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15日，魯迅使用王仁治所繪兩箋給許廣平寫的信。
枇杷箋題：“無憂扇底墜金丸，一味瓊瑤沁齒寒。黃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
蓮蓬箋題：“並頭曾憶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箇中儂自解，西湖風月味還多。”
可以見新婚不久、已有身孕的許廣平，看到這兩張花箋，能夠體味到魯迅精心挑選信箋的意義，以及平實文字中所感受到的夫妻溫情。
從1911年7月到1936年10月，魯迅現存手稿約1400多封，使用箋紙書信約400封。其中色彩豔麗的信箋數量之豐，令人震撼。其中多數是魯迅自身漫步於琉璃廠時挑選的箋紙，還有一些是鄭振鐸等友人的收集贈予。這些箋紙，大約有170種銘牌，總計數量高達560張。
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魯迅不間斷地使用箋紙，體現了魯迅對箋紙的鐘情，以及民國大家的文人意趣與文化涵養。魯迅使用的民國文人畫箋以陳師曾、王仁治、王詔、吳待秋為最。
陳師曾畫箋
《魯迅手稿》中可見最早使用民國文人畫箋的就是陳師曾畫虎符箋。
魯迅致李霽野手稿 1928年3月1日
陳師曾早在青年時代就與魯迅同為南京礦路學堂同窗，後共赴日本留學，魯迅在東京籌辦《新生》雜誌，陳師曾也是積極的支持者和贊助者。1912年秋，陳師曾歸國後，二人又同在教育部共事，還常一起逛小市，看畫帖，交換碑拓。自1914年1月起，陳師曾便成為經常妝點《魯迅日記》的常客，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不論是對魯迅，還是對陳師曾來說，二人共事，不僅是南京、東京時代以來知己的重逢，更包含了懷抱著相同理想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在達成共識、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構築起來的友誼。《魯迅日記》中記載的陳師曾小幅畫作大多收藏於魯迅博物館。魯迅珍藏的印章中有諸方為陳師曾篆刻。
魯迅在1931年用陳師曾畫虎符箋給李霽野書信，具有一定深意。李霽野為未名社的核心成員，在北京負責輔助魯迅《朝花夕拾》等書的出版事宜。從魯迅與李霽野來往的7封信中，可以看到魯迅想從陳師曾畫箋中挑出備選做《朝花夕拾》的封面，但最後似乎也不盡人意。
1928年1月31日致李霽野信中寫道：“《朝花夕拾》上的插圖？？但是書面我想不再請人畫。琉璃廠淳菁閣似乎有陳師曾畫的信箋，望便中給我買幾張（要花樣不同的）寄來。我想選一張，自己寫一個書名，就作為書面。”
2月26日致李霽野又寫道：“昨天將陳師曾畫的信紙看了一遍，無可用。我以為他有花卉，不料並無。只得另設法。”最後出版時用陶元慶的畫做了《朝花夕拾》封面。1931年寫到這一決斷時，或許虎符箋恰好發揮效用。虎符箋圖案極其簡明，直截了當地顯示出書信的功用。
魯迅致西諦（鄭振鐸）手稿 1933年2月5日
魯迅在1933年2月5日寫給鄭振鐸的信中稱：“去歲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
魯迅在《北平箋譜》序言中又講：“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合、鎮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復廓其技於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
陳師曾 “明月松風”墨盒 11×11×3釐米 徐無聞舊藏
陳師曾 “明月松風”墨盒（拓印） 徐無聞舊藏
可見魯迅認為陳師曾對其時畫箋設計開創性的意義。同時，這篇富有啟發性的文章，囊括瞭解讀詩箋與雕刻，以及更早的金屬鏤刻等發展趨勢的重點。
刻鏤墨盒的技術是怎樣轉化為箋紙設計服務的呢？陳師曾作為走在時代前沿的畫家，到了北京後，在墨盒的刻稿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藉助雕鏤手工匠人的力量，通過刻工的技術完美地呈現出畫稿的效果。
同時，藝術界還出現了嘗試給墨盒、鎮尺等文房進行墨拓，以拓本進行欣賞的風氣。為了打造出更加精緻的墨拓作品，產生出一種方便雕刻、用線較少、具有韻味的描線手法。而這種為專門墨盒設計出的描線手法，逐漸被應用到箋紙的設計中。更有甚者，通過減少運刀的程序，創造出具有更高藝術效果的描線。
