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近期分別舉辦了紀念鄭振鐸誕辰120週年特別展覽。從1949年前在上海“孤島”時期搶救古籍善本，到1949年後擔任首任文物局局長保護古蹟、成立“香港文物收購小組”促成國寶迴歸，這位兼具學者、收藏家和高級官員身份的文化名人，留下了一段傳奇經歷。
記者/張星雲
年輕時的鄭振鐸
為學術而藏書
鄭振鐸的孫子鄭源告訴我，自1949年從上海來到北京生活，他們搬過幾次家，都是因為書。
“剛來北京時，國家分給了一套小四合院，在西四牌樓南邊的頒賞衚衕13號。但在那裡住得時間並不長，緊接著上海舊家的藏書就要運到北京了，而那座小四合院根本裝不下那麼多書。”於是鄭振鐸帶著妻子兒女搬到了黃化門17號一處新居，“這裡的院子大一些”。他們在這裡住了六七年，隨著鄭振鐸不斷繼續買書，書房又不夠用了，於是再次搬家。
1958年他們搬到了靠近新街口的寶禪寺衚衕一處清代王府裡，這回院子大了，假山、池塘、亭榭樓閣一應俱全，書房也終於足夠容下鄭振鐸的藏書。“那年七八月份拿到鑰匙，開始裝修搬家，搬書最費時間，差不多到10月份書基本上都搬進去了，就打算他出國訪問回來以後住進新家，結果他卻再也沒有回來。”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去阿聯酋和阿富汗訪問，客機在飛往莫斯科途中失事。
儘管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但鄭振鐸生前經常在家人面前說，等他死後他的藏書都是國家的，於是家人將這句話作為遺言，把10萬冊藏書全都捐給了國家。這些藏書涵蓋戲曲小說、詩歌彈詞、古今版畫、考古美術等各個領域，不少是罕見珍本，它們全部入藏北京圖書館，該館特設“西諦專藏”集中保存它們，後來成為國家圖書館重要的館藏基礎。
“11月份北京圖書館的人就把書全都拉走了，祖父生前配的秘書也全撤走了，家裡沒剩幾個人，不再需要那麼大個院子，於是一家人又搬回了黃化門舊居。”鄭源說，他就是在黃化門的家裡出生的。他還記得，四合院北側是臥室和客廳，南側一排都是書房，那時大部分藏書已經捐給了北京圖書館，只留下了1萬多冊民國時期和現代的書籍，更多的是書架，一排排，總共有20來個，空空地立在書房裡。
“我記得小時候奶奶說，爸爸是愛書如痴的。那時每當發了工資或是領了稿費以後，家人總希望他能為家裡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但是全家老小盼來盼去，等他回家時發現拉回來的都是一車一車的書，家人也是望書心哀，無可奈何。想來他當時教授的工資不低，但他從來沒買過房，所有的財產就是書。”鄭源說。
《適園藏書志》記載清末民初藏書家張均衡所藏善本，上海“孤島”時期，鄭振鐸購得其藏書千餘部
鄭振鐸的藏書熱情是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那時他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後又從沈雁冰手裡接任《小說月報》主編。當時他的治學領域主要集中在以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上。1956年鄭振鐸曾在一篇文章裡專門寫到過20年代的情況：“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數人之外，誰還注意到小說、戲曲的書呢？這一類‘不登大雅之堂’的古書，在圖書館裡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訪。至於彈詞、寶卷、大鼓詞和明清版的插圖書之類，則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買便不能從任何地方借到的了。”由此他開始藏書，“於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秘冊”。
