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東方IC/圖）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是77級大學生，畢業後留校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42年來，他親歷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許多歷史性事件。
1978年，陳思和的同班同學盧新華在《文匯報》發表小說《傷痕》，11天后陳思和發表評論《藝術地再現生活的真實》。《傷痕》引發全國讀者的關注和討論，成為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傷痕文學”的代表作。
從1980年代至今，陳思和跟蹤閱讀和評論莫言、王安憶等同代作家的作品。2012年莫言赴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陳思和是除莫言家屬、翻譯和工作人員之外，唯一受其邀請參加全部頒獎活動的評論家。
1999年，陳思和擔任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上海市高一學生韓寒未留意複賽通知，幾乎錯過決賽。“陳思和老師當時就提出說可以補考，最後我獲得了一等獎。”韓寒曾回憶，“我非常感謝陳思和老師當時為我的直言。”
2001年起，陳思和擔任12年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如今，中國當代文學不復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舉國關注，他卻認為，“邊緣化”才標誌著文學成熟，“這時候文學不再是工具，不需要再迎合讀者”。
2018年，陳思和策劃音頻節目《中國文學大師課》，領銜12位學者為大眾講解中國現當代文學。他拒絕為取悅聽眾講花邊新聞或插科打諢，還“破天荒第一次用講稿”。
2018年12月20日，在他擔任館長的復旦大學圖書館，陳思和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
很多作家說“我不在乎，也不看評論”，其實都在乎
南方週末：那些你“跟蹤”了三四十年的作家，為什麼會參與針對大眾的文學課？
陳思和：最早是我的動議。因為我們的課程是解讀文學文本，本來一門課十分鐘，我說留三分鐘在前，先讀兩段作品原文。當然請作家本人最好，比如解讀《透明的紅蘿蔔》，由莫言讀當然好了。後來平臺方有另外一個思想，就是請他們擔任十個單元的導師，就每個單元的話題談談想法。
南方週末：你關注的同代作家近兩年在創作上有什麼新趨勢？
陳思和：這一代人現在都已經60歲以上了。他們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力，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很可貴，沒有很多政治的、社會的因素干擾他們，這40年來他們基本按照自己的經驗理解生活，沒有人“關心”他們，比較“邊緣化”。這些作家都成了不可替代的，再來一個作家冒充莫言，是冒充不了的，冒充餘華也寫不出來，這批作家的風格基本上成熟了。一般來說，成熟一定自我束縛或者保守，把自己框住，比如郁達夫。郁達夫後來寫的和前面差不多，永遠都是這個風格的。
但在今天的中國，有幾個作家還能主動突破，努力在變。賈平凹是一個，他的《山本》，這種氣象、容量，要生命力旺盛。張煒這兩年的新作品也很好，也在變。他們能維繫這樣的時代最高水平，但畢竟不是他們生命力最旺盛的時代了。時代變化得非常厲害，能不能在老作家的手中出現新的跡象，承上啟下，現在還看不出來。
南方週末：你會關注85後或者是90後的作家嗎？
