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君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真賞，宜也。
——魯迅
鄭振鐸
《雁蕩山之頂》鄭振鐸
紅的白的杜鵑花，
隨意在山徑旁開著。
我迎著淙淙的溪聲，
上了瀑布之頂---雁蕩山之頂。
疲倦了的夕陽光，
只照我一個人的身上。
偶然有幾隻歸巢的烏鴉，
在沉寂的空中，
呀呀地叫了幾聲。
淒涼的感覺，
突然沁入我全身的細胞中。
“荒山不可以久留，
還是歸來好。”
這樣地，我便復歸喧囂的人間。
人間雖喧囂，
總把我的心牢牢地維繫住了。
（1917年，20歲的鄭振鐸遊雁蕩山，留有新詩《雁蕩山之頂》，此詩是鄭振鐸早期詩作，亦是目前所能讀到的最早謳歌雁蕩山的新詩。）
鄭振鐸先生， 1898年出生於溫州市區乘涼橋的一戶官宦家庭，原籍福建長樂縣首佔村，全村皆為鄭姓。鄭振鐸這一房曾出了五名進士，是當地名門望族。
高祖鄭用蒼，進士出身，曾任山東鹽運使、領按察使銜、二品頂戴。曾祖鄭宏博是貢生，授甌寧學訓導修職郎，曾祖母是湖北巡撫柏蔭的女兒。祖父鄭允屏跟隨一位在浙江任道臺的表親當幕僚，曾隨他到東海中的銅山島守島。受當道臺的表親有意照顧，祖父後來來到溫州任鹽官。雖只是個九品的芝麻小官，倒也算是肥差。幾年後他便把家眷由長樂接到溫州定居下來。於是鄭振鐸便經常說自己是溫州出生的福建人。
鄭振鐸出生時，是家裡的長孫，當時家住乘涼橋的“鹽公堂”。“鹽公堂”的院子很大，前面是主管鹽務的衙署，後面是居家寓所。當他呱呱落地時，“鹽公堂”如逢大典，長輩給他取名為“振鐸”，有“搖鈴發出號召，一呼百應”的意思，希望他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
年幼時的鄭振鐸是在長輩們的鐘愛中度過的，但命運無情，在他七歲那年，在揚州知府衙門任職的父親突發急病，回溫州治療，不久便去世。從此，祖父一蹶不振，也病故了。從此，家中日趨貧困，一家四口只得依靠親友接濟及母親給人做些家務活度日。後來，鄭家也搬了一次家，但地點不清楚了，當年的“鹽公堂”現已蕩然無存了。
鄭振鐸八九歲時，母親將他送到縣城隍底的一傢俬塾讀四書五經。十二三歲時，把他送進了三官殿巷永嘉第一高等小學（今廣場路小學）。因家道中落，到冬天他仍是一身單薄的衣衫。日久天長，他便患了慢性鼻炎，兩行鼻涕常常不由自主地從鼻孔中掛下來，同學給他起了個“鼻涕佛”的綽號。有的同學還瞧不起他，甚至不和他玩，他總是獨自默默地坐在一個角落裡讀書。小學畢業後，他考進了浙江省第十中學（今溫州中學）。儘管常因交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但鄭振鐸還是以優異的成績讀完了中學。當他離開溫州到北京讀大學時，帶的是一隻皮箱和許多的書籍。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鄭振鐸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他一生橫跨多個領域，是眾人眼裡典型的“全才”。胡愈之先生曾在悼念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在文學工作中，你是一個多面手，不論在詩歌、戲曲、散文、美術、考古、歷史方面，不論在創作和翻譯方面，不論是介紹世界文學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遺產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個人很少能做到的那麼多的貢獻。”（《哭振鐸》）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鄭振鐸是較為複雜的一位，他不是一位簡單的作家或學者，也從來沒有將自己侷限於一隅。無論是在文學領域，還是在其他領域，他都取得了令人歎服的成就。不過，他始終都執著於文學本位主義的理念，在所從事的每項工作中都積極推動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
“伯樂”和“人梯”
在早期新文學的發展中，鄭振鐸是一位重要的推動者。他不但有著過人的社會活動能力，而且有著極為深厚的理論素養，在新文學建設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所主編的文學雜誌和書籍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著名作家何其芳曾說過，“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是鄭振鐸先生編的《小說月報》的讀者。他翻譯的泰戈爾的《新月集》和《飛鳥集》，也是我當時喜歡的讀物。我上大學的時候，他在北京教書，並且和章靳以同志一起編《文學季刊》。這個刊物對當時比較沉寂的北京的文學界，是起了推動作用的。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就是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悼念鄭振鐸先生》）可以說，鄭振鐸在新文學事業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作家走上文學道路，以及很多名篇佳作的問世，都和他的付出有著一定的關係。
早在“五四”運動之初，鄭振鐸就和當時很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對國家和民族的崇高熱情，積極投身到了改造社會的大潮中。“五四”運動剛爆發的時候，他與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創辦了一系列刊物，並大聲疾呼：“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新社會〉發刊詞》）文學研究會的創建是鄭振鐸先生文學事業中不可省略的一筆，作為該團體的發起人，他經大家推舉起草了《文學研究會章程》，並確立了這樣的宗旨：“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在新文學的建設上，鄭振鐸一開始就能表現出如此遠見卓識，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他對文學的理解不但冷靜深刻而且視野開闊，這個宗旨也幾乎成為了對他一生文學事業的精準概括。