魯迅從陳師曾等畫家身上看到了，由鐫銅而墨拓，由墨拓而刻箋版，這種藝術轉換所呈現出的獨特魅力。
虎符箋正是陳師曾探索出新的手法而創作出的“陳師曾式箋紙”。因此魯迅認為在裝幀《朝花夕拾》時，能夠用上陳師曾的箋紙。此後魯迅給妻子許廣平寫信還用陳師曾的“蓮花水草”箋、山水箋等。
陳師曾繪製箋
在《北平箋譜》編輯中，更是採用多至32張的陳師曾畫箋。箋譜中十分之一都是陳師曾的作品，可見魯迅對其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8張淳菁閣制小幅的單色梅竹箋，其後為淳菁閣制的8張花果箋，後續松華齋制的8張花果箋。色彩豔麗的花果鋪滿了整張箋紙。最後8張為灰色單色印製的山水箋，富有雅趣。上面有寫給收信人的文章內容，還有杜工部的詩文用作裝飾，同陳師曾的畫稿相映成趣。
齊白石畫箋
《北平箋譜》所佔比重最多的作品，除與魯迅、鄭振鐸二人熟識的陳師曾畫箋，就是齊白石畫箋佔22張之多。魯迅與鄭振鐸兩位編者對這位藝術家的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齊白石繪箋
魯迅一生雖未曾與齊白石謀面，但他對齊白石畫箋藝術評價很高，並在與鄭振鐸編書通信中多次提到齊白石。同時，魯迅在《北平箋譜》序言中也對齊白石所畫的箋紙十分讚賞：“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
同時齊白石也對魯迅、鄭振鐸選其箋譜大為肯定，以為知己。在《齊白石辭典·師友及其他》中，專設“魯迅”條目，說他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與鄭振鐸編印《北平箋譜》，第五冊內收有齊白石畫作二十頁。其中榮寶齋所印十二頁為花果，李振華刻；松華齋所印四頁為花果，張東山刻；靜文齋四頁為人物，李華庭刻。齊白石稱‘選錄者極有眼力’，引為知己”。
魯迅寫給黎烈文的信 1933年2月23日
魯迅在書信中曾使用齊白石畫箋兩封。一封為1933年2月23日寫給時任《申報·自由談》主編的黎烈文，信中探討是否可向黎烈文借蕭伯納專籍和郁達夫文章閱覽一事，所用箋紙為榮寶齋所制齊白石豆莢箋。另一封為1935年11月25日魯迅寫給自己母親的一封信，所用箋譜為松華齋制花果箋，題有“齊白石翁為松華齋制”，兩箋都選入《北平箋譜》中。
王仁治畫箋
魯迅使用的信箋中最多的是王仁治畫箋，共用畫箋23枚。
王仁治，字潛樓（多署名為），或潛孫，號冷公。光緒年間推薦到京師國子監學習。因擅書畫刻印，被宮廷延為內廷供奉，曾為慈禧代筆，畫上鈐印“鳳凰池上客”。他於民國十四年（1925），在杭州創辦西泠書畫社，並任社長一職。其山水、花鳥、走獸、人物皆有所涉獵，臨摹的任渭長女俠畫很受歡迎。魯迅多用王仁治所繪動物箋和花卉箋，也用過王仁治臨摹的任渭長紅線女俠箋。
在將王仁治繪枇杷箋、蓮蓬箋帶到北平大約一個月前，魯迅曾使用過其動物箋系列，如1929年4月7日寄給韋素園的兩張。其一“受天百祿”箋為黃版單色，箋上畫與“祿”同音鹿，以寓意吉祥。另一“駿馬脫重銜”箋為茶色印刷，畫一匹束縛奔馳的駿馬。
魯迅在信中圍繞盧納察爾斯基的藝術論，以及同期出版相關的翻譯問題展開激烈的論述，隨即筆鋒一轉，笑著預言道，創造社的革命文學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產物，不久就將轉向戀愛文學。魯迅尖銳筆觸，配合脫韁駿馬圖案的回首之姿，無比巧妙。
魯迅致李霽野手稿 1929年4月20日
此外，還有1929年4月20日寄給李霽野的信用了一張“風生虎嘯空林”箋，為一幅懸崖邊大樹下的虎嘯圖。信上寫道“上海的出版界墮落了，淨是印些吊膀子小說來騙人錢財”，這不容分說的駁斥文字的前方，“迅”字的署名完美地被老虎銜在嘴裡，應為有意之舉。
吳待秋畫箋
魯迅對“海上畫派”吳待秋畫箋也是非常推崇的。
吳徵（1878—1949年），字待秋，號春暉外史、鷺鷥灣人、抱居士等，浙江崇德人。吳待秋擅畫密梅，尤喜畫“五色梅”和“赭梅”。1906年，吳待秋赴北京就任京兆伊後，曾受榮寶齋之邀，畫有雪梅、紅梅、白梅、綠梅、赭梅及五色梅等每種6張信箋。
吳待秋繪箋
《北平箋譜》將這些梅花箋悉收入冊，共收錄17張之多。梅花箋取金農、羅聘之法，融於自身的寫生畫中，落筆輕盈，揮灑自如。魯迅稱其為“畫箋高手”，確非過譽之詞。