陳思和：很少，我真有點看不懂。不是看不懂文字和內容，我在讀，但是激不起我對作品和時代關係的聯想。可能是我沒有讀到特別好的作品，也可能是我自己跟不上時代。
跟我關係比較好的一些作家的創作，我都很關注。讀他們的作品，其實也在讀我的人生，因為是同代人。如果我可以和一個80後作家溝通，至少溝通不了那麼深；和我同年齡的作家，我就容易瞭解。我對後者的一些批評，不一定是他們自己的真實想法，只是我的真實想法，我把對人生的理解，對文學、人生和生命三者關係的理解表達出來。比如餘華的《兄弟》寫出來一片罵聲，我是支持他的。其實我不是支持餘華，是支持了自己的看法，自己對這個社會的解讀。
我一直覺得，文學作品的流傳，文學本身的發展，都是作家和批評家一起完成的。高曉聲在1980年代以寫實為代表，寫《陳奐生上城》。後來他自己想變一變，1980年代又寫了一組短篇小說，筆記小說，新的方式，像寓言一樣。出來以後大家覺得很好，但沒有話可講，只有吳亮寫過評論，後來高曉聲又繼續寫陳奐生了。他也是復旦大學的兼職教授，有一次我說：“你那時候寫《飛磨》，寫得很好，為什麼沒有寫下去？”他說：“你們不支持我。作家是需要哄的，大家都說你好，就會寫下去。”當時批評他的人很多，認為他背離現實主義。
很多作家說“我不在乎，也不看評論”，其實都在乎，而且希望看到好的評論。你要提出一個比他更高的境界，告訴作家這個作品可以達到什麼程度。作家就是按照形象思維在做，形象思維不會告訴你這有什麼意義；作家一關心這個意義，小說就寫不好了。但寫了就要評論家解讀，如果解讀得比作家高一點或更有意義，就會提醒作家，原來還可以這樣子。
當年岡察洛夫寫了長篇小說《奧勃洛莫夫》，寫一個地主很懶，幹什麼都沒精神。後來杜勃羅留波夫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討論什麼是“多餘人”，把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都賦予了這個人物。所以，岡察洛夫說《奧勃洛莫夫》是杜勃羅留波夫一起創造的。
我們今天就缺乏這樣的評論家，有社會責任感，能夠提升作家的。我跟年輕的學生講，應該向杜勃羅留波夫學習。現在大家都說“佛系青年”，什麼都沒興趣，懶洋洋的，這樣的人物今天文學作品有沒有？如果80後、90後的作品出現了這樣的形象，哪怕寫得不成熟，你可以比他成熟。這個人物賦予了什麼意義，哪裡還不夠，可以通過評論來塑造。塑造出一個大家接受的普遍形象，對社會、文學就有貢獻了。我做不來，因為年輕人跟我已經很隔閡了，同代人能給你感受。
“中國現當代文學從來都不是一門貴族的課”
南方週末：實際上早在1970年代，你有給大眾“講課”的經歷。
陳思和：我當時20歲左右，盧灣區幾個大的劇院，淮海電影院、雅廬書場，經常是我們街道開會的地方。當時我有兩個身份，一個是盧灣區圖書館書評組成員，有宣講任務，還有是淮海街道理論隊伍成員，要宣講黨的政策，講一些文化（話題）。下面坐的都是老媽媽，有退休教師，也有家庭婦女。一些政治題目我都用上海話講，還會把它們“融化”成一個個故事。
南方週末：2003年左右你還在網站做過文字直播，跟網友交流。
陳思和：當時主要為給《上海文學》做宣傳。那時還不能直接面對面，寫了以後打出來的。我從來沒有拒絕跟社會、跟大眾交流。中國現當代文學從來都不是一門貴族的課，它是一門大眾的課，和我們的人生、命運聯繫在一起。
南方週末：隨著技術發展，越來越多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有聲書，你怎樣看待這樣產品？
陳思和：好的地方是參與度越來越大，參與的人越來越多，不好的就是感受力越來越差。文學是語言藝術，不是給你聽的，也不是給你看，它需要你對文字的感悟力，對文字的聯想，來產生完整的印象。後來出現很多圖畫、連環畫，文學改編電影，就是給那些文化程度比較低的人看。李逵是“鬼一樣的”，到底鬼什麼樣咱們也不知道，但它給你一種感受力、衝擊力，這是文學最高的境界。形象就是多元的，各種各樣的想象都可以。一到繪畫，畫完這個人就定型了；一旦到真人版影視，比如《紅樓夢》，陳曉旭來演，大家會說林黛玉不就是這樣的嘛。其實林黛玉到底怎麼樣，我們不知道，可影視往往就把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減弱了，方便，容易看。