鄭振鐸一生有過多種身份，而對現代文學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雜誌編輯。在上世紀30年代，郁達夫就對他的編輯工作極為認可。他在主編文學刊物期間，對新作家的提攜和新文學作品的推出更是功不可沒，這也使他在現代文壇上長期處在一箇中心位置。比如他所主編的著名副刊《學燈》，推出了很多重要的新文學作品，其中就有郁達夫的《銀灰色的死》。後來，從茅盾那裡接手主編《小說月報》後，他更是充分地發揮了“伯樂”的角色。著名作家許地山在他鼓動下走上了創作之路，並發表了《命命鳥》《商人婦》《綴網勞蛛》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女作家廬隱的處女作《一個著作家》是由他推薦，而代表作《海濱故人》則是經他親手發表。還有很多年輕的作家，因為得到了他的提攜，而在文學道路獲得了更為長遠的發展。
在編輯事業上，鄭振鐸是一種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高漲的工作熱情中，滲透著一種國家和民族的大義。比如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他與葉聖陶、胡愈之等友人因不滿當時的上海輿論界而創辦了《公理日報》。胡愈之先生後來曾這樣描述鄭振鐸這期間的工作狀態，“你把一切都丟開了，整晚不睡覺，自己動手寫稿、編報、校對、接洽印刷，還在你自己的家門口親自派報，所有當時參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幹勁。”（《哭振鐸》）在鄭振鐸的編輯工作中，從來都是有熱情而無私心。也正是因為這種高貴品格，才形成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的強大凝聚力。他先後主編過《文學旬刊》《文學》月刊、《文學季刊》《文藝復興》等刊物，幾乎每一份刊物的周圍都彙集了一個皇皇可觀的作者群體。曹禺的《雷雨》、錢鍾書的《圍城》等現代文學經典都是發表在他所主編的文學刊物上。
鄭振鐸在編輯事業上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所主編的雜誌上，還體現在所主編的一系列的文學書籍。在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叢書》裡，除了文學研究會成員的作品，也把當時其他團體作家的優秀作品一併出版。此外，還有《魯迅全集》《世界文庫》《美國文學叢書》等等。這些文學書籍不僅對早期新文學成就作了總結，同時也拓展了新文學創作的廣度和深度。可以說，鄭振鐸所從事的編輯和出版活動是其文學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他慧眼識英才的“伯樂”眼光和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
文學本位的藝術理念
鄭振鐸對現代文學的貢獻，與他獨到的藝術理念是分不開的。這種理念不僅體現在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上，還體現在他的創作當中。
在早期新文學的發展中，鄭振鐸首先是從一種理論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藝術理念。他既反對鴛鴦蝴蝶派在創作上的那種娛樂姿態，也反對正統文學的載道觀念。他明確指出，“文學就是文學：不是為娛樂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也不見得為宣傳，為教訓的目的而作之，而讀之。”（《新文學觀的建設》）他認為文學就是要抒發真性情，在提倡“血和淚的文學”的同時，他又認為“血和淚的文學不僅是單純的‘血’與‘淚’，而且是必須顧到‘文學’二字。”（《雜談·無題》）這種文學本位主義的理念使他超脫了那種狹隘的藝術視野，對當時的新文學創作來說，無疑是一種有益的矯正。我們也不難發現，鄭振鐸先生的文學觀念和魯迅先生有著很多相通之處。他從來不是簡單地為文學而文學，在提倡文學本位主義的同時，又非常注重文學的社會功能。
對於中國新文學事業，鄭振鐸也並非只滿足於理論上的構想，他從一開始就積極地進行著創作上的實踐。和很多現代作家一樣，鄭振鐸也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過重要的一筆。在“五四”時期一度流行的小詩熱潮中，鄭振鐸是主要的推動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則受到了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賞識。他在創作領域的涉獵相當廣泛，曾先後嘗試過詩歌、散文、散文詩、小說等多種文體。這些作品無不洋溢著濃郁的情感，它們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學的創作水平，而且也引導了一大批作家在創作上的實踐。
不過，鄭振鐸用心最多的還是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在他的代表著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話，“在我們的文學史裡，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因而，鄭振鐸極力提倡散文的抒情功能，如他的《山中雜記》《海燕》《歐行日記》《西行書簡》《蟄居散記》《劫中得書記》等作品集，無不是以強烈的感染力著稱。這種創作風格在他的小說中也有體現，比如他的《貓》《桂公塘》《黃公俊之後》等名篇，都帶有著不同程度的散文化特徵。值得一說的是，雖然鄭振鐸先生在創作中極為注重情感的表達，但是他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味的小資情調。在他的作品中，有纏綿感傷的氛圍，更有為民族大義拍案而起的衝冠之怒。像他的《街血洗去後》《六月一日》等文章，完全是一種大義凜然的控訴。
另外，鄭振鐸在新文學創作上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的原創作品中，還體現在他對外國作品的譯介上。在他翻譯外國作品的過程中，大都包含著一個二度創作的過程。他把自己的創作風格也帶入到了所翻譯的作品中，併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比如他翻譯的泰戈爾的《飛鳥集》，影響了包括冰心、何其芳在內的很多著名現代作家。尤其是他在翻譯那些童話作品的時候，更是充分考慮到了中國兒童的閱讀特點，帶有著濃郁的本土化特徵。而這些翻譯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當時的新文學創作。
自成體系的文學史研究
