他們構成了《山本》這部小說的大部。
也就是說，真正與秦嶺具有同構關係的，不是井宗丞、陸菊人和陳先生，而是那些芸芸眾生，及他們當中的代表。比如說井宗秀與阮天保，他們之間的生死較量，既沒有道理，但又似乎自然而然。說其沒道理是因為他們兩人從小一起長大，並無什麼深仇大恨，他們的矛盾只在於兩個人都是渦鎮人。阮天寶野心勃勃而狠毒，自然不願屈居井宗秀之下，井宗秀有帥才有城府，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他們的矛盾不可避免。在這裡，他們之間的較量，無關理想，無關信念。他們加入保安團、預備旅，甚或游擊隊，都極具偶然性。雖然井宗秀是一個很有抱負之人，但他並沒有自己的一套清晰完整而有意識的構想。他與阮天保的區別只在於，一個看起來像文人，一個更像是武夫。而恰恰是他們兩人，可以說代表了秦嶺之中生活的芸芸眾生。在他們的周圍，都是介於他們之間的人物群像。對於這些芸芸眾生，是無所謂人生信條的。即使是作者傾注感情較多的井宗秀，也是如此。他們的人生盲目而隨意，甚至可以說也無所謂善惡觀念，只憑一時的好惡或心情。很多時候，一個人的生死，往往只在偶然的情況被決定。而那些所謂的倫理上的、道德上的約束，對他們全不起作用。
為什麼是這樣？原因很簡單。當年的秦嶺正值亂世，所謂你方唱罷我登場，法制鬆弛，道德淪喪，社會失序，戰亂頻仍。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微末。因此，慾望的滿足和偶然的意念，取代法制和倫理，就成為推動秦嶺人行止的力量。這是一種現實的生存法則，因為對於這樣的亂世，個人並不能確保自身生命的長期安全，只有慾望及其滿足才是實在而真切的存在。如此看來，賈平凹其實是通過寫人，以反思現代以來的各種劇變。當這些變革以現代或暴力的名義展開時，它給秦嶺百姓所帶來的其實是世事的混亂和生民的塗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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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游擊隊最後攻克渦鎮，取得勝利，並不是因為觀念上的先進，或者廣泛的群眾動員，而是一種勢所必然。這就是“變”與“不變”的統一。秦嶺以它的無言，接納了萬事萬物，生死輪迴。所謂“不變” ，才是永恆，“變”只是暫時的。從這個角度，陸菊人和陳醫生的存在又是十分重要的，舍此便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一小說。陳先生看破生死輪迴，處變不驚，這些都是因為有了老莊哲學為代表的傳統思想。這與《古爐》中基督教思想不同。陸菊人代表的是現世的或民間的安穩的因素，它以一種輪迴觀念和神秘主義的氣息，看待生死，她的所謂風度，正體現在這種通達超脫上。對於亂世，他們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雖然脆弱不堪，但卻具有穩定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說，傳統的和民間的文化，在現代性社會里，具有其精神上的巨大力量。而這種博大，某種程度上正是與“山”之沉默和靜默相呼應，所以小說的結尾處才會有這樣的話：“陸菊人看著陳先生，陳先生的身後，屋院之後，城牆之後，遠處的山峰巒疊嶂，以盡著黛青。 ”
這樣來看，就會發現，麻縣長的死其實是必然的。現代性視野下的“秦嶺志”不是麻縣長所能寫得出的，“秦嶺志”體現存在於陳先生和陸菊人身上。這種“秦嶺志”表現為寬厚廣博，體現在仁慈自然。它接納一切，藏汙納垢，自然會埋葬一切，也能化腐朽成養分。它不表達，也無法表達。它是陳思和意義上的“民間”形態和傳統的結合，雖不能抵擋現代性的衝擊，但作為精神的力量卻能永存，與山的形象融合在一起。這或許就是“山本”的真正內涵。表面看來，賈平凹是在借現代性的名義反思現代革命，具有“新歷史”寫作的意味，但《山本》終究不是《白鹿原》 （陳忠實） 。賈平凹思考著的是，如何在這樣一種現代性的失序狀態下，重聚人心，重建家園。而也正是這點，使得這一小說不同於《老生》和《古爐》 。作為“三部曲”最後一部， 《山本》的意義或許在於，它能在生死的思考和人性的勘探之外尋求一種精神重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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