音頻更退化了，完全可以閉著眼睛，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聽故事。一般人就這樣聽過去：“我知道這個故事了。”其實裡面很精彩的東西都沒了，都聽不到了。真研究文學，還是要回到最初的文字，音頻只是替代品。隨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需要大眾參與文學的方法。
南方週末：你在學校裡講了幾十年文學史，主要面對中文系學生，換作一個更大的群體聽講，你會做什麼調整？
陳思和：我其實沒什麼對社會發言的經驗，這次是好玩的事情，偶爾為之，這些課大概不會和我課堂上講的有什麼太大變化。因為我理解，有廣泛聽眾的音頻平臺，也需要一些高層次的精神產品。我們這個團隊是很棒的，要把復旦大學的學術聲音放到社會上去，讓平時沒有機會進復旦校園，又熱愛文學的聽眾聽到復旦老師的水平。這樣的情況下，我就不能降低教學水平，如果我們也降低到打哈哈的，或者為了取悅聽眾故意講一點花邊新聞，意義就達不到了。當然可以講得通俗一點，不要用太多學術語彙。但我講到左翼思想，平臺方說要解釋，聽眾聽不懂。我說聽不懂就聽不懂，放在那裡，讓人家知道有這麼一個概念就可以了。
我希望通過這門課使大家知道大學老師怎麼上課，還上得不賴。其實我在大學裡上課，也從來沒有覺得學生是非常高深的人，必須提著精神去講。在我眼裡都是小朋友，希望跟他們平等交流。
你憑什麼不尊重阿Q
南方週末：這次的文學課以人生中的各種主題為線索，你為什麼採用這種新穎的結構方式？
陳思和：我對生命意識特別強烈。小時候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童年時，隔壁什麼人死了，他就非常害怕，躲在一個角落裡，羅曼·羅蘭把這種心理寫出來了。我當時就很有體會，長輩死亡的細節到現在記憶還非常深刻。按說小孩想的應該都是溫暖的，幸福的花朵，不是的，因為當時人的生命弱，看到另外一個生命弱時就會恐懼。我想這就應該是童年時代的烙印，和他未來的生命週期——包括死亡——是有呼應的。
1988年我編過一本辭典，《人類精神自畫像》。這本辭典很簡單，把文學作品當中有關人的精神現象都摘下來分類，從孩子到青年到壯年。我覺得人生每一個年齡階段，都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別的年齡不會取代的內涵。這種對文學的理解，我一直蠻看重，在評論文章中也經常討論生命意識。
南方週末：這次你選擇了一些知名作家的“陌生”作品，比如冰心的《分》，寫的不是“愛的哲學”，而是人和人出生時就出現的差距。你在什麼時候發現這樣的冰心？
陳思和：我很早就關注到，和我的選擇有關。冰心前期那種寫“愛的哲學”的作品，我感情上不大喜歡，覺得太淺，像給兒童看的。這一篇《分》是冰心1930年代初寫的，用比較樸素的階級分野來看這個社會，內涵也蠻淺的。但我特意講了小說裡沒有明確表達的意思。它講一箇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有錢可以住豪華病房，可以給孩子各種玩具，許諾未來幾歲給孩子買車，但她缺少生命力，沒有奶水。這是很重要的象徵，有錢人沒有活潑的生命力；就像那個小孩，剛剛生下，什麼都被規劃好，所以生命力不能蓬勃發展。