與以往那些偏愛宋元舊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書家相比，鄭振鐸收藏舊籍除個人的興趣之外，更多的則是出於學術上的目的。“受學術驅動而搜書，以搜書而促進學術，鄭振鐸實際上兼具學者和收藏家雙重身份。”專門研究鄭振鐸的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陳福康這樣告訴我。當時在學術文化新風尚的影響下，湧現了一批與鄭振鐸相同的新型藏書家，如馬廉、阿英、趙景深、傅惜華等。正是在他們的搜求下，許多珍貴的通俗文學文獻得以完整集中保存至今，為後來的通俗文學研究進行學術積累。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鄭振鐸乘船到歐洲避難，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裡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隨後返回中國，於30年代初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35年再赴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這些經歷讓他獲得了更廣闊的視野，也擴充了他的藏書領域。從歷代詩文到通俗文學，從古代版畫到經史典籍，無不在其蒐羅之列，用他自己的話說：“搜訪所至，近自滬濱，遠逮巴黎、倫敦、愛丁堡。凡一書出，為餘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無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節食不顧也。故常囊無一文，而積書盈室充棟。”
搶救“孤島”上的古籍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佔領上海，上海成為“孤島”。鄭振鐸在虹口朋友家寄存的80多箱藏書被毀，上海各書店紛紛關門，這些都使他意識到，連生命都無法保證，何況圖書，因此買書興致大減，全力投身於各類救亡運動。
不久，鄭振鐸發覺上海沿街叫賣殘書的小販逐漸多了起來。原來，此時日軍相繼佔領浙江、江蘇等地，很多藏書樓被毀，大量私藏古籍善本流散市場，而當時周邊最可靠的市場就屬上海。在上海，外國人用柺杖量書，論杖買走，北京書商也聞訊而來，經常在舊書店蒐羅好書珍本，回北京轉手後成倍獲利。鄭振鐸記述：“自前年中，目睹平賈輩在此鑽營故家藏書，捆載而北，嘗有一日而付郵至千包以上者。目擊心傷，截留無力，惟有付之浩嘆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嘆，哀此民族文化，竟歸淪陷，且複流亡海外，無復歸來之望。我輩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殘餘，則將來研究國史朝章者，必有遠適海外留學之一日，此實我民族之奇恥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喪一城、失一地以上。”
於是他又開始大量買書，並且比以前更專注。
由於個人財力有限，他常常為搶救一部或一批古書，將以前搶救下來的書拿去做抵押，借來錢後將要搶救的書買下，然後再設法將抵押出去的書贖回，再付利息。有時沒錢贖回，一度顧此失彼。這讓他明白，搶救古籍善本的資金不是他一人能夠支持的。
經過考慮，他找到了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徐森玉等人，結成“文獻保存同志會”，聯名給重慶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處寫信，申請購書經費。最終教育部長陳立夫和中英庚款董事長朱家驊同意，將南京政府原本用於籌建“中央圖書館”新館的部分資金用來購建古籍館藏。就這樣，鄭振鐸他們在日軍佔領下的“孤島”上海，開始了秘密收購流散古籍的工作。從1940年開始，這場“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購藏文獻行動”持續了兩年，冒險蒐購淪陷區書肆私家舊籍10萬餘冊，其中半屬善本。
這一秘密行動在當時只有很少人知道，已在大後方的朋友，屢屢來信催勸鄭振鐸儘早西行，然而鄭振鐸卻執意留居上海，由於行動“萬分機密、萬分謹慎”，他也無法向朋友表明心志。抗戰勝利後，鄭振鐸才在《大公報》上連載的《求書日錄》中道明緣由：“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裡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裡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
