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這個話題將來會成為顯學，越來越被大家關注。文學語言本來是不分家的，但是隨著現代學科的發展，語言歸語言，文學歸文學，各自都有很多研究，現在把這兩者重新放在一起來討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在80年以前，老校長陳望道先生就在復旦大學開設了中國修辭學的課，後來形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修辭學發凡》。修辭在西方是有悠久傳統的，從古希臘伊索克拉特（Isokrates，公元前436年—前338年）時代就開始，但在中國，能夠在高校裡開設修辭學，討論語言問題，是與新文學運動有關。陳望道先生就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骨幹，他在開設修辭課程的時候，就把語言和文學兩個學科結合起來了。我們現在雖然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是把語言和文學放在一起，其實這是兩個有各自特點的學科，把語言、文學放在一起來研究討論，這在復旦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復旦大學有很多老師是從人文的立場上關心語言學，包括後來的張世祿教授、申小龍教授，現在到郜元寶教授，他們都關心文學和語言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從人文的立場，從文學的立場來考察語言的規律，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在復旦有這麼一線傳統，點點滴滴的積累，語言研究中的人文立場和人文精神，這是非常可貴的。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研究不多，但我是這樣想的：明年是2017年，新文化運動已經一百年了，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開始推動新文學運動，最初新文學運動是白話文運動，推廣白話文，後來慢慢地變成新文學運動了。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這兩個名詞是可以互相取代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就是說，“五四”這麼大的一場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起源是在語言，是從語言開始爆發的革命，然後逐漸推動了這樣一個影響了整個國民、影響了中國未來走向的大思潮，語言運動藉助了文學，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了文學，就是這樣一種關係。那麼這樣一種關係就不僅僅是修辭的問題了，我覺得這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是有關係的，他是在哲學背景下推動語言的改革，這樣一種改革，過去沒有過，未來應該也會很難出現。就在“五四”時候，在一百年以前中國就是突然出現了語言和文學高度結合又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轉型和發展的這樣一個運動，所以，我們今天研究新文學運動，如果不從語言開始，總是失去了它最精彩或者說最核心的問題。我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最近正在殺青，元寶教授幫我寫了其中最重要的幾章，就是討論新文學運動的語言，我們一起設計了有關章節，從章太炎的古文，到章士釗的邏輯文，再到吳稚暉的那種純粹的西化白話，這樣多種嘗試、發展演變到最後就形成了“五四”新的白話文運動，這一章郜元寶教授寫得非常精彩。
所以說，討論新文學，先討論語言革命，語言隱含一種思維形態，反映了民族的思維形態，不是個人的，而是民族的思維形態。所以，胡適陳獨秀們斬釘截鐵地要從語言改革著手來發起新文學運動，就是因為我們所從事的這樣一個運動——啟蒙運動也好，現代化進程也好——都不是個別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審美問題，而是一個國民改造問題，他們是要推動整個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就是民族再造這樣一個重大使命，而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只有一樣東西是能把全民都聯繫起來，那就是語言。語言是一個能夠把整個民族攏起來的東西，要推動一個民族的改變，語言的改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怎麼來高評這一百年來的白話文都是不過分的。沒有白話文就是沒有後來那麼豐富的現代漢語，白話文越徹底，就越能掌握中華民族的話語權。這是我的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是關於文學運動與語言的關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發起的，獲得了成功。從思維形態的發展來說，白話文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思維傾向：一種就是胡適提倡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也是黃遵憲所謂的“我手寫我口”，就是把這個“言”和“文”完全一致化，胡適在這一點上是有所堅持的，他做得非常徹底，他一直到死了，我記得臺灣“中央研究院”邊上的胡適墓碑上，還刻著“胡適之先生的墓”，我們一般都是“某某之墓”，胡適墓沒有用“之”，而是用“的”，是非常徹底的貫徹言文一致。這樣一種徹底的具有現代意識的白話文形態，我認為是一種文化的普及，是一種旨在消滅社會等級的文化普及運動，語言是沒有階級的，但是使用語言的人是有階級的，當知識分子使用高雅的文言文表達自己意願的時候，他就與所謂的下等人（勞動大眾）區別開來，那麼胡適寧可放棄這些高雅的語言形態，採用所謂“引車賣漿者流”都能聽懂的語言來推廣他的思想。我們後來的文化（包括文學）的發展，整個思路是在朝平民化在發展，後來左翼文藝討論什麼大眾語，一直到延安整風時毛澤東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等等，這一路下來，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一個基本走向。這條路線對文化的普及是很有價值、很有作用的，但是對文學自身的發展未必就好。文言文是積累了兩千年實踐傳統的中國人情感美學的載體，這個載體在完全被破壞和拋棄以後，它必須要轉換為另外一種現代漢語的、現代語言的美感的形態，來滿足現代人更加複雜的感情因素的表達。這是“五四”新文學必須解決的問題，雖然沒有解決好，但是新文學作家們是在努力解決，這就是我們長期缺乏認識的語言歐化的問題。