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有兩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刻本《毛詩》，系同版摹印，其中一部系鄭振鐸舊藏（以下簡稱鄭氏藏本），北京圖書館編《西諦書目》著錄，版本定為“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相臺五經刊本”。此部裝為兩函十冊，藍布紙板四合套，函套有黃絹質料題簽，籤題內容為“毛詩鄭箋，第二函”，第一函的籤題已佚去。另一部裝為一函十冊，亦為藍布紙板四合套，鈐滿漢文合璧“學部圖書之印”、“南陵徐氏仁山珍藏”和“京師圖書館藏書記”三印，清徐仁山即徐乃昌伯父舊藏（以下簡稱徐氏藏本）。此殿本《毛詩》行款版式為8行17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對黑魚尾，有書耳，書名題“詩幾”，版心上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
兩部《毛詩》雖出於同版所印，但版框尺寸略有出入，鄭氏藏本為21.1×13.6cm，而徐氏藏本為20.5×13.5cm，可能書版由於受潮等原因而出現“漲版”現象。另外用紙也不同，鄭氏藏本似為竹紙，而徐氏藏本應為開化紙，說明同屬武英殿所刻也會有差異。武英殿除刻《毛詩》外，尚刻《周易》、《尚書》、《禮記》和《春秋經傳集解》四種，皆翻元相臺岳氏《五經》本。此殿本《五經》並不稀見，筆者也曾在古籍目錄中注意到，但一看是殿本便不自覺地產生輕視，也懶得目驗原書。編目中遇到此部《毛詩》，儘管屬於《五經》的零種，但它保留了原本的天祿琳琅藏印，大開眼界。總起來說，殿本《五經》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翻自清宮天祿琳琅舊藏元嶽浚本，而存貯於昭仁殿後廡“五經萃室”的嶽本《五經》，則因嘉慶二年（1797）的宮火而焚燬，故藉殿本可略窺嶽本《五經》的舊貌。其二，逐一原樣摹刻嶽本《五經》的印章，包括原書收藏印和天祿琳琅鈐印，據以可清楚嶽本《五經》的遞藏源流，更重要的是可推知乾隆年間天祿琳琅珍本入藏的細節性問題。茲即以鄭氏藏本《毛詩》為例，重點談談第二方面的價值。
此部《毛詩》，第一冊書衣貼有紙質題簽，籤題“毛詩鄭箋，御題宋版詩經詩，卷一、二”。第二冊至第十冊，籤題無“御題宋版詩經詩”，題“毛詩鄭箋”和卷第，每兩卷裝訂為一冊。每冊黃絹質料包角。據此部函套的題簽用料和籤題格式，以及書衣的題簽，應屬宮內原裝無疑。摹刻天祿琳琅藏書印有三方，即橢圓印“乾隆御覽之寶”、方印“天祿繼鑑”和小方印“天祿琳琅”。此外，乾隆《題宋版詩經》末摹刻“古稀天子之寶”和“猶曰孜孜”兩方印，每冊首、末均摹刻“古希天子”圓形印。根據摹刻印章的位置，知原書因捲一捲端葉右上角已有“晉府書畫之印之印”，故將“天祿繼鑑”鈐在左上角。然自第二冊卷三始，每冊首頁“乾隆御覽之寶”和“天祿繼鑑”兩印的鈐蓋位置同今所見天祿琳琅後編藏書。同樣，每冊末葉“乾隆御覽之寶”和“天祿琳琅”兩印的鈐蓋位置也同後編。有所區別的是原書副葉不蓋乾隆大中小三套璽印，說明原書是乾隆年間入藏的天祿琳琅書，而非後編書。另外，版心明確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也指明瞭原書的入藏時間在四十八年之前。天祿琳琅前編藏書完成於乾隆四十年（1775），習稱“前編書”，但此鈐印特徵卻又並不屬於前編書，隱約透露出乾隆年間的天祿琳琅珍本入藏還存在不同於“前編書”的階段。
天祿琳琅前編藏書毀於嘉慶二年宮火，至今未能發現一部明確屬於前編書的藏本。但前編書的鈐印，《天祿琳琅書目》中有記載，如《天祿琳琅鑑藏舊版書籍聯句》雲：“盤螭璽疊登璚府”，小注雲：“每部用乾隆御覽之寶及天祿琳琅兩璽。”此句詩為乾隆御製，作於乾隆四十年。又《天祿琳琅書目·凡例》雲：“諸書每冊前後皆鈐用御璽二：曰乾隆御覽之寶，曰天祿琳琅。”鈐印的規制，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康熙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本《鬳齋考工記解》（右圖所示），書中有館臣籤條，記此本因版本問題而撤出，實即自前編書中撤出，斷定所鈐的大朱方“乾隆御覽之寶”和小朱方“天祿琳琅”即屬前編書的鈐印特徵。經清華大學圖書館劉薔老師的調查，存世有數部此種鈐印規制的藏本，均不著錄於前編書目，稱為前編書的“目外書”。