文學史研究是鄭振鐸文學事業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所著的《文學大綱》《插圖版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無不是現代學術史上的扛鼎之作。鄭振鐸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當然是和他那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分不開的。魯迅先生在1935年致增田涉的信中曾說過，“中國教授中鄭君是工作和學習都很勤謹的人。”更為重要的是，鄭振鐸還善於吸收前人的成果，在傳統研究範式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治學方式。他的治學態度和方法不但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學者，而且也讓包括魯迅在內的同時代學者大為讚賞。
在對待古今中外文學的態度上，鄭振鐸所持的是一種可貴的整體觀念。他認為文學可以有優劣之分，卻不能為狹隘的國家或群體觀念所侷限。因此他在治學上也頗有劍走偏鋒的意味，對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作品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尤其是對於中國古典小說，鄭振鐸有著一種天然的熱情。在他小時候，每次一翻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這些作品，幾乎是廢寢忘食。即便在避難歐洲的時間裡，他每天都要花去大量時間流連於英、法等國的圖書館，查閱古典文獻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治學方式上，鄭振鐸極為注重對前人的繼承，堅持處處用史料說話。在《研究中國文學的路徑》一文中，他這樣說過，“凡要下一個結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迴百折的自喊道‘拿證據來’。”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史料都是當時別人的著作中所沒有過的。對於這種研究方式，魯迅先生曾在1933年致臺靜農的信中說：“鄭君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真賞，宜也。”事實上，鄭振鐸的文學史研究不但受到了胡適先生的巨大影響，而且也得到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真傳。在他的文學史著作裡，不僅有新史料更有新發現。也正是因為有史料上的自覺意識，他在文獻的校勘和收藏方面做出了驚人的貢獻。
更為難得的是，雖然鄭振鐸非常注重史料的價值，但是他並不是簡單地為史料而史料。與當時流行的文學史著作相比，鄭著文學史的一個最大亮點就在於它的文學史觀。在研究過程中，鄭振鐸先生往往是從一種宏觀視角入手，來把握歷代作品和作家流派的演變。在這一點上，他接受了一度流行的“進化論”觀念。不過，他又完全超越了“五四”時期那種後者居上的激進立場，充分注意到了古代文學的價值，並指出了“進化論”在文學史領域的意義。他說：“所謂‘進化’者，本不完全是多進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顯示出來，使人有了時代的正確觀念，使人明白每件東西都是隨了環境之變異而在變動，有時是‘進化’，有時也許是在‘退化’。”（《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他的學術名篇《水滸傳的演化》《三國志演義的演化》《西遊記的演化》等文章，無不清晰地勾勒出一種“進化論式”的文學演變。
而在對待文學發展的問題上，鄭振鐸則提出了著名的“兩動力說”。在他看來，任何一種文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免會僵化起來。而在這個時候，文學往往因為兩方面的刺激，才獲得更為長遠的發展。其一是外來文學，其二就是民間文學。因此，他在論述古代文學的時候，格外注重來自印度文學的影響。同時，他也非常注重民間文學的價值，並梳理出中國小說的演變。那些在很多人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學，正是他所關注的對象。他的代表作《中國俗文學史》可謂是一部帶有開創性意義的學術著作，它不但豐富了當時的文學史研究，而且為後來的學者開闢出一個新的空間。
此外，在從事文學史研究的過程中，鄭振鐸也沒有簡單地就文學而論文學，在他的文學史觀裡涵蓋著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視野。比如在論述元代戲曲的時候，他就是從當時社會的生活現狀入手，深入剖析了元代戲劇興起的原因和發展的社會背景。他的代表作品《元代“公案劇”產生的原因及其特質》《論元人所寫商人、士子、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等文章，都是從一種宏大的社會歷史視角出發來探析文學問題。在今天看來，這種研究方式未免有些老套，而就當時的學術界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總體來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鄭振鐸有其無可替代的貢獻。無論是在新文學的建設上，還是在舊文學的整理上，他都功不可沒。從他那成就驚人的文學事業中，我們處處能夠看到魯迅先生的影子。誠然，鄭振鐸最終沒有達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是二人從事文學事業的方式卻驚人的相似，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也比一般人要博大精深。雖然鄭振鐸在創作以外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但是他自始至終都執著一種文學本位的藝術理念。因此，我們對他的認識也應當迴歸到一種文學的意義上來，尤其應當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背景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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