魯迅手稿中使用九華堂制吳待秋畫箋12張。魯迅寫給鄭振鐸的信，揭開《北平箋譜》印製序幕的第一封就是吳待秋畫梅花箋。信中講道：“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於各派）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後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此箋選取由吳待秋原以橫向構圖所畫的兩枝金木犀，畫上題有“雲外天香”四字，並有鷺鷥灣人的署名以及刻有“待松”二字的朱印。金木犀嬌嫩的花朵與題字、署名為橙色，葉片為淺青色，其飛白的效果，甚是美麗。
第二張印紅梅綻放於挺勁有力的枝幹上，題有“冷豔”二字，署名為“待秋”，印章為“岱秋”。原本魯迅質樸而灑脫的書法，與詩書畫印構成的信箋相得益彰，寫信人靜謐的思緒躍然於方寸之上。
這兩箋也是魯迅為了催促鄭振鐸加快編纂箋樣簿而拿給他看的樣箋，並在編輯《北平箋譜》時被收錄在第六冊之中。
魯迅應該極偏愛梅花箋，除吳待秋梅花箋，《北平箋譜》第三冊還收錄了吳觀岱所作梅花箋系列的四種銘牌箋。魯迅在1929年至1930年間也都集中使用此梅花箋。收件人為許廣平、郁達夫、川島，僅限於非常有限的交際圈子。
一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懷孕的妻子；其次是日本留學時代以來的知己，在上海時期被年輕的進步作家視為反動而遭到疏遠，唯有魯迅執拗地繼續與其交往；還有一位是衷心敬仰魯迅的作家、身處杭州的川島，曾住過魯迅家，幫助魯迅新婚旅行的籌備。
以上三位，可以說是自家人，不論是在內心生活激盪不安，還是在工作中面臨挫折時，他們是能夠傾訴私人情感的對象。梅花，“歲寒三友”之一，在這一特殊時期與魯迅並肩作戰的友人、親人他才會使用梅花箋。因此梅花箋於魯迅而言，還有一種特殊的慰藉。
魯迅致趙家璧手稿 1933年2月6日
在魯迅同左右兩翼文藝領域的論戰時，為了存亡救國這一中華民族的共同目標，決心求同存異的魯迅，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結成時，還支持將梅花視為其統一的象徵與旗號。對此，魯迅自身還曾經在梅花箋上書文，講述了自己當時的心境：“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會朽的腐草”。
此外在1934年編輯《北平箋譜》時，魯迅與鄭振鐸1月29日通信時談到，箋譜樣本中漏了一張梅花箋。因不知所漏哪一張，就附藏梅花箋清單一頁，清單上共有19位民國文人畫梅花箋，可見魯迅藏品之豐。
魯迅致西諦（鄭振鐸）手稿（附錄：所存梅花箋） 1934年1月29日
在魯迅去世前的兩年，他還大量使用過各色彩印的中國古代仕女箋11種、西洋跳芭蕾舞女孩箋9種、芥子園畫蘭箋8種、十竹齋博古箋7種，精細挑選給朋友書信。
魯迅致蕭軍手稿 1935年2月22日
魯迅致陳此生手稿 1935年6月17日
書信箋紙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特殊含義，有的是表達對妻子的思念，有的是符合心境信手拈來而用，有的是託物以言志，有的是因新發現了箋紙與眾分享，或是編輯《北平箋譜》的樣箋。據魯迅兒子周海英回憶也有一些是他玩鬧時，挑選出自己喜歡的箋紙讓父親用於寫信。
不論如何，在魯迅生命的最後階段，胸部染有舊痾的他，在悶熱的上海租界地，依然筆耕不輟地戰鬥著。他與知音好友、年輕藝術家之間的交流、溝通，構成了他生命最後的絕響。而這些信箋也能夠讓他得以放下論戰之筆，舒緩一下劍拔弩張的感情。那案頭的詩箋、花箋，是溝通心與心之間的工具，此時也促進作家新的神思，啟發新的工作，賦予其戰鬥的勇氣。
魯迅致舒新城手稿 1929年5月4日
魯迅致西諦（鄭振鐸）手稿
魯迅致趙家璧手稿 1935年11月9日
魯迅講：“譬如哪怕是極其簡單地收集幾枚畫有舊式圖案的箋紙，我們或許也能夠從中觀察到其所在時代的風氣、習慣以及社會的真實面貌。”
魯迅藏箋讓我們看到一位偉大戰士的藝術收藏，這一封封信箋，勾勒出魯迅的藝術修養，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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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丨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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