當真正“五四”新文學興起，它的標誌性的作品，不是晚清小說，不是晚清白話，也不是傳教士翻譯《聖經》的白話，而是魯迅的小說。現在我們學術界很多人都在研究晚清傳教士的翻譯，也有人研究晚清小說的白話，似乎得出一個結論，白話文不是從“五四”開始的，而是在晚清或者更早的時候就產生了，所以“五四”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文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在很多年以前指導過一位博士生寫論文，她研究1921年以前的《小說月報》，在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新文學白話文其實不用搞，不搞，民國初年的小說也是寫白話文的，而且那麼通暢，那麼純粹。新文學運動恰恰使文學創作受了大量西方文化影響，寫出來的白話文都拗裡拗口，反而不通俗了，因為原來《小說月報》上的語言都是非常通俗的。當時那位博士生與我討論了很久，這個問題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我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慢慢意識到，恰恰不是晚清以來的白話文，恰恰不是從《紅樓夢》和《水滸傳》開始的那種傳統白話文學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而是來自歐洲的翻譯語言，就是我們一直詬病的歐化的語言，這種語言進來，成為我們新文學的主流語言，才是一種具有美感的、能更準確描述現代人審美心理的語言。魯迅說得很清楚，人家都批評他，說他硬譯直譯都不好，讀起來不順，魯迅就說，我根本就是不要你們舒服麼，就不要你們讀得很順麼，為什麼？就是因為我要你們改變自己的腦子，改變你們的思維。中國人的原來的文言文是一種模糊結構，意義比較籠統，比較朦朧，不利於中國人接受現代的先進思想，中國人缺少的是一種更加嚴密、精確表達自己思想的語言結構，也就是思維形態。所以他用西方人的語言結構來翻譯小說，就是要你知道西方人是怎麼理解一句話、怎麼表述內心世界的，這樣一種語言結構可以導致一個人對內心世界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更有利於把現代人的豐富感受表達出來。古代人寫文章常常帶有一種抒情性，但很少做到清晰、準確，但是現代白話是可以做到的。我一直引用魯迅《狂人日記》裡的語言描寫：“不能想了。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裡，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這個段落裡這兩句是非常經典的歐化語言：“……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裡，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這種重疊的雙重否定，在中國古代是不可能出現的，而且這句話不用這種雙重否定來表達也是可以的。就這麼寫：“大哥就把妹子的肉和在飯菜裡給我們吃，我就無意中吃了妹子的幾片肉。”這麼寫完全可以，而且更清楚、順口。但是魯迅作為文學家他要表達一種更加深邃的心理活動，他就用這樣一種雙重否定的方法，表達一個狂人根本不想承認自己吃過人但又不得不承認的內心掙扎，他根本不想承認，他是在拒絕，不斷在用否定來拒絕，但到最後還是沒有拒絕，因為他用了幾個否定導致了最後的意思還是吃了人。這樣一種痛苦的、不得不承認的內心世界，如果用一個很通俗的話來表達是表達不出來的，他只有用一種很拗口的、很複雜的歐化語言結構才能表達出來。所以我覺得當魯迅吸收了西方語言的時候，他不是隻學了一個西方的語法結構，他是把西方人的思維，把西方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都接受過來了。
這種歐化思維形態，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茅盾小說、巴金小說、甚至葉聖陶的小說裡面都有，但我們今天看不到，我們今天看到的都是解放以後作家出版文集修改過的文本，作家們都認為自己當初的歐化語言是不純粹的，不通順的，都把自己的文字改過來，改成我們今天最通俗、給工農兵看的一種語言，所以，我們今天讀巴金的小說，讀葉聖陶的小說都覺得他們的語言好啊，語言大師啊，但是在最初那個時代，他們的語言都是不規範的，都是用那種拗裡拗口的、我們今天說有很多語法毛病的這樣一種語言來表現的，但是恰恰是這種不規範的可能有很多毛病的、也可能是生搬硬套的語言，打亂了中國人一直以為唯美啊、純粹啊、傳統的審美習慣，歐化白話把一種讓我們感到不習慣的，感到陌生的、驚訝的甚至感到要拒絕的語言結構，或者說是思維形態，慢慢地引進中國，讓新文學作家成為具有現代思維能力的人，成為一個現代的作家。魯迅是掌握了這種新的思維表達能力的作家，他在小說裡嘲笑了說著“多乎哉不多也”的孔乙己的語言，魯迅也憐憫像中年閏土那樣，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清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對歐化語言缺乏歷史的、公正的評價，因為我們後來要強調為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似乎是越通俗越好，都寫到詩歌裡去就覺得是大眾化了，所以文學語言不斷改變，歐化的因素都慢慢改變掉了，慢慢就改成我們現在都能說的口語。但是我還是認為，五四時期歐化語言的引進，是白話文取得實質性勝利的根本性原因。可惜這個影響在今天只有部分理論研究中還有所堅持，從魯迅到胡風，從胡風到阿壠、路翎，再到上世紀80年代劉再復提倡方法論以後，大量的西方文論傳入中國，直接影響了許多理論工作者的文風。雖然這種種文風常常被人詬病，但是我還是想說句平心而論的話，文章寫得拗裡拗口不通順當然不足取，但如果作者自己確實是那麼感受和思考問題的，也未必就是壞事。我不認為寫得非常流暢的文章就是達意了，非常流暢的文章也可能是作者的思想本來就很淺，一杯白開水，什麼都一覽無餘，自然是很簡單，或者就是有了深刻思想卻表達不出來，辭不達意。我覺得一個理論家如果思想很複雜，思維形態很豐富，他思考到某種精微處、複雜處，他自己也表達不清楚的時候，一定會產生混亂的，這個混亂在語言表達上可能是敗筆，但是在思想上，可能是他更加深刻了。這個對我們通過現代漢語來探索美學高度、探討現代漢語精深博大的美學形態，是非常重要的環節。所以，我非常希望我們這個今天的研討會能夠取得成果，就是從哲學意義上，從思想意義上，來討論新文學所獲得的語言的成果。
［作者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200433）。錄音整理：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王佳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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