那時鄭振鐸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都堆得滿滿的。但與以往自己私人收藏不同，用公款買書必須要砍價，於是他除了在暨南大學上課，其他時間全都用於與書商們周旋。“我還不曾早餐，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帶了消息來，他們帶了‘頭本’來，他們來借款，他們來算賬。我為了求書，不能不一一地款待他們。”他借鑑清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收書的方法：每當書商帶著書找上門來的時候，即使沒有自己想要的書，也要選購幾部，不使他們失望，這樣他們才會源源不斷地送來書，其中自會有驚奇發現。此法果然奏效，許多壞書、平常書裡，往往夾雜著一兩種好書、奇書。有時十天不見好書，有時一天裡卻見到十部乃至數十部好書。
就這樣，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在兩年時間裡以總計不到百萬元的價格買下大量藏書，僅善本古籍就有3800多種，其中宋、元刊本300餘種，相當於同時期苦心經營幾十年的北平圖書館善本庫總數。他的老朋友葉聖陶直到鄭振鐸去世23年後才大致瞭解了鄭振鐸留守上海的原委：“現在看了這部集子裡的《求書日錄》才知道他為搶救文化遺產，阻止珍本外流，簡直拼上了性命。當時在內地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安全擔心，甚至責怪他捨不得離開上海，哪知他在這個艱難的時期，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正在做這樣一樁默默無聞而意義極其重大的工作。”
後來這批書被運往重慶，再轉而運到香港馮平山圖書館，準備運往駐美國使館寄存。可這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也把這批書帶到了日本，由日本軍政府管理。他們請了一位古籍鑑定家，專門給這批書編目錄，目錄還沒編完，日本就投降了。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拿著目錄向日本追查這批書，日方不承認，後來他一個一個圖書館挨著找，最後在上野帝國圖書館找到了這批書。日方依然不承認，可日方沒想到這批書早在被日軍搶走前就被鄭振鐸他們蓋上了“玄覽中區”章以為暗記，此名取自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中區”前輩們讀作“中樞”，有隱示“中央”之意。這批書大部分由王世襄親自從日本護送回國，歸屬“中央圖書館”，後來隨國民黨敗退被運到了臺灣，成為如今臺灣“國家圖書館”（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的館藏基石。當然這些都是後話，當時的鄭振鐸並不知道。
《中國版畫史圖錄》是鄭振鐸研究中國古代版畫二十多年的結晶
首任文物局長和“香港文件收購小姐”
共和國成立後，20年代與鄭振鐸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創辦《文學週刊》和《小說月報》的沈雁冰擔任了文化部部長，鄭振鐸則被任命為文化部下轄的文物局局長，主管全國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以及各地名勝古蹟和考古研究單位。
“從1949年前在上海‘孤島’搶救古籍善本，到1949年後擔任首任文物局局長保護文物和古蹟，其實鄭振鐸守護文化的思想一脈相承。”專門研究鄭振鐸的學者陳福康對我說。
在國家文物局，鄭振鐸力主請來了當時年僅37歲的書畫收藏家張珩擔任文物處副處長，後者不僅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其剛剛去世的叔父張靜江還是蔣介石聘任的“總統府資政”，但鄭振鐸力排眾議。張珩後來成為共和國初期古書畫鑑定大家，並在1961年牽頭成立了第一屆書畫鑑定小組，為許多重要文物留存傳世做出了頗多貢獻。
鄭振鐸也以他作為學者的識見，儘可能坦誠地向國家領導人進言，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為國家的文物保護工作建立一套符合真正學術標準的原則。1950年郭沫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後，任命鄭振鐸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鄭振鐸則說動考古大家夏鼐出任了副所長。1955年，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聯合郭沫若、沈雁冰、范文瀾、鄧拓、張蘇打報告給政務院，要求發掘明十三陵中的長陵。六位都是國家重要幹部和著名學者，也都是鄭振鐸的好友，他們的報告得到了政務院的同意，但鄭振鐸和考古學家夏鼐卻不贊成。