反過來，屠夫一家本來就很有力量，整天殺豬，生命力非常旺盛。他們的孩子穿也沒得穿，吃也沒得吃，可是奶水很充足，充足到要用奶水去換錢，這又是一個象徵。小說裡還有一個隱喻，兩家人都出院了，屠夫的兒子吃不到自己母親的奶，因為媽媽要去給人家做奶媽了，小說應該暗示他母親就是到這個中產階級家裡去。這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有錢的知識分子的孩子，一定要接受勞動人民的生命基因才能強壯。這在現代文學史上太多了，《大堰河》是最典型的作品，艾青是地主的兒子，但吃大堰河的奶長大。另外一篇很有名的小說《官官的補品》現在不大有人讀了，吳組緗寫的，就是談一個小孩子吃奶媽的奶長大的。還有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你可以看到生命傳遞的意象，一個知識分子、有錢人，吃著窮人奶水長大，這就是生命意識。很多文學是生命的象徵。
南方週末：在《雷雨》《活著》等大眾熟知的作品裡，你看到了哪些被忽視的內涵？
陳思和：《雷雨》我分三節課講，放在女性這一單元。我把女性單獨列出來，因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女性和今天的社會關係太密切了。解讀現代文學中的女性，是為了解決或提醒今天社會許多和女性相關的人生問題。
《雷雨》裡無名的女人，文學史上從來不談。大家過去把她看作壞人，因為她介入才破壞了梅侍萍和周樸園的組合；而且肯定是有錢的小姐，一提有錢人，當時的階級思維就認為是壞人。我就要討論這位女性，順便也講一講巴金小說的女性。還有《駱駝祥子》裡的虎妞，我覺得文學上的評價是不公正的，完全用男權中心主義來解讀女性，老舍自己也有問題。
嚴歌苓的《陸犯焉識》，我要講一個等待的問題。小說後來拍成電影《歸來》，總體上不如小說，但鞏俐演的女主角是蠻好的。其實引起了社會討論：男人不愛女人，“陸犯焉識”根本不愛這個老婆，老婆愛不愛他我也不知道，但她總相信男人是愛她的，一定會回來，就用一種等待的心理完成她所有生命的意義。女性等待什麼呢？如果在舊社會她沒有獨立能力，只能這樣，可是在《陸犯焉識》的年代，包括後來陸焉識被抓到牢裡去了，是什麼精神力量支撐她要這樣等，我想討論這個問題。這節課我沒有放到女性單元，而放在“人生的困頓”，各種家庭問題，各種麻煩。
南方週末：其實主角還是女性。
陳思和：男性也有很多問題，我們對男性的很多認知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是在啟蒙的、意識形態化的氛圍裡解讀出來的。比如我們現在都覺得阿Q是麻木、可笑的，代表魯迅對這樣一種國民性的痛恨，要挖出個人的可笑和無能。
但阿Q有沒有主體？沒人關心這個問題。我覺得阿Q有主體性，和閏土還不一樣。他這麼吵，要去摸小尼姑的臉，要“手持鋼鞭將你打”；只不過有社會地位、有知識的人不認可他的主體性。阿Q在茶館裡一講城裡人殺人，大家都去聽，這時候他就高興了，於是添油加醋。這就是一個人的尊嚴，他希望人家尊重他，來聽聽他的話。
最後阿Q要死了，人家讓他畫個圓，他很努力地畫。我們都笑他，唱滑稽戲的、演喜劇的會表現這個人的愚昧，連個圓都畫不圓。何其芳評論說：魯迅很沉重，人家砍你頭了，你還不知道，還努力想要把這個圓畫好。可是反過來想，一個人已經到死了，都沒得到過人家尊重，還在努力地希望人家誇獎他，希望人家說阿Q這個圓畫得不錯。阿Q從來沒有破罐子破摔，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自尊。
所以我覺得，當年啟蒙者在“鑑定”老百姓時，對老百姓不夠尊重。我問過好幾個寫農民的作家，他們說農民就是不說話的，其實農民只是不對他說話。有一次我去看裝修現場，裝修工人一面勞動，一面唱家鄉小調，聲音很高很響，很快樂。你一去，他們不唱了，不跟你講。到莫言手裡農民開始發言了，莫言寫的農民都是滔滔不絕、囉哩囉嗦的。現在有很多值得我們講的，要改變我們閱讀的思維。不是講文學，是講人生，講生命的問題。阿Q的生命也是值得尊重的，你憑什麼不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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