實物證明，前編書還有另一套規制的鈐印。現存有一部乾隆內府抄本《天祿琳琅書目》，所鈐為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和小朱方“天祿琳琅”兩印，北京故宮博物院和甘肅省圖書館均有藏。眾所周知，《天祿琳琅書目》是前編書的書目，編成於乾隆四十年，在入藏上與前編書同儲昭仁殿，推知前編書有兩種規制的鈐印。國家圖書館藏另一部清康熙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本《鬳齋考工記解》和明刻本《大學衍義》，即均為此種規制。所以，鈐印不屬於上述兩種規制的不宜視為前編“目外書”，更非前編書。
武英殿所翻嶽本《五經》，據摹刻印章，只有《春秋經傳集解》一部原書鈐大朱方“乾隆御覽之寶”和小朱方“天祿琳琅”，而《毛詩》等四部則是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朱方“天祿繼鑑”和小朱方“天祿琳琅”（鈐在書尾）。原來乾隆皇帝得元相臺岳氏刻《易》、《書》、《詩》和《禮記》，獨闕《春秋》，命人自前編書中查檢，果得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遂撤出昭仁殿，與其它四經儲於昭仁殿後廡的“五經萃室”。《國朝宮史續編》有《聖制五經萃室記》一文即記此事，明確稱“茲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還岳氏《五經》之舊”。按《天祿琳琅書目》並未著錄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故撤出時間當在乾隆四十年之後，是以前編“目外書”的方式存儲在昭仁殿。所以，《春秋經傳集解》的鈐印屬於前編藏書的特徵，與《鬳齋考工記解》相同。乾隆又有《聖制題五經萃室岳珂宋版〈五經〉詩》，作於乾隆四十八年，推斷岳氏五經萃於一室的時間肯定不在乾隆四十年之前，疑就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之前的數年內，也就是說岳刻四經入藏天祿琳琅的時間是在乾隆四十年之後。而恰好與前編書所鈐的印章也不同，增鈐“天祿繼鑑”一方印，一律蓋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印，從“繼鑑”之稱可以揣測乾隆皇帝有繼續甄選善本入藏天祿琳琅的意願。按《聖制五經萃室記》雲：“天祿琳琅之書久成，所錄諸書皆以四庫分類，架貯昭仁殿。其丙申以後所獲之書，則別弆於御花園之養性齋，以待續入。”“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恰為前編書完成入藏的第二年，但宮裡仍續得珍本，別儲於養性齋，目的是待成一定規模之後再行“續入”天祿琳琅。而嶽本《五經》別儲“五經萃室”正是“續入”的一種方式，在入藏上屬於乾隆四十年之後的天祿琳琅“續入”書。而鄭氏舊藏《毛詩》的價值就在於以實物的形式（也包括其它三經），反映了“續入”書的鈐印特徵。因為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方退位，所以此段時期內的“續入”書，不鈐後編書副葉常見的包括“太上皇帝之寶”在內的三璽。存世也有“續入”書諸種，如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吳思賢刻本《文選類林》等，惜此部分書還未能充分加以揭示。
綜上，乾隆、嘉慶年間的天祿琳琅藏書分為四個階段：乾隆為帝時的前編書（包括目外書）、續入書，乾隆為太上皇時的後編書（包括目外書），以及乾隆駕崩之後嘉慶為帝時的入藏書。目前，兩岸故宮和國家圖書館正在合作編輯出版“天祿琳琅現存書目”和“天祿琳琅圖鑑”兩個項目，筆者均有幸參與。此前劉薔老師也出版了學術專著《天祿琳琅研究》，這都會對清宮天祿琳琅藏書的整理和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拙文提出的天祿琳琅入藏“續入”書的階段，對重新區分現存的天祿琳琅藏書，進一步瞭解天祿琳琅藏書的歷史，乃至於正在進行的合作項目，或許都會有所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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