作為明十三陵之首，長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在十三陵中建築規模最大，營建時間最早，地面建築也保存得最為完好。鄭振鐸擔心，一旦開掘，墓內長期處於嚴密封閉狀態下的文物因突然改變原先環境，將極易損壞。據說他除了與六人爭論外，還曾慎重地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不同意見。後來因長陵範圍太大，難以發掘，終於同意暫緩發掘長陵，另行試掘定陵。1956年夏鼐等人主持定陵發掘，雖取得成功，但也損失慘重，很多隨葬織物、木俑開掘後立即風化、變色。鄭振鐸與夏鼐上書周恩來，周恩來隨後通令全國，停止再掘帝陵，定陵也就成為1949年後唯一主動發掘的帝陵了。
上世紀50年代，諸多故宮佚散書畫流散於香港，鄭振鐸組織成立“香港文物收購小組”進行秘密收購。他請來文物鑑定名家徐森玉的兒子、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徐伯郊負責接洽議價，又請香港中國銀行的中共黨員沈名鏞負責付款，在香港以49萬港元的價格買下乾隆“三希堂”中的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又以80萬港元買下陳澄中所藏百餘種宋元善本，其中包括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
1949年8月，鄭振鐸參加新中國首屆政協的籌備工作，與文藝界其他代表合影
後來鄭振鐸又通過徐伯郊遊說在香港的張大千，讓後者通過私交向盧芹齋做工作，回購倒賣到海外的書畫收藏。而張大千也於1953年將自己最心愛的個人收藏，五代《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北宋劉道士《萬壑松風圖》等一批國寶，連同一些敦煌卷子等折價2萬美元，“半送半賣”讓給國家。《韓熙載夜宴圖》回來後，鄭振鐸非常高興，專門在故宮為它舉辦“特展”，一時轟動京城。“香港文物收購小組”用了4年時間，收購大量清宮流失書畫，除了“三希堂”中的兩幅和陳澄中藏書，還購得唐韓滉《五牛圖》、宋趙佶《祥龍石圖》以及宋馬遠《踏歌圖》等，這些文物組成了如今故宮博物院繪畫館的鎮館館藏。而香港秘密收購小組則長期為人不知，也沒有檔案文件披露，陳福康後來通過整理鄭振鐸寫給徐伯郊的十幾封書信才瞭解到一些情況。
擔任文物局長後，原為收藏大家的鄭振鐸從此自己不再買文物字畫。他這樣一帶頭，就在文物局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後來變成了明文規定，直到現在，國家文物局的幹部守則中仍然規定文物工作人員不得收藏、買賣文物。鄭振鐸將之前自己收藏的655件陶俑明器派人從上海運到故宮博物院，捐給了國家，後經鑑定，其中三分之一為國家級文物，故宮博物院即以此為基礎，專門成立了陶瓷館。而他珍藏多年的漢磚，則捐給了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館。
文物全都捐了，唯一留在他身邊的，便是那近10萬冊私人藏書，他說留下自己做研究用。
那幾年除了做文物局長，第一屆“人大”召開後，周恩來又任命他為文化部副部長，工作不免雜務瑣事繁多，但公務之餘，他幾乎把全部時間都花在了書上，依然保持著學者的習慣。鄭源告訴我，他父親鄭爾康曾回憶說，鄭振鐸手不釋卷，精力旺盛，無時無刻不在寫作、編書、翻譯，一天能寫5000到1萬字。那幾年他相繼編輯出版了24輯八開圖版618頁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將有關仰韶小屯文化、安陽甲骨、商周銅器、西陲漢簡、樂浪漆畫、武梁刻石、北魏造像、正倉唐器、敦煌壁畫、宋元書影名畫、明代刊本瓷皿、清朝畫像墨跡在內的歷史圖像從好幾倍的文獻資料中找出來，彙總到這部圖譜中。然後又彙總編輯出版了9冊《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
1957年春節剛過，也就是飛機失事前幾個月，鄭振鐸在給摯友徐森玉的信中說：“假期只是讀書，不曾寫什麼。感到讀過的書實在太少，即名目很熟的書也沒有好好地讀過，但開卷則必有得，亦以此自喜。‘學然後知不足’，的確，人人非刻苦用功不可。全靠聰明辦事，必至誤事。天天勸人讀書，聽得進這‘忠言’的有幾個人呢？”
（參考資料：《鄭振鐸傳》，陳福康著；《石榴又紅了》，鄭爾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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