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上午，著名作家從維熙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
從維熙出生於1933年，河北玉田人，年輕時曾任教師，後任北京日報記者、編輯。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風淚眼》，長篇小說《北國草》，長篇紀實文學《走向混沌》等。
對於文學，從維熙一生抱有熱忱：“我必須把它寫出來，對歷史，對良心負責，也對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負責，讓他們留下自己的聲音。”
《大牆下的紅玉蘭》手稿樣書封面 圖片來源：周立民
與巴金的不解之緣
《大牆下的紅玉蘭》是從維熙的代表作之一，當時發表於《收穫》。從維熙曾給《收穫》撰文回憶，之所以選擇將手稿寄給《收穫》，是因為當時耳聞到巴金將主持《收穫》復刊的工作。“我從青少年時代就熟讀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潛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壇中不是作家中追風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膽良知端莊的梧桐。”
事後，從維熙得知，最終敢於拍板，讓其最終發表的正是巴金。《收穫》副總編鐘紅明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大牆下的紅玉蘭》發表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後來在《文藝報》舉行小說評獎時，這篇小說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從維熙的作品可以說是新時期文學作品的代表作，表達了面對挫折和正視歷史的勇氣。”鍾紅明說。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巴金誕辰55週年紀念日上，從維熙曾來到上海的巴金故居參觀，當場嚎啕大哭，可見他對巴金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作為不同時代的中國作家，巴金和從維熙都以真誠的心態來感染讀者，他們的文字中都充滿感情。巴老寫了《隨想錄》，叢玉璽寫了回憶錄，他們面對歷史，都有深深的反思。”
周立民認為，在《大牆下的紅玉蘭》發表之前，從維熙和巴金之間並無私交。“在巴金的主導下，《收穫》曾發表許多有爭議的作品，那一代青年作家和巴老都有文學上的交往，這就是文學精神的傳承。在巴金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肯定青年作家的創作，甚至當他們遭受質疑和批判時，也會挺身而出為他們說話。如果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巴金就像當時文壇的一棵大樹，很多青年作家都受到了庇護。”
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就在一個月前，巴金故居經過李輝先生的同意，拿到《大牆下的紅玉蘭》手稿，就在一天前剛印好了樣書，準備送給病中的從維熙，沒想到，沒能趕上他的最後一面，“這是一生的遺憾。”
敢於表達的性情中人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子善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從維熙是新時期文學起步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屬於“傷痕文學”的一部分，“他的思想很開放，對港臺的文學交流做出很大的貢獻；同時，他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堅持文學就要反映生活，在寫作中表達了真誠的感情。”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對澎湃新聞記者回憶，即便遇到挫折的從維熙，內心依舊很美。“在生活最困頓的時候，他也不忘給太太寫情書，感動了很多人。”
“作為在新時期文學影響如此巨大的作家，從維熙是淡泊名利的。這幾年他的社會活動非常少，我很欣賞他內心深處的清靜，他的作品很沉重，但是文字很美。儘管敘述的是沉重的歷史，但不是很陰暗，也不渾濁，能從歷史的沉重中發掘一絲光亮，這對於當今的寫作者來說，是對照和反思。”周立民表示。“他也是一個性情中人，很有正義感，敢於承擔也敢於表達。”
《收穫》主編程永新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最近《收穫》正在整理他所有發表的作品。“我從大學時開始看他的作品，在印象中，他的寫作很誠懇，也不玩弄形式，用文學來表達內心真實的所思所想，用文字確立其在思想解放上的意義，對後來的文學發展，包括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產生了影響。”
作家李輝在回憶性散文《我與老從》中提到，老從與他是忘年交。“他很願意聽我說，因為他知道我是愛護他的。有時候，他會給我打電話抱怨文章發不出來。我就勸他，跟著時代走，做有意義的事，沒意思的事不做。”
“老從的好處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運的作家，能寫出很好的作品。”李輝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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