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人念及孫犁，只是一位作家，僅此而已。即使在老家孫遼城的街面上，也未必有多少人摸底。孫家舊宅已經拆了，成為寬敞的過道。唯獨滹沱河的風沙依舊從村北吹來，輕輕掠過矮林的樹梢。
孫犁在《無為集》裡收了一篇取名《老家》的短文，說自己12歲離開家，行居無定，到了晚年，再也不可能回老家來住了。他悲涼地寫道：“從我這一輩起，我這一家人，就要流落異鄉了。”“夢中每迷還鄉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從安平到天津，四五百里，並不太遠；然而，凝結著鄉愁的詩句卻總伴著三更殘夢，跟頭趔趄地跋涉在冀中鄉間的土路上。不是迷路，就是下雨，望著老家回不去。直到氣喘吁吁地急醒，窗外正是滿天星斗。
車到孫遼城，我的眼淚也來了。陪同的本地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孫犁對這座村莊的依戀。如今，他人已作古，遺憾長留在文字裡。若非有緣，何以我會順著他的願望來了呢？村裡的幹部黑瘦，爽朗，光著脊樑。邊引路，邊埋怨：“孫犁那房子，早拆了。什麼也沒有啦。”
果然，一根舊草刺兒都沒有，盛夏的風有氣無力地吹拂著。街上，光脊樑的老人或者光屁股的孩子，遠遠地站著，眼睛一眨一眨的。在他們看來，孫犁太遙遠了，至多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牌位。至於孫家拆房捐小學的事兒，知道的人也不多。
孫犁《故園的消失》裡記載那段歷史。村裡建小學，沒有錢。老支書帶著兩個人跑到天津化緣。孫犁給了兩個方案：或者乾脆出兩千元；或者捨去自家舊宅變賣，外加一千塊贊助。末了，還是決定拆房。村裡鄉親是高估孫犁了，以為他是名人，必定手頭寬綽。孫犁當面取出一冊新版散文集，說：“這樣一本書，要寫一年多，人家才給800元。”何況，人老了，也寫不出多少東西，哪來大把的鈔票？
先前，孫犁對老宅的態度是：“也不拆，也不賣，聽其自然，倒了再說。”“那總是一個標誌，證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戶。人們路過那裡，看到那破房，就會想起我，唸叨我。不然，就真的會把我忘記了。”上世紀80年代末，孫遼城的小學建起來了，孫犁付出了超過一本書的稿費，老宅也被連根拔掉。
陪我的村幹部連聲唏噓，表示要向上邊申請一筆錢，重建孫家老宅——這可是個餿主意。《紅樓夢》裡說“玉山傾倒再難扶”，文化景觀難以複製，哪有想建就建的道理？我埋怨孫遼城人短見，甚至刻薄地說：“讓讓你們就上炕啊？叫拆房就拆，幸好沒把老孫家祖墳刨了去！幾百年也出不了一個孫犁，你們錯過了這段因緣，恐怕再也不可能有機會了。”這話，令村幹部大為不快。
孫家老宅西側立起一座新院子，主人是孫犁的堂侄，他曾在天津伺候了伯父十多個年頭兒。攀談過後，我極為掃興，他竟並不清楚朝夕相處的伯父是一位聲名顯赫的文學宗師。慢說墨跡遺物未曾留下，即使他家僅有的一本《風雲初記》也是破破爛爛的，像小孩子撕扯塗抹過。不過，孫犁少有的幾次回鄉，確實住在堂侄的房舍裡，蔥炒白菜、玉米麵粥，老人吃得滿頭大汗、嘖嘖有聲。孫犁回鄉抱著近乎謙恭甚至卑微的態度，離村老遠便要下車步行，逢人總要熱情地招呼。離開時也是如此，一直上了村南岔道，還低聲問堂侄：“碰不到咱村人了吧？”確信無疑後，才登車遠去。
這種習慣，老作家楊潤身也同樣保持著，他是孫犁的老朋友。據說，上世紀50年代末，楊因為“反右傾”倒了黴。親朋故舊退避三舍，唯有孫犁，青衫布履，登門探望，他囑告“往寬處想，要堅強”。楊潤身哭了。他捧出一把大紅棗，一顆一顆地數著，說：“這是我的老母親，在生產隊的果樹下撿來的。一共50個，送你10顆。”接過紅棗，孫犁的眼淚也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對於故園，楊潤身更幸運，他可以常年泡在平山。孫犁卻只能在孤獨的文字裡回家。他說：“那裡的河流，確已經幹了，但風沙還是熟悉的；屋頂上的炊煙不見了，灶下做飯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頂上長著很高的草，破陋不堪；村裡故舊，都指點著說：‘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來了。’”
如今，孫遼城再不見屬於孫犁的那縷炊煙，他似乎成了一段無關痛癢的傳說。我悵然離去。當夜怎麼也睡不著，便撥通電話找人訴說：孫犁的長子孫曉達、孫犁的學生從維熙，以及老作家楊潤身。藉著仲夏的明月，互相談了很久，有關文學、孫犁、故園和炊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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